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民大队的林业生产与公路绿化工作

解放前后，联民大队一带不缺树，也有林。但是，树不成材，林也难成“业”^[1]。这一带曾经有许多毛栗树，树上长满了毛栗子，吸引着孩子们去采摘，去玩耍。毛栗树纤维粗，树干硬，“派不了正经用场，只能当柴烧”。农民们把树翻起，锯成1尺多长的树段，劈开，晒干，堆在柴间里，“平时舍不得烧，留着用来打年糕”。这一带有各种“杂木”，包括香樟树、椴树、榆钱、桷树等，农家偶有一棵长得高大的香樟树或者榆树，会骄傲地告诉别人那漫长的树龄。这一带有“花果树”与竹林，很多人家门前有枣树，部分房屋的屋后有小竹林。竹林是土竹，农民家靠竹林吃竹笋，用竹笋的褐色包皮裹粽子。这是联民大队一带解放前后的场景，绿树掩映的树落，贫困却维持着自然生态。

农业合作化奏响了绿树的“哀乐”。1955年，联民大队一带农业合作化进入了高潮，农民们都知道，土地将要入社，树木也会入社。部分农民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顾彩林家有一小片毛栗树林子，本来她舍不得“翻掉”^[2]毛栗树，只是每年修些枝条当柴火，但想到树木将归社，她干脆请人“翻掉”了部分毛栗树，全部都当柴火堆起来。1976年，她的继子结婚的时候，有人还在她家柴屋里“翻出”了毛栗树柴，都说“真好烧”。无人知道当年到底“翻掉”了多少树，只知道这是解放后树木第一次遭殃。

树木的第二次遭殃源自合作社砍树“派用场”。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农民私人的部分树木折价成为合作社的集体财产。其中，乌桕树以桕子的产出作为折价依据，那些不产桕子的野桕树无偿归集体所有。合作社新成立，就像一个大家庭刚刚组成，需要搞些建设，需要发展生产，但缺少资本。社里的那些树木可能帮助克服一些困难。原先，树木是家庭的财产，他们不会轻易去砍伐。部分树木祖上传下来，砍掉“对不起祖宗”；部分树木正碗口粗，“长得最快的时候，舍不得去砍”。但现在树木是“大家的”，农民们不知道“谁是大家”，却知道“大家不是我”。所以，当合作社需要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去“翻树”。合作社修机站、做渡桥、做蚕柱，缺少木材，就“去翻树”。在挑河泥的时候，路上泥泞难走，有人发现社里有“冲”^[3]好的树板，顺手拿几块就垫在脚下，“白白糟蹋了上好的树板”。

树木最严重的一次遭殃发生在1958年。胡少祥简要地记录了那时的情况：“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刚建立，不知为什么，社里组织了一些人专砍树木。估计主要原因是为了清除土地上的遮阴；其次是为了斩断私有尾巴，因为原来的树木是农户私人入社折价进来作为经济投入的，如今三年过去，树木长大了，唯恐以后私人纠葛，清理了结；再次是出售增加了经济收入……在这个‘大跃进’中，我村几乎所有老树大树全部砍光，一般入社时有记载、有价的树，不管大小都砍个精光。现在的树木是以后生长出来和栽种的树木。‘大跃进年代’基本上没有遮阴的大树，都是阳光普照的大面积耕地。”^[4]胡少祥的回忆忽视了当年的一个重要事件，即“大炼钢铁”。那时候，“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雄伟目标，“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历史任务，唤起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激情。无数不知钢铁为何物的人们纷纷投入“大炼钢铁”的洪流中。炼钢铁没有燃料，怎么办？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了身边的树木，全国无数的树林因此毁于一旦。

大人民公社过渡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植树造林开始受到公社、大队以及农民们的注意，原因是复杂的。1966年5月2日，联民大队召开大队机站管理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讨论了林业生产的两件大事：一是种好、管好芦竹；二是管理好公路树木。这是联民大队一带林业生产中的两件“地方性工作”。

