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业经营特点：多样作物、见缝插针、侵占集体资源、自给自足

如果我们把联民大队一带的生产队集体农业叫作精耕农业，那么，农民家庭经营的农业就是“超精耕农业”。仔细观察人民公社时期联民大队一带家庭农业经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五个鲜明的特征，即作物多样、见缝插针、侵占集体资源、高度关注与自给自足。我们以陈家场农民张宝芬家为例，看看这五个特征的实践方式。张宝芬，女，1932年出生，“四清”积极分子。“四清”结束以后担任联民大队党支部委员、大队蚕业干部与妇女干部。她的丈夫在嘉兴医药公司工作，婆婆王阿福1906年出生，从小受苦，小脚，难以下田劳动，但可以参加旱地里的农活。小叔王金祥，1928年出生，因小儿麻痹症导致左手左脚行动不便。家庭贫困，他很小就到庙里做和尚，解放初期回家，一直未婚。张宝芬有3个小孩，王菊芬，女，生于1950年；王菊芳，女，生于1955年；王东明，男，生于1958年。张宝芬家只有5间低矮的平房，平房后面有3间“猪羊棚”（也称柴间），但是，她家门前有3棵大枣树，东边有1棵大榆树，东边与北边有竹园，让陈家场人十分羡慕。1970年前后，她家全年饲养4头猪，每头猪1分自留地，就有4分自留地。全家6口人，每人半分自留地，共3分自留地。两者相加，全家有7分自留地，这些自留地大部分都在屋子后面。张宝芬的全部家庭农业就在这7分自留地与“屋脚边”^[79]展开。

家庭农业经营的特点之一是作物多样。

春天到了，自留地里的越冬作物开始“春发”。小麦开始扬花结穗。榨菜“发棵”，菜瘤日长夜大。青菜都长得水灵灵的。地里生长着两种不同品种的青菜，一种人吃，“吃口特别好”；一种长得特别大，俗称“长高白菜”，专门种了做猪饲料。大白菜长得稀疏，过年时已经吃掉一些，地里只剩下10多棵，每一棵都用稻草拦腰扎着，“使菜叶包紧，里面的菜叶又嫩又白”。卷心菜长得并不好，部分包紧了，部分没有包紧，“菜叶老，只能给猪吃”。自留地的两边种了豌豆，菊芬与菊芳已经为豌豆扦了篱笆，让豌豆爬藤。渐渐地，豌豆会沿着篱笆长高，开出白色的花，结出一串串绿色豆荚。自留地的另一边种着蚕豆，由于蚕豆花的花蕊是黑的，农民们爱说，“蚕豆花开黑良心”。

张宝芬的“屋脚边”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一长排韭菜长出了新的嫩叶。屋东边的菊花，冬天时割掉了枝干，春天开始发出新芽。屋后面的黄花菜，伴着春雨淅淅，长得茂盛喜人。屋前面的枣树下，开出了两块八仙桌大小的土地，专门用来种葱与蒜，随着天气转暖，葱与蒜都“长得像样了”。

春夏之交，农民们不仅在生产队里忙，在家里也“忙极了”。张宝芬家做番薯的春窖^[80]，剪出番薯头苗到市场上去卖。他们在自留地里种头苗，待头苗爬藤，他们在头苗地里剪出二苗到街上出售。同时，自留地里也种二苗。与陈家场的许多家庭一样，张宝芬每年一定会在自留地里种植一定面积的番薯。自留地种番薯，目标不是收获番薯，而是不断地剪番薯藤。番薯藤是猪爱吃的青饲料，番薯藤剪了还会再长，正好可以满足猪吃青饲料的需要。

张宝芬家的人计算着各种作物下种的日子，种子是上一年留下来的或者与亲戚、邻居交换的。豆类作物品种繁多，包括黄豆、豇豆、赤豆、绿豆、扁豆以及刀豆等，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家庭会留一种或者多种豆类作物的种子。在豆类作物成熟的时候，他们选择一些长得最好的豆荚，让它们“长得老一些”，以最后留种。种豆采下后，他们精心地把它们放在坛子里，到下种的季节，再拿出来。像陈家场的其他农民家庭一样，张宝芬家一定会留黄豆种子，其他品种的种子可以通过互换互惠来解决^[81]。例如，张宝芬家留有较多的豇豆、刀豆种子，却没有留绿豆种子，她乐意把多余的豇豆、刀豆种子送给亲戚、邻居，如她要种绿豆，也可能向邻居去“讨一点”。当时，陈家场的顾颐德家做绿豆芽出售，他家年年种绿豆，留种是自然的。其他人家要种绿豆，通常都向他家“拿几十粒绿豆种子”。有的农民“比较客气”，会拿着一小碗黄豆到顾家去换绿豆。

