家庭养猪在农村的重要性及实例分析

1970年代，联民大队一带掀起了建房高潮，不少农民翻造了旧房，建设了新的平房。如果讲起造房子的钱从哪里来，许多农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两个字“养猪”。或许，这个答案有点儿绝对，却也部分地反映了当年农村的实际情况。在那个缺乏现金的年代，养猪可以一次性拿到比较多的钱。某个农民家庭一次出栏2头猪，每头猪重150斤，以平均价每斤毛猪0.50元计算，他一次就可以从食品公司得到150元现金。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他可能在生产队年终分配的时候还拿不到这么多的钱^[103]。当时农民们说，“用钱靠自己”，靠什么？靠的就是多养猪。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家庭有极大的养猪积极性。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发家致富的行为常常被当作“小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断受到批判甚至斗争。养猪是一个特例。家庭养猪与集体养猪一样，也受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面摘录1977年6月30日红江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全社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我们从中可以理解当年的畜牧政策^[104]。

下一步怎么抓法，主要抓五条：

①要抓纲，要抓纲治国。

②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华主席对畜牧的重要指示，带头学习，做到家喻户晓。

③狠抓落实，学习桐乡经验。贯彻最近华主席的畜牧政策。

④大搞群众运动，树立标兵，大家学习。

⑤加强各级党委对畜牧生产的领导，畜牧生产很快搞起来。

省委关于发展畜牧业规划草案，1977—1979年达到一亩一猪，一人一猪。1977年饲养量2 000万头以上，比去年增100万头以上。年终存栏数1 200万头，比上年增加115万头。存栏母猪100万头，比上年增2万头。保证完成国家计划。

积极发展集体饲养，积极鼓励社员养猪。

俗话说，猪多肥多，肥多粮多。其实，猪、肥、粮之间的关联还要加上一个环节，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这就是粮多猪多。1970年代，联民大队一带实现了猪、肥、粮之间的良性循环，这促成了家庭收入的增加，促成了第一次建房运动的成功。在联民大队，生产队除了分配给猪饲料地外，还专门分配给猪饲料粮。例如，1973年全大队全年饲养生猪1 828头，共分配饲料粮98 786斤稻谷，平均每头猪分到稻谷54斤。更重要的是，当年人口的分配粮食标准高，农民们可以把多余的口粮给猪吃。1970年，联民大队有3个生产队人均全年分配粮食550斤^[105]，5个生产队人均全年分配粮食450斤。1973年，全大队人均全年口粮540斤。1975年，联民大队粮食减产，全大队人均全年口粮降到433.3斤。我们从下面的表格中会看到，粮食的减产直接影响了1976年和1977年的农民家庭养猪情况。1978年和1979年粮食大丰收，分别达到全年人均口粮650斤、692.3斤，联民大队的养猪数量也在1979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值（见表5-5）。

表5-5　联民大队1962年到1982年猪、羊饲养情况表　（单位：头）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会计档案资料。

1970年，联民大队的总人口是1 517人，1980年增加到1 619人，在整个1970年代，联民大队的生猪饲养量每年都超过人均1头。1975年，联民大队有集体耕地11 885.192亩，桑园面积606.073亩，社员自留地136.25亩，社员饲料地61.6亩，合计总耕地1 992.515亩。大队的耕地面积年际变动极小，我们把联民大队全年养猪总头数与耕地面积相对照可以看到，1970年代，有4年达到了一亩一头猪的目标。对于联民大队的农民家庭来说，养猪的最大收益是可以得到“很多钱”。1975年，全大队各个生产队全年分配现金总额46 364.20元。当年农民家庭出售肉猪1 048头^[106]，如以每头肉猪毛重140斤计算，每斤价格0.50元，农民家庭全年出售肉猪可以获得人民币73 360元。农民家庭养猪得到的钱，是生产队发放现金的1.58倍^[107]。

平均数与加总数呈现了联民大队家庭养猪的概貌，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养猪在家庭经营中的地位，下面具体分析联民大队红江生产队周松山、章桂宝两个家庭的情况。

1976年，周松山全家共5人。周松山，男，出生于1914年；妻子冯大宝出生于1915年。儿子周子华出生于1944年，儿媳妇李淑梅出生于1946年。孙女周雅群生于1974年。周松山，一只脚有点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像摇船”。他是联民大队最早的共产党员，1950年代末退党。周志华中专毕业时遭遇“大跃进”，直接回到了家乡。周志华与李淑梅是“四清”积极分子，后来，周志华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负责共青团与民兵工作，李淑梅是大队妇女干部。周松山全家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家庭养猪小有名气（见表5-6至表5-9）。

