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和瓜类种植管理指南

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为联民大队一带的“经济作物”概念划定了框框，不断地要求各个生产队在国家划定的“圈圈里做道场”，严格按照计划面积种植。生产队总是谋划着突破国家划定的“经济作物”概念，多生产些粮食，多抓点经济收入，让日子过得好一些。蔬菜与瓜类的种植就是生产队突破国家计划框框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不时地受到批评，但批评并不妨碍生产队偷偷地“我行我素”。表4-14反映了联民大队红旗生产队即陈家场1970年到1977年油菜、络麻、蔬菜与瓜类作物的经济收入情况。

表4-14　联民大队红旗生产队1970—1977年度部分经济作物收入情况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会计档案资料。

比较油菜、络麻、蔬菜与瓜类为生产队创造的经济收入可以看到，在通常情况下，蔬菜与瓜类创造的经济收入比较可观，一般会超过油菜籽的收入。其中，红旗生产队1973年的蔬菜收入仅30元，没有瓜类收入。1973年蔬菜收入大幅度减少与1972年的政治形势有关。那一年，联民大队一带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秋冬时节，“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政府要求农民“以实际行动”发展蚕业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红江人民公社制订了种植3 400亩蚕豆绿肥的计划，平均每个生产队的蚕豆绿肥面积超过30亩，这就挤压了蔬菜生产的空间。1976年，陈家场的蔬菜收入就大大超过了油菜收入，那一年，陈家场没有种瓜类作物，这应当是陈家场队务委员会自己的选择；这一年联民大队东风生产队的西瓜收入达到2 146.46元^[120]。

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大多把蔬菜种在桑树地里，冬天种植，春天收获，“抢了一个季节”，增加了农民们的经济收入，却伤害了集体的桑树。这是联民大队一带的生产队集体“突破国家计划”的行为，但是，表4-14的数字仅仅部分地反映了一些情况。更严重的是，联民大队一带的生产队有时会把部分桑园分给农民家庭，让他们在桑园里种植蔬菜，收获全部归家庭所有。由于蔬菜需要吸收大量肥料，桑园里种蔬菜会影响桑树的生长，所以，公社反对生产队在桑园里种蔬菜。在阶级斗争之弦绷紧的时候，这种行为被界定为“资本主义倾向”。蔬菜、瓜类作物的种植是“上下博弈”的一个案例。蔬菜、瓜类种植是“抢季节、抓收入”，受到生产队里农民的普遍欢迎，生产队长总是“听从大家的意见”，见缝插针地安排蔬菜种植。在这场博弈中，生产队集体表现得极为主动、机智，上级更多的是无奈。

在联民大队一带，蔬菜的品种有很多，最有名的是海宁榨菜。20世纪60—70年代，丰士榨菜厂、斜桥榨菜厂广泛收购附近农民们做的榨菜，入窖腌制，加工成小包装的咸榨菜，销往附近的城市。榨菜厂的大量收购推动了附近生产队的蔬菜种植。

榨菜的种植与油菜相近。榨菜如油菜那样需要育壮秧，但是，榨菜移栽的地点却与油菜截然不同。油菜种在田地里，榨菜移栽到桑园里。秋蚕“上山”，桑园里的桑条都已经剪掉，只留下一排排稀疏排列的桑树“拳头”。桑园成了“白地”，生产队就“偷机”种上一熟蔬菜，“抓点经济收入”。桑园的地是编成轮的，每轮种两排桑树。榨菜种在两排桑树的中间。在移栽以前，农民们需要翻垦准备种榨菜秧的地，再敲碎泥土，耙平地面。如果有条件，把羊灰等翻入泥里，作为榨菜的基肥。榨菜植株低矮，移栽的密度大大高于油菜。移栽以后，当天要浇上清水粪，以利于榨菜秧顺利成活。

榨菜秧成活以后，要除草、松土，施一次重肥。有时，生产队会“挑空羊棚”，把羊灰挑到榨菜地里，用手均匀地把羊灰铺在两行榨菜之间。陈家场人说：“羊灰暖的，有利于榨菜越冬。”

春天来了，榨菜“春发”。农民们需要及时除草，施足肥料。榨菜种在地里，通常不会积水，即使如此，如果雨水过多，仍要想法及时排干地沟里的水，防止榨菜烂根。这时候还要注意除虫、防病，打乐果、托波精。清明前后，榨菜根部长出拳头大的菜瘤，收获的季节到了。陈家场的农民们拿着镰刀到地里收割榨菜。他们把榨菜的根、叶子都削除，只留下榨菜的瘤。此时，袁花塘河里已经准备好了船只，男劳动力把一担担榨菜挑入船里。船装满，起橹出发。船橹一扳一推，船头划开平静的水面，水波轻轻拍打着两岸的小草。船慢慢地向前驶去，通常都是去丰士榨菜厂售卖。到了丰士，船靠在石栋上。厂里的职工刚刚过完秤，等着削榨菜筋^[121]的临时工就蜂拥而上，抢着把榨菜拿到自己身边^[122]。农民们全然不管他们，只顾着收了钱，“上街走一圈，东张张，西望望，不买什么也高兴”。然后，他们摇着空船回生产队。