除了豆类作物种子以外，张宝芬家还留玉米种子；她的小叔子王金祥精通于种植南瓜，他每年都会留下南瓜种子。秋天，他每天都到南瓜藤里观察，选中几个长得特别好的扁南瓜、长柄南瓜，就让这些“种南瓜”长得老一些。等到南瓜皮黄透了，他摘下这些“种南瓜”，在家里放上一两个月，切开南瓜，小心地挖出南瓜里的籽，去除瓢，阴干^[82]，留到第二年做种。王金祥每年都留下较多的南瓜种子，他知道，10多户邻居都喜欢他家的南瓜秧。

但蔬菜的留种技术要求比较高，张宝芬总吩咐大女儿到5里地外的丰士庙^[83]去购买菜种或者秧苗。菊芬从小参加劳动，到20岁左右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位老乡下人”了。她一早起来，沿着弯弯的小路，来到丰士庙市场，购买青菜、浙大萝卜、胡萝卜、菠菜、芹菜、莴笋、蒿菜等各类菜种，回家后精心下种。在丰士庙街上，一些农民拿来一盘盘^[84]精心培育的茄子秧、番茄秧、冬瓜秧、辣椒秧、黄瓜秧、南瓜秧、丝瓜秧等不同蔬菜的秧苗沿街放着，等待着农民们来购买。与菜种不同，秧苗容易受伤，丰士庙跑一次，只能购买部分秧苗回家，因此，为了买到足够数量的秧苗，菊芬只能多跑几次丰士庙^[85]。

与生产队里的情况不同，自留地里的一些作物都是边收获、边培育。自留地里种植一些结果实的作物，一批果实成熟了，农民马上采摘下来，给植株施些肥料，以便下一批的果实长得更好。茄子、番茄、冬瓜、丝瓜等作物都是如此。南瓜的情况更加特殊。南瓜是爬藤作物，如果一根藤上在相对较近的位置结出了两个青南瓜，靠近枝头的那个南瓜很可能“隐掉”^[86]。因此，农民就干脆把靠近根部的南瓜采来吃掉，这样就“保住”了两个南瓜。除了果实类作物以外，番薯藤茂盛了，农民一定会“剪来喂猪”，并浇些肥料，让地里的番薯藤再生长；空心菜、蒿菜长茂盛了，农民们也可能“挑些嫩头”来吃，地里的菜还会长。

秋天，像生产队里一样，自留地里全部“换一轮作物”，不过，越冬作物品种有限，下种、培育都比较容易。张宝芬家每年都会安排约四分之一的自留地种小麦，小麦地的周边必定会种上蚕豆^[87]。大部分自留地都会种植各种蔬菜，其中，榨菜占了大半土地。菜地的旁边，王金祥总是种上豌豆。他的右手拿着种刀，弯下腰，掘出一个小洞。他的左手不灵活，但每次都能准确地从口袋里取出两粒豌豆，放进洞内。最后，他用种刀拨动泥土，盖住豌豆，就完成了一棵豌豆的下种。由于都是在生产队收工以后才动手，他起码得花3天时间才能最终“种好一圈豌豆”。