表5-6　周松山户1973年度肉猪饲养情况表

续表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红江生产队会计档案资料。

表5-7　周松山户1974年度肉猪饲养情况表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红江生产队会计档案资料。

表5-8　周松山户1975年度肉猪饲养情况表(www.xing528.com)

续表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红江生产队会计档案资料。

表5-9　周松山户1976年度肉猪饲养情况表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红江生产队会计档案资料。

1970年代中期，周松山家的劳动力情况属于中等水平。周松山夫妻年龄偏大一些，且周松山本人“脚不大方便”；而周志正夫妻正当年富力强，都是大队干部，他们可以赚取较多的工分。上面4张表格详细记录了周松山家1973—1976年肉猪的饲养情况，我们选取其中两年做些分析，看看周松山全家参加集体劳动的收益与他们饲养肉猪的直接收益^[108]。1973年，周松山全家全年劳动所得工分为7 684分，当年每10个工分值折0.66元，全家生产队集体劳动^[109]所得507.14元。1973年，周松山家卖掉肉猪6只，合计重771斤，以每斤0.50元计，卖肉猪的收益为385.50元；全家养猪工分^[110]1 824.3分，收入120.40元。全家通过养猪的收入合计505.90元。周松山家当年养猪收益与全家劳动所得几乎相等^[111]。

养猪的收益激励着周松山全家养更多的猪。1975年，周松山家竟然出售肉猪9头，其中，1975年7月中旬一下子出售了3头，出售毛猪总重量达到1 231斤，卖肉猪的直接现金收入高达615.50元！1975年，周松山家养猪所得工分2 077.6分，当年工分值较低，仅每10分工0.57元，畜牧工分所得118.42元。两者相加，全家从养猪中获得的收益为733.92元。相比之下，当年他们全家从集体劳动中的所得就低得多。全家全年劳动工分8 410.4分，全家从集体劳动中所得为479.39元。养猪的直接收益比全家全年集体劳动所得高出254.53元，这在当年是一笔很大的收益^[112]。

周松山家有4个成年劳动力，尽管周松山的“腿脚不方便”，可以少参加集体劳动，但是，为了养那么多头猪，家里每个人不得不起早贪黑地辛苦干活。有的农民家庭有10多岁的小孩。小孩的“底分”低，参加集体劳动收益很小^[113]；另一方面，小孩“处于发育期，吃起来却像个大人”，因此，小孩加重着家里的负担。在联民大队一带，有些农民家庭就是因为小孩太多而陷入了困境。但是，有些农民巧妙地利用小孩发展家庭畜牧业，增加了家庭的年收益。联民大队红江生产队的章桂宝家就是其中一例。

章桂宝全家5口人。户主章桂宝出生于1933年，1976年时43岁，正值壮年。章桂宝的丈夫王海章从小到上海学生意，在上海救护车厂做到八级钳工。1962年，王海章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回到家乡联民大队。1969年，他与几位回乡工人一起在会龙桥一间草棚里手工制造出电动稻麦脱粒机，《海宁日报》以“草棚里飞出金凤凰”为题作了长篇报道。1970年代中期，他担任红江人民公社农机修造厂厂长，不再参加生产队劳动^[114]。王海章的父亲王友松出生于1910年，身体差，基本不参加集体劳动。章桂宝的儿子王国民出生于1961年，女儿王雅敏出生于1962年，1976年时分别是15岁、14岁。儿子女儿都已经离开学校，参加生产队劳动，但底分低，工分少。章桂宝根据家庭的情况，以多养猪来增加家庭收入。表5-10是章桂宝家1976年肉猪饲养情况。

表5-10　章桂宝家1976年度肉猪饲养情况表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红江生产队会计档案资料。

我们从表5-10中可以看到，1976年，章桂宝家卖了6头猪，合计重量934斤；周松山家1973年同样出售6头猪，合计重量771斤。章桂宝家养的猪更肥更重，因此，出售猪的收益也较高。章桂宝出售猪以后共拿到现金467元。1976年，章桂宝家养猪的畜牧工分1 855.6分，工分值是每10分0.68元，她家可获得肥料钱126.18元。两者合计，章桂宝全年从养猪中得到直接收益593.18元。那么，章桂宝从生产队集体劳动中的收益是多少呢？1976年，章桂宝全年劳动工分3 065.2分，王国民全年劳动工分368.5分，王敏雅是408.6分，全家合计全年劳动工分3 842.3分，全家集体劳动所得261.28元，大大少于养猪的收益！^[115]