在联民大队一带，生产队种的瓜类作物包括西瓜、黄金瓜、雪团瓜、生瓜，生瓜专门用于腌制酱菜，其他的各类瓜都当作水果吃。这里简单介绍西瓜的种植与管理。清明前后，是西瓜下种的时候。生产队或自备西瓜籽，或去市场上购买西瓜籽。生产队找一块小小的朝南向阳的地，将细碎的泥土伴着草木灰铺平整。农民们播下西瓜籽，浇上清水，盖上塑料薄膜。几天以后，见西瓜籽萌芽，他们便搭起塑料薄膜小棚，给西瓜幼苗施化肥。过了15—20天，西瓜秧就可以种到田里了。有的生产队自己不育西瓜秧，直接到街上去买。丰士庙是远近有名的秧苗交易市场，西瓜秧、南瓜秧、番茄秧、冬瓜秧、茄子秧，应有尽有。上街卖秧苗的大多是附近的农民。卖秧苗的农民们制作了一只只圆形稻草盘，里面放草木灰，秧苗就培育在盘子里。农民买秧苗的时候，连稻草盘子一起买，这样，秧苗不用拔起来，“不伤秧苗的根”。

在联民大队一带，西瓜大多种在田里，但是，种西瓜时节，麦子还没有收起，怎么办？生产队早在种麦子的时候，已经安排好了下一茬的时间。麦田要接着种西瓜，麦田就采用窄轮条播的种植方式。每一轮上靠着沟边种两排麦子，轮的中间留出空地。4月下旬，农民们把西瓜秧种到麦轮上，隔一轮种一排西瓜秧，以确保西瓜有足够的地方爬藤。种西瓜秧苗是件轻松的农活，但是，人要钻到麦田里，麦芒、麦叶擦着皮肤，会浑身不舒服。

麦子收起，西瓜秧早已成活。农民要给西瓜除草、松土，施上重肥，并在所有的田沟上铺麦柴，让西瓜藤可以爬过水沟。西瓜怕水，瓜田排水是一项重要工作。在必要的时候，要给西瓜打农药托波精，防止瘟病的发生。黄金瓜、生瓜等小瓜要摘头，以便分出较多的头，“头多，瓜也多”。西瓜不需要摘头，主藤上可以长好瓜。南瓜要“阄花”^[123]，西瓜不需要。西瓜爬藤以后，瓜藤里有杂草，通常都不去拔，拔草带起西瓜藤，反而不利于西瓜的生长。有时走近一块西瓜田，看到草长得挺高，草下通常会有个大西瓜。

西瓜的管理，最麻烦的是防止偷瓜。每个生产队都会在西瓜田头搭建一个小草棚，里面日夜住着管西瓜的农民。当然，“月光下，偷西瓜的事总会发生，再管也没有用”。西瓜慢慢成熟。有经验的老农用手指轻轻弹一下西瓜，就知道瓜有几成熟。7月初，生产队里每天都收起几担西瓜，有时分给农民，有时挑到街上去卖。

7月下旬，西瓜摘完了。生产队“抢出一季经济收入”，组织翻垦西瓜田，准备种植晚稻。于是，农民们忙碌起来，因为“插秧不过立秋关”。于是，大田里的作物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

【注释】

[1]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105—107页。

[2]在联民大队一带，农民们以“乌”字形容黑色的状态，所谓“乌黑”。农民们叫桑椹为“乌嘟”，是以桑椹的颜色取名，给人以诱人的想象。“乌嘟”甜又鲜，农家的孩子喜欢钻到桑园里采“乌嘟”吃，搞得一嘴紫色，一张花脸。

[3]当地土话，指筛子上的网格。

[4]沙性的土地有“返潮”的特点，即使白天出了一天的太阳，晚上泥里的水分也会均匀渗透，让土地变得比较潮湿，这适合于桑籽的发芽。

[5]如果培育不好，桑秧太细了，第二年就不能嫁接，再补上一年的培育，就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和占用的土地。