家庭农业经营的特征之二是见缝插针。

1970年代初中期，走进张宝芬家的自留地，我们就会知道“见缝插针”的含义。在那片有限的土地上，能种作物的地方都种上了作物，作物之间不仅没有留下“缝隙”，还有点儿“过分拥挤”，以至于有些作物“拔了长条”或者“缠在一起”。例如，长高白菜种得太密，春天气候转暖，春雨润物，长高白菜挤着长高了，却过分瘦长，当然，农民们说，“这是给猪吃的，没有关系”。小麦与豌豆距离太短，豌豆爬藤爬到了小麦上。“见缝插针”的绝妙诠释也许是粪缸边的种植。1969年年初，张宝芬家隔壁来了一位上海回乡知识青年，他看到宝芬家“朝天粪缸”^[88]边上也种了作物，就觉得太脏了。朝天粪缸本身就臭，几场雨下来，粪还会溢出来，弄到粪缸边都是粪水。所以，这位刚从城里回乡的人觉得粪缸边应当“空着”，王金祥却认为“空着浪费土地”。他紧贴着粪缸种了两排韭菜。韭菜“近水楼台”，长得特别茂盛。深秋时节，金祥从河边取来一些沙泥，敷在韭菜两边，把绿色的韭菜制作成黄色的韭芽。几年以后，这位上海回乡知识青年成了农民，他也在自家的朝天粪缸边种了韭菜，做起了韭芽。

当然，“见缝插针”需要技术，否则，庄稼“挤在一起”，反而没有收成。像陈家场的许多农民家庭一样，张宝芬经营家庭农业，最重要的“技术”是阴面的利用与空间的开拓。经营家庭农业，除了充分挖掘自留地的潜力外，张宝芬家还在“屋边地”上动足了脑筋。东边的“屋边地”只晒着上午的太阳，西边的只有下午的太阳，北边的更差，“一年四季，365天都晒不到太阳”。缺乏日照的地方能种什么庄稼？张宝芬以收获品为考量标准区分出三大类型作物：一是收获果实的，如番茄、茄子等；二是收获花的，如黄花菜、菊花等；三是收获叶子的，各类“绿叶素菜”就属于这大类。显然，绿叶素菜可以种植在阳光较差的地方，虽然缺少光合作用，长得瘦一些，却不妨碍收获。张宝芬常说，绿叶素菜“也要做点分别”，包心菜在阴的地方“包不起心”，大白菜在阴的地方“长不大，长不白”，这些“大菜”都不能种在屋脚边。她叫女儿们在屋脚边种菠菜、蒿菜、空心菜等“小菜”，她说：“蒿菜、空心菜种在屋脚边特别方便，需要的时候，用剪刀去剪一把来，洗洗就可以烧来吃。几天以后，剪掉的地方又长得很好了。”

空间开拓是人民公社时期家庭农业经营的一大奇观。1970年代，走进陈家场，到处可以看到爬在架子上、爬得有屋脊高的青藤，青藤上挂着等待收获的果实。爬藤作物可能高效地利用土地，真正做到“见缝插针”式地种植。张宝芬家屋后面种了一排南瓜秧，每一棵瓜秧旁边插着筷子般的小竹棒，棒上系根绳，“引着南瓜藤向上爬”。绳子的另一头系在靠在朝北屋檐上的竹架子上，南瓜藤通过竹架子，可以一直爬上屋顶。南瓜藤越向上爬，越能获得雨露阳光。到了夏天，张宝芬家房屋的北面屋顶上爬满了绿色的南瓜藤，一阵风吹过，硕大的南瓜叶随风翻动，露出绿叶间那被太阳晒黄了的南瓜。秋天，南瓜叶渐渐泛黄、枯萎，成熟的扁南瓜、圆南瓜、长柄南瓜东一个西一个地摆在瓦片上，就像是南瓜陈列展，看到的人都称赞“宝芬家的南瓜长得好”。当年，南瓜是联民大队一带最重要的爬藤作物，占的空间特别大。另外一些爬藤作物所占的空间相对较小。张宝芬家在枣树下种了几棵丝瓜，先用一根竹竿靠在枣树上，让丝瓜藤朝上爬，再用几根绳子系在枣树与屋檐之间。丝瓜爬到绳子处转弯，朝绳子方向爬，这样就可以躲开枣树的树冠，吸收到阳光雨露。本书作者家厢房的西边屋檐有近2米多高，本书作者在屋檐下种了刀豆，让刀豆的藤爬在靠着屋檐搭起来的竹架子上。刀豆边爬藤，边结豆，占了厢房那朝西的空间，也提供了原生态的菜肴。