首先看芦竹生产。联民大队南临杭州湾，著名的钱塘江大潮一天两次，波涛汹涌，拍打着堤岸。历朝历代，沿岸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防大潮，保平安”，并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1960年代，联民大队一带已经形成三道防潮线。第一道防潮线是沿江的“帮岸”，部分地段由长石条砌成，部分地段由水泥浇灌。第二道防线是高出江岸2公尺左右、绵延几十里的土堤。第三道防线是沿江而筑的老沪杭公路。长期以来，沿岸的农民们一直为确保土堤坚固而做各种努力，塞猫洞^[5]、填土加固、种植固土的草或树等。1960年代，政府为这一带的农民们找到了芦竹。芦竹的竹鞭^[6]可以极其有效地固土，每年砍下的竹子可以用来造纸，是生产队里的林业收入。人民公社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在短短几年里，几十里江堤都种上了芦竹。芦竹生命力很强，年年砍掉，年年都可以长到2米多高。夏秋之交，芦竹茂盛，蜿蜒的江堤犹如绿色的长龙，江风吹来，轻轻摆动，呈现出无限的生机。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讲到当年种芦竹，都会说“这是件大好事。本来，每年大潮到来的时候^[7]，生产队要派很多男劳力去塞猫洞，守海塘。种了芦竹以后，猫洞少了很多，守海塘就容易了。而且，芦竹还可以卖给供销社，队里能增加收入”。

其次看公路树木。老沪杭公路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在大潮来临的时候，可起到防潮的作用；一旦发生战争，是确保物资运输的战略通道。因此，公路绿化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林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公路是国家道路，公路两旁的树木分别由所在的生产大队、生产队负责管理。公路上的树木不允许随便砍伐。如果树木死亡，大队首先需要向上级汇报，只有经过县有关部门^[8]批准，事先种下3棵树，才能砍伐1棵死树。生产队每年要给公路绿化整枝，“整下树枝10%归国家，90%归生产队。本料树^[9]30%归国家，70%归生产队”。生产队每年要把树木“白化”^[10]，给树木防虫除虫，县补贴每一公里30元的除虫费。在1970年代，海宁地区强调“建立组织，负责管理”公路绿化。大队组织护林小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护林员经常上路，检查、保卫公路绿化。那时候，联民大队的护林小组由胡少祥负责。即使如此，政府还不放心公路绿化，提出“偷掉要罚，检举者实行奖励”。今天，如果有机会到老沪杭公路去走一走，我们就会相信，当年的那些措施是有效的。两边的大树枝叶相接，把公路装饰成一条绿色的长廊，让人流连忘返。

1960年代中后期，植树造林受到生产队与农民的重视，有其经济与社会生活内在的动因。联民大队一带曾经繁荣过，1930年代初期以后逐渐衰退。日本兵的烧杀抢掠，兵痞土匪的横行，逃难者的涌入，在解放的时候，这一带的很多人家都只能住在草棚里。解放以后，虽然生活安定了，但接踵而来的变化使农民们无暇顾及建房的事情。在经历了1960年代初期的经济恢复以后，吃饱了肚子的农民们想念着改善居住条件。生产队为了发展蚕业生产，也想着造蚕室。

这时候，农民们突然发现，木料空前紧缺。怎么办？国家没有供应，只有自力更生。由于生产队、农民种树都有直接的目标，树种的选择、引进都以“速成”为标准。在联民大队一带，树木的生长有着很大的随机性，树木品种也呈现出多样性。现在，农民们希望种植“长得快”的树，更希望种植可以“派用场”的树。农民们最初引进了楝树与白榆树。楝树也称苦楝树，以叶苦涩而得名。楝树长得快，木质均匀，既可做家具，也可在造房子的时候做门窗，是农民们特别偏爱的树种。白榆树是榆树的一种，但生长的速度却比一般的榆树快一倍。榆树木质坚硬，是做家具的好材料，农民们因为榆树的原因而引进了白榆树。但是，白榆树极容易生蛀虫，蛀虫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把树蛀空，造成折断。秋天的时候，刺毛虫又吃光了树叶，树下全是刺毛虫的粪便。农民们很快就淘汰了白榆树。泡桐树因焦裕禄而得名。泡桐树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堪称“冠军”。无论哪里，只要种下去，准能快速生长。泡桐树树质较松，只能锯板做家具，种这种树的农民并不多。1970年代初，来自北方的水杉树开始受到青睐。水杉树树形挺拔，生长快，抗压，是做房梁的好材料。于是，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在屋边、河边、路边大量种植水杉树。今天，在海宁市的乡间公路上，笔挺的水杉树依然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1970年，海宁县第四次党代会提出“10年木材基本自给、20年毛竹基本自给”的目标，号召农民开展山地人工造林，建设平原农田林网。1971年，海宁县政府、红江人民公社大力推动林业发展。1971年3月20日，海宁召开全县干部会议，提出“做好绿化造林，10年内达到绿化成林”。10天以后，红江人民公社召开干部会议，公社党委书记李开井在讲话中强调，要“严厉打击”破坏绿化造林的坏人。4月1日，联民大队召开干部座谈会，专门商量解决“新塘路偷窃树林问题”。11月18日，红江人民公社召开财务会议，宣布正式建立公社“绿化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大队也要组织3—5人，一般是蚕桑线负责。生产队也要组织3人，自力更生解决木料问题。这个一定要搞起来。要求每人种15枝树，生产队准备树木种籽20—40斤，留好苗地。5年左右，自力更生，县不再供给（木材）。3—5年达到每人种60—80枝。自力更生有奔头，绿化造林有苗头，树木高过几人头，再歇几年梁条和柱头，不向国家要木头。为革命种树”^[11]。11月26日，红江人民公社在联新大队召开绿化造林现场会议，参观了联新大队的绿化工作，听取了联新大队介绍，并进行了汇报、讨论。这次会议记录使我们有机会比较清楚地知道当年联民大队一带林业发展的情况：

