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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业生产:当年村民如何应对全年生产?

时间:2023-05-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60—1970年代,凡是当过生产队长、副队长、队务委员的人都知道“当家人”该如何安排全年生产。方法之一是抢季节种些“可以卖钱”的作物,如瓜类、蔬菜等;方法之二是抓副业生产。那时候,陈家场的副业生产主要有菊花生产[59]、丝绵与窑厂三大类。联民大队第二项副业是“剥丝绵”。“剥丝绵”又称“裹阿子”[61]、“剥茧子”,是把茧子剥开,制作丝绵的过程。三四个男劳动力在老虎灶上烧茧子,为女人们送茧子。

副业生产:当年村民如何应对全年生产?

1960—1970年代,凡是当过生产队长、副队长、队务委员的人都知道“当家人”该如何安排全年生产。他们“挖空心思”增加粮食面积,提高粮食产量[56]。1960年代,生产队的粮食生产只为吃饱肚子;1970年代,“肚子问题已经解决”,增产粮食,为的是“让‘大肚子’把粮食转化为现金”[57]。他们安排络麻种植,络麻的产出正好抵交农业税。他们“根据桑树的长势”订购蚕种,卖出蚕茧,才有钱购买农药化肥与其他生产资料。最后,生产队一定会努力“抓现金收入”,如“脱了把子”[58],年终决算时,生产队就难以分足现金。如何“抓现金收入”?方法之一是抢季节种些“可以卖钱”的作物,如瓜类蔬菜等;方法之二是抓副业生产。那时候,陈家场的副业生产主要有菊花生产[59]、丝绵与窑厂三大类。

菊花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杭州及周边农村地区的农民们有种植菊花的传统。菊花易适应环境,即使生长在墙脚边、满是碎砖乱瓦的地基上,深秋时节,菊花照样露出张张圆圆的笑脸。联民大队一带的菊花区分为黄菊与白菊,其中白菊特别有名,称为“杭白菊”。菊花经生产队简单加工后出售给供销社,是重要的中药药材[60]

菊花喜旱怕涝,适合在旱地里生长。像络麻种植一样,农民们先做好垦地、耙地、施基肥、编轮等项工作,再移植菊花。农民们从前一年的菊花地里挖出菊花根,或者从街上买来菊花根,把每一棵菊花根掰成几份,每隔6寸左右种上一份。覆盖泥土,浇上清水粪,种植工作就结束了。

春雨淅淅,大地复苏了,菊花萌芽生长。菊花地的管理比较简单,主要是除草、松土与施肥。入夏以后,墨绿色的菊花叶层层叠叠,尽情地汲取着雨露、阳光,有效地抑制了野草的萌发。农民们不再需要做什么工作,他们时而欣赏着串串花蕾,时而计算着采菊花的时辰。

深秋,菊花盛开。女人们戴着印有彩色图案的大草帽,穿着花布衣服,系着小竹篓,高高兴兴地下地采菊花。蓝天、白云;艳丽的菊花、飞舞的彩蝶;轻松的农活,丰收的场景;这一切让采菊的女人们心情愉快,采菊花地里传来一片嘻嘻哈哈声。

地里采菊花,生产队公房里烧水忙。生产队在公房里临时搭了一个大灶台,安排两个男劳力帮助蒸菊花。菊花从地里采来后,需要放到蒸笼里蒸熟。菊花蒸熟,农民们从灶台上搬下蒸笼,把整笼菊花倒到事先准备好的蚕匾中。然后,让菊花晒上几个大太阳,干透了,就可以出售给供销社。

菊花可以充分利用杂地,每亩的收益也较高,但是,后续加工比较麻烦。1960年代初期,联民大队的菊花种植面积超过了瓜类、蔬菜,到197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队集体不再种植菊花(见表5-4)。

表5-4 联民大队种植菊花情况表 (单位:亩)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会计资料。