家庭农业经营的特征之三是侵占集体资源。

在传统的大家庭中，各房小家庭通常都会打自己的“小算盘”，“揩大家庭的油”。人民公社把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变成农业集体中的成员。但是，他们的身体进了公社，心却仍然留在自己的小家庭中；他们有了公社社员的称号，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小农。他们白天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夜里常常做着家庭发财致富的梦；一旦有机会，发财之梦随时可能演绎成侵占集体的行为。无数侵占集体的行为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润物细无声”，却致命地损害着人民公社集体；犹如无数白蚁蛀食着大厦的柱梁，终有一天，公社大厦会轰然倒塌。

侵占集体资源的第一种表现方式是占地。农业经营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自从农民进入高级社以后，农民家庭经营的土地就只有面积极小的自留地。为了增加家庭农业经营的产出，农民总是有意无意地侵占集体的土地。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富饶的浙北农村也受到了灾难的侵袭。1961年下半年以后，“挖边”运动鼓励农民们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89]，从而帮助农民们较快地走出饥荒。“四清”运动批判了“挖边”，试图全面遏止农民侵占集体土地的“资本主义行为”。但是，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这种行为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自留地与集体的土地紧挨着，分界线通常是一条地沟。不少农民暗地里把地沟的边朝集体的方向挪动，以扩大自留地面积。联民大队的生产队长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他们会采取两种办法来阻止农民侵占集体土地的行为：一是每隔两年丈量一次自留地；二是划出整块界限清楚的土地作为许多人家的自留地。在陈家场农民眼里，后一种措施“更凶”，因为旁边都是村里人家的自留地，谁也不能占邻居或者亲戚的便宜了。

但是，生产队长们对于“屋边地”的控制却有点儿束手无策。联民大队各个生产队制订了差不多的“屋边地”政策，规定房屋朝南门前从“檐头滴水线”起4米宽为“场地”，东西两侧的“屋边地”从墙脚起向外1米，朝北的“屋边地”从“檐头滴水线”起向北2米。规定写在纸上，联民大队的许多房子都是祖上留下来的，“屋边地”的情况十分复杂，难以“一刀切”。以顾彩林家的房子为例。顾家的房子南面“场地”有5米宽，5米外是一条约1米宽的小石板路。陈家场的人踏着这条石板路去会龙桥街上，已经走了几十年。更麻烦的是，路外1米处还有一棵顾家的老枣树。这一切显然都无法变动，“只能让顾彩林占点儿便宜了”。顾家的其他几处“屋边地”情况更让生产队长无奈。顾家的房子前后有近30米。在东边，从墙脚开始向外2米长期为顾家所用，部分土地是小路，部分土地种着东西。西面约3米宽的地方，到处是乱砖杂瓦，似乎从来都是荒地。屋后2.5米处的地方，放着3只大粪缸。讲到粪缸占了地方，顾彩林气呼呼地说：“这是造房子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的，谁也不准动！”1970年代，陈家场多次丈量“屋边地”，但到了顾彩林家，生产队制订的政策都成了一纸空文。

当然，令生产队长头痛的主要不在于“屋边地”的传统状态，而在于农民在屋子周边侵占集体土地的行为。像自留地的情况一样，生产队隔几年要组织丈量一次“屋边地”，以便重新划定集体与私人之间的界线。但是，量地没多久，分界线又会向集体土地的方向移动。于是，新一轮集体与家庭之间的博弈又开始了。在这场博弈中，最让生产队长哑口无言的是部分农民“不占地，只占天”的行为。1973年，顾彩林在生产队规定的“屋边地”上种了一圈树，东、南、西三面种了苦楝树，北面种上白榆树。两年以后，树都长得超过了屋檐，顾彩林请人帮助修理树枝，把朝向房屋一边的树枝全部修掉，仅仅剩下朝向集体土地一边的树枝。又过了两年，朝向生产队一边的树枝枝叶茂盛，遮住了集体的土地。例如，顾家东面是集体的桑树地，由于苦楝树长得远比桑树高，“抢先”吸收了雨露阳光，那两排“被苦楝树罩住的”桑树就“长得不像样子”。1970年代初期，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村地区经济情况好转，一批“光荣妈妈”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进入了婚育的年龄，不少农民家庭开始筹划翻建房子。当时木材由国家配给供应，“整个大队一年里只有几张木材票”，黑市木料价格十分昂贵^[90]。为应对这种情况，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大量植树。几年以后，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私人树木“占天”，妨碍了集体土地里庄稼的生长。