联新红胜生产队张生华同志介绍：我们生产队从1968年开始种树。我们生产队38户人家，由于本生产队受日本鬼子迫害，在居住上很困难，所以响应毛主席号召“绿化祖国”。我们生产队在1968年由张德芳去买40多斤种子，当年下种到下一年出售，产值400多元。现在我们队已种上3 000多枝（树苗），今年又采了几十斤种子。响应县党代会决议，10年（木材）自给。现社员有一户180多（棵树），共计3 000棵，平均每人30多棵，要求达到日里不见村庄，夜里不见灯光。

联新大队党支部书记张钱宝同志介绍：本生产队在农业学大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新高潮中，响应落实毛主席指示，在1967年开始种，为了多方面的需要而种植。首先统一干部思想，发动群众，明确了方向。在这基础上到硖石订15 000枝（树苗）。我们第一次失败，后来种植树较好。当时出现很多活思想：①弄掉。②拔掉。③削掉。④远水救不了近火。⑤怕分并队。⑥有的骂人“做死”。⑦公私矛盾。⑧阶级敌人拔树掼掉^[12]。

后来通过斗争取得胜利。自己队里树苗自己解决，发给社员。全大队5万左右，我自己有80多枝。种了树木，能巩固集体经济，积累资金。有的说：种了绿化减少粮食，但是我们生产队是增加产量，逐年增加。今后打算：采种育苗，加土培土。

过程：现适宜采种，浸一星期，洗净，晒干藏好。春分、惊蛰时下种，每亩50斤，清明出苗，松土散苗，施上肥料，到6月里定苗、施肥，定7 000—8 000枝。

公社党委副书记陈福才同志补充传达说：

1搞好“绿化”的意义。思想要统一，把重要意义传达到干部和社员。要不要搞绿化，认真讨论发动，达到每人15枝任务。(www.xing528.com)

2狠抓思想，打破依赖国家惯性，都要自力更生，从各方面都要“自力更生”。集体、个人种植，但是很多活思想要解决，在大辩论的基础上，订出计划，落实种植。

3组织领导问题。公社生产指挥组直接管，生产大队要组织。生产队要有专人管理，是否农业队长兼或对绿化树苗比较热心的人来管。

回去首先发动，落实树苗，保护好现有树木，采好种子。明年要求自给，要重视培育。^[13]

1971年11月30日，联民大队召开党支部委员及革领组人员会议，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张堂要求大家齐心协力，贯彻落实县、公社的指示，向联新大队学习，做好绿化造林工作，冬天采种，重点安排。与会人员经过热烈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1日，联民大队召开了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议，立即发动造林活动，落实好各生产队计划，保护好树苗，建立好绿化组织，加强党支部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联民大队各个生产队都落实了树苗计划，如表5-1表所示。