其实，在联民大队一带，小孩对于家庭畜牧业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养猪，而在于养羊。我们下面先考察养羊，最后再看看养兔、养鸡。

海宁农村地区有着养羊的传统，农民们在长期的饲养实践中发展出一套与周边地区不同的养羊“模式”。农民家庭都圈养羊，从来不“放养羊”。大部分家庭都在猪棚的旁边做一个羊棚，与猪棚不同，羊棚都是“软棚”。农民们在柴屋里选好羊棚的位置，挖出一个深约两尺的方形或者长方形土坑^[116]。土坑的四面都要围住，其中靠外面的栅栏用四根竹子、两根木柱做成，以让羊吃草。栅栏的一角放一只缸，里面装水，给羊解渴。羊棚做成，农民们先在羊棚里填一层干稻草，再放羊进棚。此后，农民看见羊棚有些湿了，再填干稻草。如此反复，干稻草不断地与羊屎尿混合，又被反复踩踏，就成了很好的农家肥料，俗称“羊灰”。等羊棚被羊灰填满了，就需要“清棚”，即把羊灰挑干净^[117]。农民们在羊棚里不养山羊或者肉羊，而是饲养细毛羊；他们追求的不是美味的羊肉，而是纤细的羊毛。换句话说，农民们养羊不同于养猪，他们不追求卖成年羊，供城里人吃羊肉，而主要是为了卖羊毛。绵羊需要与良种公羊交配，才能保持优良品质。1960—1970年代，四联地区有专门为农民配种的羊场，场长周森林是兽医，他隔几年就会从新疆引进优质公羊，帮助农民配种。农民选择年轻、健壮的雌羊送到配种羊场，同时送去青草，让雌羊怀孕。羔羊出生以后，农民通常把雄羔羊直接卖给供销社^[118]，留下雌羔羊慢慢饲养长大。

养猪成本高昂，养羊恰恰相反，成本极其低廉。羊吃野草，野草自然生长，只要去割就行了。但是，野草的总量有限，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野草还有不断减少的趋势。所以，联民大队的农民们养到1 000头羊，已经达到饱和程度，没有增长空间了。196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公社里的孩子们都会记得割草的艰难。下午放学的铃声一响，各个不同年级的学生们都飞也似地跑回家，很多人要在天黑以前割满一篓草。他们甩掉书包，拿着草篓、镰刀就向外跑。一出门，却常常“像无头苍蝇那样不知往哪里走”，因为他们并不清楚哪个方向更容易找到野草。有时候，几个小孩在一起，他们用甩拳头的办法决定朝哪个方向走。当然，“小孩眼睛尖，手脚快，只要勤快，总能割到草”。但是，有些小孩“不是省油的灯”，有的到桑树地里捡枯桑叶，“顺手牵羊”就采桑树上的桑叶；有的到络麻地里“耙麻叶”^[119]，也不断地用手采络麻秆上的麻叶，这妨害了络麻的生长。1960年代中期，陈家场几个小孩“胆大包天”，割草割到大队长陈世福的祖坟上，松动了坟土。陈世福知道后大发脾气，逼几个小孩坐在用水浇湿的场地上，承认错误。大“四清”开始以后，这件事成了陈世福的一桩罪行。1970年代中期，陈家场种了数以千计的苦楝树，大人小孩都把楝树叶当草割，导致绝大多数苦楝树都枯死了。今天，一些陈家场的老人回忆起这种情况，他们会说，“我们割楝树也是没有办法，割草太难了”^[120]。

养羊的方式并不适合于集体^[121]。在农民家庭中，小孩本来是负担，养羊是农民们把负担转换成家庭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农民养羊的收益比养猪低得多。一头好的绵羊，一年卖羊毛也就8元左右，如果卖羊羔，每只不到1元。成年羊每只10多元，但交易不多，一些农民偏好养着剪羊毛^[122]。但是，与养猪不同，养羊是“无本钱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养羊还能让小孩“赚工分”。所以，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有着很高的养羊积极性。例如，章桂宝家的两个小孩才11岁、12岁，她家当年赚到“羊工分”^[123]1 469分；1975年，她家的“羊工分”是1 670分；1976年，达到了1 684分。章桂宝家的劳动力情况远比周松山家差，但是，由于充分发挥了两个小孩的作用，她家赚到的“羊工分”与周松山家差不多^[124]。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章桂宝家这几年里集体劳动赚取的工分与畜牧工分的情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利用小孩养猪羊”的价值。1973年，章桂宝全家全年总工分5 119.7分，畜牧工分3 067分，全家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仅2 052.7分，大大低于畜牧工分。1975年，全家全年总工分5 698.4分，畜牧工分3 166.2分，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只有2 532.2分。1976年，两个小孩的底分有了较大的增加，全家的工分构成情况有所改变，当年全家全年总工分7 381.9分，畜牧工分3 539.6分，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首次超出了畜牧工分，达到3 842.3分^[125]。