在人民公社中，生产队干部会遏止农民“占地”，他们的行为既是维护集体利益，更是“在农户之间摆摆平”。生产队干部都是农民，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也都存在“占地”行为，有时候，他们干脆与普通农民“合谋”占地。在陈家场，生产队按照家庭总工分与猪羊饲养情况把外河水面划给农民家庭，农民们可以在划定的水面放养水草，也可以在划定水面相对应的河岸上种庄稼^[91]。1970年代，生产队秋蚕“上山”以后，陈家场有时会把部分桑树地划给农民家庭，让农民们“抢种一熟蔬菜”。那一次，陈望龙“心狠”，往生产队给他种蔬菜的桑树地里“撒些盐”，结果“吊尽了地力，收获了蔬菜，损害了集体的土地”。(www.xing528.com)

侵占集体资源的第二种表现方式是占用生产队里的肥料、农药、塑料薄膜等生产资料。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集体农业经营一直存在着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短缺的问题，在家庭农业经营中，生产资料短缺更加严重，几乎达到“饥渴”的程度。但是，自留地里的庄稼却普遍比生产队里的好，原因何在？农民们悄悄地把属于生产队的资源用到了自留地里。

人民公社中的肥料配给不利于家庭农业经营。一方面，国家化肥供应实行换购政策，农民把农产品卖给国家，国家按比例供应一定数量的化肥。自留地里的农产品大多用于家庭消费，当然拿不到换购的化肥。只有当肉猪出售时，才可能有几张化肥票。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号召农民多养猪和羊，根据当年生产队的政策，猪粪、羊灰都归生产队使用，生产队或者给“肥料钱”，或者记录“畜牧工分”，同时，生产队还给每头猪1分左右的饲料地。农民多养猪就可以增加自留地，却没有增加肥料的来源，所以，越多养猪，自留地里的肥料越紧张。严格地说，农民家庭农业经营中的肥料除了来自卖猪所得的少量化肥外，主要来自家庭成员的人粪。张宝芬家有7分自留地，只有6个人，6个人的粪哪能浇肥7分自留地？“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要想庄稼好，肥料当成宝”。当年，陈一揆曾经用自行车带了一对空粪桶到杭州，去居民家里收集人粪，再用自行车把一担满满的人粪“带回家”。陈家场的人都说他“本事大”。当年，看见一个男人在袁花塘河边急匆匆地跑，会有人调侃说，“这个人一定尿急了，想跑回家，把尿撒到自留地里”。

“一泡尿再大，救不了自留地里的庄稼。”很多农民把眼睛转向了猪粪。1970年代，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家庭大多建有独立的小屋，兼做柴间与猪羊棚间。小屋里有1个羊棚，1—3个猪棚^[92]。这一带传统上“硬棚”养猪，猪棚的地面用地砖或者水泥做成。猪棚的地面由里向外倾斜，并在靠猪栏栅的一个角上开一个缺口，缺口下面埋1只猪粪缸。当农民冲洗猪棚的时候，猪粪可顺利地流入猪粪缸里。猪吃得多，“食多粪多”，农民隔天或者每天都要清理猪粪缸，把缸里的猪粪挑到生产队的粪窖里。这一切都由每家每户的农民去做，没有计量，没有监督。这就为农民占用生产队的猪粪提供了机会。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祝六宝受到了审查。一天，有人揭发说“祝六宝不老实，把生产队的猪粪浇到自留地里”。祝六宝不服，逼着揭发者“拿出证据来”。揭发者带着群专小组的人去了祝六宝的自留地里，找出几根很粗的屎说：“这是人的屎吗？你拉出来的屎有这样粗吗？”祝六宝没话说了。陈家场的人事后说：“这个祝六宝真笨，也太明目张胆。想浇猪粪，多舀点粪水不就行了吗？谁能从粪水里闻得出人粪还是猪粪？”陈家场的人当然也知道，揭发者本来与祝六宝有矛盾，想借此机会让祝六宝出丑。“说起偷猪粪，谁的屁股后面都不干净，谁揭发谁呀？”