表5-1　1971年联民大队各生产队树苗需求　（单位：枝）

资料来源：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12月1日。

由于县、公社的大力推动，生产队、农民又有内在的需求，发展林业、植树造林形成了风尚。1972年2月，钱塘江人民公社云龙大队提出要打好“绿化造林仗”，5年后实现竹木自给，争取把现在的供销社供应部变为收购部。云龙大队还提出大种青皮竹，做到思想落实，任务落实，面积落实，管理人员落实^[14]。同年10月20日，县政府召开沿沪杭公路各生产队队长专门会议，讨论公路两旁树木的管理问题，提出树木分队，点枝数交生产队管理，订立合同，严格执行，并在树上写上各生产队的名字，以示分管^[15]。10月30日，联民大队干部周生康的《工作笔记》上记录了省委书记谭震林关于林业生产的一段话：“解放以来，农业生产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告诉我们最根本经验是：哪一年农业生产丰收了，那一年形势就好，工业生产上去了，一切工作就主动。哪一年农业欠收，受灾减产，那一年的工业生产和国家财政收入都受到影响。杭州的西湖虽然受世界友人赞扬，还要改造，要把风景树改种经济林。种1枝桂花树，既有收入经济，又好看。种1枝毛竹价值1—2元，而且是国家好材料。现在杭州的小竹篮子等土产少了。我们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怎么理解呢？浙江的毛竹是张王牌，过去拿出调钢铁等，现在不行了。毛竹要三五年成林，没有一个规划是不行的。浙江大部分是山区，拿不出竹木是讲不过去的。”^[16]

1973年，红江人民公社在落实造林植树规划中，提出“种好树苗600万枝，稀加密”^[17]。同年，联民大队各生产队种植树木的数量明显增多，如楝树树苗各队数为：“东风生产队2 000，红星生产队2 000，红江生产队2 000，立新生产队1 000，东方红生产队1 000，红旗生产队1 000，向阳生产队无，胜利生产队1 000。”^[18]同时公社也要求各生产队加强树木管理，如对楝树剪梢，加强对社员的绿化教育^[19]。

我们从上述文字中似乎可以感受到1970年代初期林业大发展的气氛，果真如此吗？是，也不是。原因在于，上述有关绿化的数字中没有区分出农民家庭种树与集体种树。那个时期，农民家庭种树规模大，成活率也高，我们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叙述。但是，集体种树的成效并不令人满意。

1970年代初期，联民大队各个生产队像浙北其他地方一样，开展了大规模的绿化种树活动。那时，生产队最喜欢的是苦楝树。会龙桥、丰士庙等乡村集市上，楝树苗交易十分火爆。为了满足绿化的要求，有些生产队还摇船外出购买树苗。陈家场三面靠河，河边正是绿化种树的好地方。那时，陈家场购买了大量楝树苗，沿着河岸，每隔1米种1棵楝树。楝树容易活，也长得快。但是，羊爱吃楝树叶，这恰恰成为楝树生长的“致命伤”。楝树刚刚成活，楝树叶还长得嫩嫩的，就被“满世界跑的”找羊草的大人、小孩子们盯住了。楝树叶经常被人摘掉，楝树怎么可能正常生长？结果，生产队种了数以千计的楝树，成活率还不到百分之十。几年以后，陈家场又种过一轮楝树。但是，这一批楝树大多也难逃厄运。现在，如果有机会到联民大队一带走一走，我们很少能见到苦楝树。当年集体种植了多少万棵苦楝树，可惜后来大多数被“羊吃掉了”。

与蚕匾的情况一样，苦楝树的故事是“集体-个人”博弈中集体失败的又一个案例，仔细观察这个案例中农民们的行为，我们感慨于生产队中存在的道德困境：在集体主义高尚道德的背面，是无公德的个人主义。

水杉的命运却不同。水杉不分叉，农民没有机会攀折树枝；水杉叶无用，农民没有兴趣摘水杉叶。这成就了水杉树。今天，渠道边、大路旁、河两岸，那些挺拔的水杉树就是当年绿化的成果。公社时期的辛苦，装点了今天的美丽乡村。

除了培育树木，采桕子也是重要的林业生产。桕子是一种油料作物，由国家统一收购。桕树无规则地生长在地里，是落叶乔木。树冠大，阔叶，桕子长于树梢头。春天，桕树绿叶满枝头；初秋，桕树叶慢慢变成红色，漂亮宜人。初冬，桕树落叶，只剩下枝头上一串串白色的桕子。采桕子很麻烦。农民们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一把特殊的剪刀，剪刀把手处系着一根绳子，他们举起竹竿，通过剪刀把桕子夹下来。

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不喜欢桕树。桕子价值低下，农民们从一大棵桕树上辛辛苦苦地采摘下桕子，结果卖不了几个钱。桕树常常长在“熟地”里，树冠大，树叶多，结果严重妨碍了地里其他庄稼的生长。在红旗生产队的会计账目上，1969年写着最后一笔桕子收入，计40.07元，此后，陈家场就再也没有桕子收入了。桕树作为林业生产的组成部分，最终被农民们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