联民大队第二项副业是“剥丝绵”。“剥丝绵”又称“裹阿子”[61]、“剥茧子”,是把茧子剥开,制作丝绵的过程。在人民公社时期,蚕茧是国家统一收购的“重要物资”,生产队不应当私自留下茧子“剥丝绵”。当时,粮食的国家任务有“硬指标”,农民即使饿肚子,也首先要完成国家指标。蚕茧的收购是“实产实收”,就是生产多少,出售多少。这就给农民们留下的“偷机”的余地。1960年代,联民大队各生产队每年留下茧子总产的8%—10%,例如,1968年,红旗生产队共生产蚕茧5 984.5斤,自留春茧330斤,秋茧264斤,合计594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5年。此后,生产队自留茧子数量大大减少,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队自留茧子“剥丝绵”,主要是为了提高收入。1970年以前,国家收购每百斤茧子平均单价125元左右,而一担茧子加工成丝绵后,可以卖到400元以上,用农民们的话来说,“生产队出点加工费是合算的”。1978年以后,国家收购每担茧子的价格提高到215元以上,茧价的提高导致“剥丝绵”的比较收益下降,生产队不想“多找麻烦”。另一方面,1975年以后,四联片部分生产队可以从四联窑厂等其他途径获得收益,“东边不亮西边亮”,少剥点丝绵没有关系。(www.xing528.com)

“剥丝绵”是妇女们的活。蚕茧要及时处理,否则,蚕蛹生成蛾,会咬破茧壳,严重影响丝绵的质量。“剥丝绵”的过程可以区分为煮、剥、套、晒四个步骤。煮,就是把茧子放到锅里煮10多分钟,把茧子都煮“熟”。剥,就是把茧子剥开,去掉茧子里的蚕蛹。农民们先准备好“剥丝绵”的木桶,俗称“阿子桶”[62]。他们在“阿子桶”里放半桶水,桶中间放一只约40公分高的椭圆形毛竹环,俗称“阿子环”。“阿子环”的两只脚插在一块木板上,木板放在“阿子桶”里,用一块铁锭压住。“阿子桶”放在两条长凳上,桶的两侧坐着两个“剥丝绵”的农妇。煮熟的茧子放到“阿子桶”里后,妇女们就熟练地用双手“剥茧子”。她们先把剥下来的蚕丝绷在左手上,绷到一定的厚度,就拿下来,放在“阿子桶”的一边。套,就是把原先绷在手上的蚕丝拉开,用力套到“阿子环”上。“套阿子”要用力气,她们都站起来,借着身体的力量,双手压着套下去。蚕丝(即“阿子”)套到一定的厚度,就从“阿子环”上拿下来。晒,就是把从“阿子环”上拿下来的丝绵穿到事先准备好的竹竿上,放在太阳下晒。晒干以后,就成了一片片如“阿子环”般大小的丝绵了。当年,丝绵是高档的保暖用品,可以做棉袄、棉被、棉裤、棉鞋等。

在陈家场,春茧或者秋茧刚刚开始采摘,生产队就开始“排场”[63]“裹阿子”了。陈家场顾浩然家的大院子东北边坐落着3间高大的平房,早先,这里是陈姓地主家的房子,土改以后,成为“国家财产”。但是,国家没有来管过,房子一直由生产队“派用场”[64],连续很多年成为“裹阿子”的场所。生产队在这里打了“老虎灶”[65],女人们忙着从家里拿来长凳,长凳上放着“阿子桶”,桶内放好“阿子环”,有的还在桶里放足了水。

“裹阿子”的劳动是令人难忘的。三四个男劳动力在老虎灶上烧茧子,为女人们送茧子。女人们这里喊,那里呼,送茧子的男人“比茶馆里的跑堂还忙乎”。三四十个女人坐在同一个大厅里剥茧子。她们“张家长、李家短”地扯着,“南天头、北亩头”地聊着,在吵吵闹闹中度过了一天时光,拿了一天工分。在陈家场的水泥场地上,几个中年妇女也十分忙碌,她们负责把裹出来的“阿子”晒干。天气好,太阳大,她们的工作还算轻松。一旦下起了阵雨,她们得赶紧把竹竿搬到屋子里,忙得“像救火似的”。

陈家场的第三项重要副业是窑厂工作。2001年8月,胡少祥在日记中回忆了当年四联地区办窑厂的情况:

根据农村的发展情况和初露住房改造的苗头,当时,公社领导考虑到建筑材料的紧张,四联地区条件和地理位置的适当,一是上下河水上交通的便利,办窑的主要原料是泥土,二是因为四联地形高,可取土方多、高地高岗很多,搬掉高地反而可以上水种稻,成为产粮的良田,何乐而不为呢?