如果说“偷猪粪”是生产队里“眼开眼闭”的事实，挑河泥则更多地是得到了生产队的认可。每年冬天，联民大队一带的生产队都要抽干河水，组织挑河泥。白天，生产队组织农民挑河泥。傍晚，如果河塘附近有自留地，少数勤劳的农民会在收工以后继续干活，把一担担河泥挑到自留地里。河泥肥效不高，但可以改善自留地的土质，提高自留地的肥力，一些农民乐意“为自己干”。张宝芬家有一片自留竹园，由于长年不加土，竹根交叉，土地“板结”，竹子生长不好。那一年，生产队抽干了附近的河塘，挑了一天河泥以后，第二天下雨，生产队休息。张宝芬请了几个亲戚，冒雨帮助她家，从河塘挑河泥到竹园里，“足足填高了一层土”。果然，她家的竹园又长得茂盛起来。

与挑河泥的情况一样，在家庭农业经营中，农民从生产队里拿些农药、塑料薄膜也不会受到多少非议。春天，陈家场有些农民做番薯春窖，需要几公尺长的塑料薄膜，如果买不到，他们就到生产队里去讨；有些农民培育秧苗，只需要“桌子大”的塑料薄膜，都到生产队里去拿。生产队里的塑料薄膜是上一年用过的旧薄膜^[93]，透明度不够好，强度较差，“生产队并不把薄膜当宝贝，农民拿一点无所谓”。而且，大家都到生产队里去拿，就没有什么吃亏便宜的事，不会闹出什么意见。

农民家庭对于农药的占有也是如此。供销社把绝大部分农药都卖给生产队集体，自留地里遇到病虫害，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到生产队里去“拿”农药。有的农民本来就在生产队里除虫，收工前，他们留下小半桶“药水”，背到自留地里去“打虫”；有的农民干脆跑到生产队仓库里，自己带着个小瓶，让保管员给一些乐果等农药，回家后再找时间除虫。农民们对于“拿”农药没有什么意见，不仅因为“谁家自留地有了虫，都要去拿”；而且大家知道，“农药又不能‘当饭吃’，多拿了没有什么用，放着时间长了反而要过期”。生产队长关心的主要是集体“打药水”，1970年代，由于供销社可以确保农药的供应，生产队就可以放心了^[94]。

家庭农业经营的特征之四是高度关注。

在人民公社集体中，普通农民较少或者根本不关心集体土地上的庄稼。对于每个农民来说，他在集体的收获中都只占极小的一分子，“自己只占一点点，犯不着去关心”。另一方面，集体地里的庄稼由生产队长们管着，“用不着自己瞎操心”。于是，他们都把“心”放在了自留地上，高度关注着那里发生的每一点儿变化。“高度关注”是家庭农业管理的特点，下面举两个张宝芬家的小例子。

春天，南瓜爬藤以后，王金祥就忙开了。他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走出家门，来到南瓜丛中，认真、仔细地观察一朵朵南瓜花。他要看当天新开出了几朵雌花，几朵雄花，选择花蕊“最漂亮”的雄花，去插到雌花的花蕊中，并把几个雌花的花瓣捏在一起。这项工作俗称“腌花”，实际上是给南瓜花进行人工授精^[95]。他要观察前几天“腌花”后的结果，看看花下的南瓜是否“健康”，看看花是否在慢慢萎缩，等等。他要注意南瓜结果实的位置，如果一根南瓜藤上结了两个南瓜，他每天要看一看两个南瓜的“长势”，到靠根部的那个南瓜“可以炒青南瓜吃了”，就把这个南瓜采摘下来，以便让另一个南瓜顺利长大。有时候，他看到“腌花”后结出了一个好南瓜，就果断地把南瓜藤的头去掉，“让养料都集中在这个南瓜里，秋后，这个南瓜可以采下来做种南瓜”^[96]。