1960年代中后期，联民大队一带有部分农民养长毛兔。他们用竹片制造了专门的兔笼。兔笼的底部也由条形竹片制作，竹片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以便兔子的粪可以顺利地落到笼子下面，保持着笼子本身的清洁。长毛兔娇贵，要吃嫩的青草，特别喜欢吃“爬地根草”。家里的大人小孩不得不到处去找这种“爬地根草”。农民们每天会把兔子从笼子里捉出来，放在桌子或者其他干净的地方，用木梳轻轻松梳理兔毛。梳上两梳子，就用手把木梳上的兔毛小心地拨在一个地方。每天如此，慢慢地积累多了，可以到供销社去卖。在梳兔毛的时候，他们要仔细地打扫兔笼，让洁白的兔子生活在干净的地方。养长毛兔，兔毛可以卖钱，而兔子的机巧、聪颖、水灵、温顺更在艰苦的年代给农民们留下了温情的记忆。

在联民大队一带，家庭畜牧业几乎成为“用钱靠自己”的实践，但是养鸡不同，农民家庭养鸡，大多数是为了改善生活；家庭畜牧业通常与生产队的利益相一致，但是养鸡^[126]不同，养鸡与生产队集体之间存在着难解的冲突。

每年初春，陈家场的农民们大多到“街上”去“捉”小鸡^[127]。他们拿着一只小草篓上街，看到卖鸡摊头上那毛绒绒的小鸡十分可爱，就忍不住弯下身子，用手去挑选。看到好的小鸡，就“捉”到自己的小草篓里。“捉”好小鸡，付了钱，再用布把草篓封住。回家时，一路都可以听到“叽叽喳喳”的小鸡声。陈家场人“捉”小鸡，家家都很“狠”，家里只有两个人，却要“捉”10多只小鸡；很多人家每年都“捉”20多只甚至更多小鸡。

小鸡太嫩了，最好在天井^[128]里关几天喂食。有些人家没有天井，就搭个鸡棚。很快，小鸡可以自己觅食，农民们把所有的小鸡都放到外面，让它们自己找食吃。小鸡抵抗力差，有的会生肠胃病，没几天就死了^[129]。小鸡吃食少，但是，一群小鸡跑进屋子周边的自留地里，刚刚“春发”的蔬菜就遭殃了。农民多养鸡，最初伤及的是农民的自留地。年年如此，农民们早有所准备。他们纷纷从柴间里拿出络麻秆、桑树条，沿着自留地边缘扦插，扎紧篱笆，不让小鸡跑进自留地^[130]。

小鸡渐渐长大，跑得远了，吃得多了。自留地的篱笆已经扎紧，生产队里的麦子正在成熟。麦田成了小鸡们的主要目标，鸡饨里都是还没有成熟的麦粒。生产队集体与农民家庭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农民家里养的鸡太多了，不阻止鸡吃麦子，一定会造成麦子减产。生产队长召开队务委员会会议，讨论“禁鸡”的方案。生产队可能在两种方案之间作出选择：一是规定每户养一两只鸡；一是规定禁止鸡外出的时间。前一种方案实施的机率较低，生产队干部们知道，大家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掉很多“连雏毛都还没有褪尽的”子鸡^[131]。后一种方案定下来，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禁鸡”的方案一定会通过，但是，方案的执行一定会出问题。到了执行“禁鸡令”的那一天，只要有人看见鸡出来，就会效仿，也偷偷地让鸡跑进集体的土地。在相互效仿之下，“禁鸡令”形同虚设。生产队每年都有“杀手锏”，在鸡常走动的地方撒毒麦。因此，生产队每年都有鸡被毒死，都有人骂街。

农民们不得不把鸡全部关起来，不得不每天用粮食、蔬菜等喂鸡。每一家都感到了“鸡太多”的压力。有些人家把不到半斤的子鸡卖掉，有的杀了自己改善伙食。每家都留下几只鸡。农民们会留下“长得漂亮的雄鸡”，把雄鸡“阉掉”，成为“线鸡”^[132]，到过年时“吃白斩鸡，鸡肉特别嫩”。他们还会留下一两只母鸡，让母鸡下蛋。他们说，“家里有鸡蛋，来个亲戚朋友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