当时,公社党委决定在四联地区首先办个砖瓦窑厂,四个大队合作做好选地点、落实人员、筹集资金、组织领导班子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窑厂一建成,确实生意红火,顾客盈门。这里办的一个土窑,以烧柴为主,出的是青砖和土瓦各半。广大农民以柴调砖瓦,每450斤柴调1 000张土瓦,每550斤柴调1 000块青砖,每逢大小麦收获,各户都将全部的大小麦柴介入[66]窑厂。晚稻收获又将稻柴全部挑到窑厂,长年累月,待到准备建房的时候,向窑厂提取砖瓦。算算自己的资金,又算介入窑厂的柴能取多少砖瓦,可达到建房需要的数字,即可准备建造。

介柴和提砖瓦[67]有很大难度,因为广大农民一起来就成了个大市场、大气候。每逢收获柴草的季节,窑上的人很辛苦,从早到晚有人介柴,需要过秤,开收据,每到傍晚都要把许多乱放的柴堆整齐,把柴堆得高高的,防止被大雨和阵雨淋湿。农民介柴要排队,想利用出工前的早上,有时等了又等,耽误出工时间。柴略潮要打折扣,清白度差了要扣份斤[68]

1970年在油车港北头西岸办起了四联土窑厂以后,大量的燃料当然由四联及周边地区的广大农民所提供,以柴调砖调瓦,凭柴票预约结算提货。

另一种原料需求量大,就是泥土。砖瓦都以泥土为原料,先将泥土制成砖、瓦的坯子,经过烧和闷,就成了砖和瓦。四联人民历来没有这方面经验,制窑、烧火、闷窑、封窑都请外地师傅,制泥砖坯和泥瓦坯也请外地人。制泥砖坯一学就懂,几乎每户人家都会制泥砖,取代了外地人。制泥瓦坯难度较高,长期请外地人搞。当时由某生产队提供泥土和晒场,由生产队雇请泥瓦师,最后将泥瓦坯介给窑厂。后来,本地人取代了外地人。搞泥瓦坯需要一定大的场地,只有一个生产队才能搞,一家一户是不能搞的。泥砖坯的晒场大小均可,所以每家每户都可以搞的。当年有很多人家搞泥砖坯,向窑厂出售,有的人家利用空闲时间和早晚休息时间搞得很多,当时每块砖头是2分半至3分,每块泥砖坯1分钱。

除了向窑厂出售泥砖外,不少人家都制作过这种泥砖,自己家里砌内墙、打灶头等也可当砖头用。四联窑厂还组织过一些人在现在的祝会茧站这个地方,制过磨刀砖坯,即沙土制成,烧过之后为荡砖[69],向商业部门打开销路[70]

胡少祥回忆中所说的“某生产队”就是陈家场的红旗生产队。1970年,陈家场每天有农民参加土窑建设。他们为请来的造窑师傅挑泥,做造窑师傅的“下手”,例如,窑膛用土砖砌起来,越砌到高处,砌的速度越快,他们负责快速地向造窑师傅递泥砖。他们总是惊讶于造窑师傅的“本事”,仅用泥砖、泥浆砌出圆穹形的窑膛,却十分坚固!造窑师傅来自江苏启东农村,在窑造到大半的时候,他请来了制砖瓦的师傅,让砖瓦师傅教四联地区的农民制砖。农民们很快学会了制砖,但制瓦较难,没人愿意学习“这种苦的活”。陈家场的生产队长陈双明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他向联民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张堂提出,让制瓦坯的师傅住在陈家场,生产队为他们开辟瓦场,并配上一两个助手。经四联地区党支部联席会议的批准,两位制瓦师傅把行李搬到了本书作者家中,其中一位较年长者是大脚,陈家场人都叫他“大脚师傅”。生产队派了年轻人帮助制瓦师傅“踏泥”[71],并在师傅制瓦坯时当他的“下手”。例如,瓦坯做成以后,帮助把瓦坯排列整齐,晒瓦坯。瓦坯晒干,生产队要派人挑到窑里,传给烧窑师傅叠入窑中,准备烧窑。这些活都是为窑厂做的,窑厂需要支付生产队费用。从此以后,窑厂的收入成为陈家场重要的副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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