秋天，有一天下午，王金祥在自留地里翻番薯。先把番薯藤割掉，再拿铁耙一点点翻过去。翻一铁耙，弯下腰拣起番薯。翻到约一轮地的三分之一处，金祥发现了两个刚被地老虎咬过的番薯，却没有发现地老虎。金祥想，如果地老虎不消灭，会生长繁衍，今后会给庄稼带来更大损失。这么想着，他就蹲到地上，慢慢用铁耙耙泥，试图找到那只咬了番薯的地老虎。他找得那么仔细，附近的泥土翻转了三四遍，足足花了20多分钟时间，终于找到了地老虎。他杀死了地老虎，心安了，又开始翻番薯。又有一天中午，金祥从生产队劳动回来，走过自留地的时候，看到包心菜上有两条小青虫。青虫繁殖很快，如不及时消灭，会把包心菜菜叶“吃得七孔八洞的”。吃中饭的时候，他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家里人。当天下午收工以后，金祥带着菊芬、菊芳一起到自留地里。他们检查每一颗包心菜，一张张叶子看过去，看正面，看反面，看见有青虫，马上捉掉，用脚踩死。直到天黑，还只检查了一半。第二天一早，张宝芬与他们一起捉虫，终于把包心菜上的青虫全部捉完了。

家庭农业经营的特征之五是自给自足。

在人民公社中，集体土地都纳入国家种植计划，生产队每年春天都根据上级的要求制订“一年早知道”，规定每一片土地的作物品种。“自由种植”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受到批判。但自留地完全在计划经济概念以外，农民家庭可以在自留地上随心所欲地种植作物。

自留地的面积十分有限，在陈家场，生产队给每一个农业人口分配自留地0.5分，每一头猪分配自留地1分。农民家庭一般都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自留地，寻求最大的产出。但是，农民的工具理性受到传统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在红江人民公社，城北大队的农民有生产、出售蔬菜的传统，联农大队部分农民有“祖上传下来”种植中药药材的诀窍，所以，那两个大队中的有些农民在自留地里种植较多“面向市场的作物”。联民大队没有这样的种植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很难开拓新的市场机会。因此，在联民大队，农民家庭的农业经营更多地是自给自足^[97]。

正如自留地区分为给人的土地与给猪的饲料地一样，所谓自给自足包含着满足人的需求与猪的需求。这里以自留地里种植量最大的番薯与蔬菜为例，看看当年农民家庭自给自足的方式。

就单种作物而言，番薯是自留地里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在联民大队农民们的眼里，番薯是“最蛮”^[98]的作物。不管种在什么地方，高地、低地、坡地、屋基地还是刚刚开出来的荒地，番薯都能生长。肥料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阳光好一点或者坏一点，番薯藤“照样爬”。而且，番薯藤还不会有“病虫害”。所以，农民们首选番薯作为养猪的饲料，其中，番薯藤是猪的青饲料，番薯则是猪的精饲料。当然，农民们主要看重番薯藤作为青饲料的价值^[99]。像陈家场的许多农民家庭一样，张宝芬每年安排在自留地里种植较大面积的番薯。有一年，他们安排种了五轮地番薯，等番薯藤长得“挤进挤出”，家里就从最靠边的一轮地开始“割番薯藤给猪吃”。每一次割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轮地的番薯藤，割完以后，一定得浇上肥料，以便促使番薯长出新藤。番薯藤割回家，需要切成小段，烧熟再喂猪。这样每天割一点，一个轮回下来，最初割掉藤的地里又长满了新的番薯藤。于是，可以开始新的割番薯藤的轮回。秋天开始，张宝芬家就少割或者不割番薯藤了。一方面，自留地里的其他“猪食菜”如青菜等已经长得郁郁葱葱，可以挑来给猪吃了；另一方面，如果继续割蕃薯藤，地下就“一个番薯都没有了”。11月中下旬，番薯收获了。张宝芬他们割掉全部番薯藤，翻起番薯，高兴地看着丰收的成果。他们将花几天时间来处理番薯与番薯藤。王金祥用谷箩装了半担番薯，挑到东边的河里洗去泥土，拿回家，放到灶头上烧熟。烧熟一锅，翻到缸里，再烧一锅。如此反复，他们慢慢把自留地里翻起来的番薯全部都烧成了熟番薯，贮存在3只缸里，缸口用塑料纸封起来。这3缸番薯是冬天猪吃的精饲料。宝芬的两个女儿“手脚快”，专门切碎番薯藤。金祥早已为腌制番薯藤准备了4只足足可以放5担水的大缸。姐妹俩切好一担番薯藤，放入大缸里，金祥爬进大缸，用双脚反复踩踏，压实缸里的番薯藤。然后加一层番薯藤，放上水，再踩踏。这样一层层压紧番薯藤，直到装满整个大缸。他们找来一块石板，压在番薯藤上，加满水到缸口，让番薯藤都浸在水里。这叫作“水腌番薯藤”，冬天当作猪的青饲料。

在传统农村，农民种植的蔬菜品种“掰着手指就可以数出来”。1960—1970年代，蔬菜新品种不断引进，农民自留地里种植的蔬菜品种大大增加，农民餐桌上一改过去“青菜加豆腐”的单调，“花色品种多了起来”。但是，当年自留地里的蔬菜培育仍受制于节气的约束，农民们还是“靠天吃菜”。因此，要想“一年四季都有菜吃”，需要运用传统的简单加工技术。陈家场农民们腌制的蔬菜品种包括黄瓜、茄子、各类绿叶蔬菜、萝卜、生瓜、苋菜茎秆等。这里先以黄瓜为例。张宝芬家每年都在柴间的旁边搭两个长长的黄瓜棚，初夏，黄瓜结果，宝芬的婆婆阿福负责每天去采摘黄瓜。宝芬家很少吃炒黄瓜、凉拌黄瓜之类的小菜，采下的黄瓜，儿子女儿喜欢拿来生吃，其余的由阿福腌制成酱瓜。阿福用手把盐抹到黄瓜上，再把黄瓜叠在小钵里，装满，把小钵放在朝南的窗台上。几天以后，阿福从小钵里拿出黄瓜，塞入一只酱壶中，塞到离壶口1寸处，放上酱油，给黄瓜着色。她再把壶放到窗台上，让腌黄瓜受到太阳、夜露的滋润，“这样腌出来的黄瓜有鲜味”。此后，阿福每天都要去仔细看看腌黄瓜，捉掉里面的蛆虫。10天以后，她用一层薄薄的丝绵盖住壶口，“苍蝇再也不能在腌黄瓜里产卵了”。再过一些日子，她可以把壶放起来，“里面的酱瓜，吃上一年也不会坏”。

春天，自留地里大量绿叶蔬菜收获了，张宝芬全家行动起来，要及时处理这些容易变质的绿叶菜。此时，冬天腌制的番薯藤已经被猪吃得差不多了，空出来的大缸正好用来腌制大量长高白菜。此后，长高白菜替代番薯藤成为猪的青饲料，一直吃到新鲜的番薯藤“上场”^[100]。这种“猪食自给”的安排在前一年冬天种菜的时候就付诸实践了。

联民大队一带最有名的腌制食品是“冬菜”。农民们前一年在自留地里种下青菜、芥菜等绿叶蔬菜，第二年春天收获的时候，他们切掉菜蒲头^[101]，去除黄叶，挑到河边洗干净，再放在帘子上连续晒几天太阳。他们根据眼看、手捏来判断菜的含水量，确定腌制的时间。张宝芬家的人经验不足，他们常常会请隔壁的顾彩林前来帮忙。顾彩林知道，张家的人喜欢酸味，她会让菜的含水量高一些，这样做出来的冬菜偏酸。反之，菜晒得越干，做出来的冬菜越没有酸味。腌制的时候，张宝芬把部分晒干的菜放入面桶里，放盐，用双手反复搓揉，直到盐菜均匀。然后，张宝芬拿出事先洗干净的甏，一边把菜放入甏中，一边用木制塞菜棍把菜塞紧。菜一直塞到甏口，张宝芬用几张黄菜叶盖住甏口，搬到屋外墙的附近或者室内墙脚边，挖个坑，把大半个甏埋入泥里，冬菜就做好了。3个月以后，冬菜可以挖出来吃，俗称“新鲜冬菜”。冬菜在地里埋上一年甚至几年都不会变质。在盐官的城北地区有一个汪村，农民们用越冬的乌油菜做冬菜，俗称“汪菜”，“汪菜”在浙北部分地区至今仍有一定名气^[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