[6]当然，生产队也可以直接卖掉广秧，让别人去嫁接。陈家场会接桑秧的人太少，有时更愿意卖掉广秧，让别人去嫁接，再到市场上去买接好的桑秧来种。

[7]“火别”是当地土话，意思是加温促进生长。“火别鸡”就是一种快速孵小鸡的方法。本来，孵小鸡要在老母鸡身下捂大约20天，才能孵出小鸡。小鸡依靠母鸡的体温，慢慢孵化而成。一只母鸡一次只能孵出10多只小鸡，实在太费时了。孵出小鸡之后，它还要引小鸡吃食，晚上继续睡在一起，要等小鸡长出硬毛才可以，这样一只母鸡育出10多只小鸡，至少要少生2个月的鸡蛋，成本较大。“火别鸡”一般都是孵坊采用的，把大量的蛋放在一起，用火或电加温，每天加到一定的温度，大约只需10多天就能出小鸡，比母鸡孵时间要短，而且数量大。“火别鸡”有一大缺点，小鸡比较难养，要在室内饲养一段时间，保持适当温度，否则容易死亡。

[8]陈家场生产队极少用“火别鸡”嫁接法培育桑秧，队里只有几个人会嫁接桑秧，成活率还比较低，种桑秧出售不划算。那么，生产队为什么不派人去学习嫁接技术；生产队长陈建民会说：“卖桑秧是西边农民们的活，我们这里祖上就常常买桑秧来种。”我们从桑秧的故事中看到种植传统对于当下种植选择的重大影响。

[9]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2年3月18日。在单干的时候，部分农民精打细算，为了节约购买桑秧的钱，他们会采取这里所说的种种嫁接方法改造桑园。在生产队里，不要说普通的农民，生产队长也不会像单干农民那样“上心”而节约每一个铜板。这里介绍的种种嫁接方法都太麻烦，陈家场没有做过。在陈家场，桑树老了，质量差了，生产队长就安排人把桑树“翻掉”，种上从市场上买来的新桑。农民们欢迎这样的处理方法，因为他们可以从生产队分到桑树柴，这是一种高质量的、可以用来“打年糕”的好柴。

[10]当然，种粮与种桑的选择还受到土地条件的限制，有些土地根本不能种春花、水稻等粮食作物，只适合于种桑树。

[11]周生康，《工作笔记》，1980年。

[12]同上书，1981年。

[13]农民在一定高度（如离地面1米高）剪去桑条，让截口处长出新枝；新枝长成桑条，再在截口处剪去，等待新枝再生长出来。如此反复，截口处形如人的拳头，俗称“桑拳”。“桑拳”是桑树培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14]老沪杭公路是抵挡钱塘江海潮的第二道防线，修筑得比较高。老沪杭公路的七里庙离联民大队界约一公里，1957年，毛泽东主席曾到这里观看钱塘江潮。站在这里朝北望去，桑园连绵，延续数里，号称“九里桑园”。

[15]农民在地里削草的时候，把一处的草削起来，盖住了另一处的草。这是当年陈家场农民说的话，形容削草不讲求质量。

[16]如果草没有削除就垦地，地里的野草不仅活着，垦地以后还可能长得更旺。

[17]解放以前，直到1950年代，农民还在桑园里施用饼肥，到人民公社时期，极少再施用。

[18]当地土话，所谓“瘦”，指土地的肥力被吸收了、流失了，土地变得贫瘠了。

[19]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105—110页。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海宁地区长安、辛江、钱塘江、周镇、盐官、丁桥、郭店7个乡镇的每亩桑园产茧量达到了156.8公斤。

[20]“三秋蚕”指早秋蚕、中秋蚕与晚秋蚕。

[21]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104页。

[22]同上书，第114—115页。

[23]同上。

[24]析茧，意思是分析茧子，区分出雌和雄。

[25]拆对，意思是把进行交配的雌、雄蛾子分开。

[26]参见访谈贾锦芬，上海，2008年9月26日。参见《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大队数据库》口述历史，CJF-20080926—贾锦芬。

[27]1970年代称为“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28]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把养一次蚕称为“养一熟蚕”。

[29]蚕网用细草绳编织，生产队蚕网不够了，就要组织人搓草绳，再织蚕网。

[30]周生康，《工作笔记》，1963年。

[31]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桑园里养了很多草，草长得高，人走进去，会把脚背也没掉。

[32]蚕室地下用瓦片砌成的通道，用于给蚕室加温。

[33]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34]“压得挺”意思是用重物压，使其保持平整。

[35]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6年。

[36]偏轮指有些桑树的轮里桑叶采得多，有些轮里采得少。

[37]汽水叶指带着水的桑叶。

[38]石灰可以对鞋底进行消毒。

[39]当地土话，意思是桑叶干燥、发软。

[40]每一次喂桑叶，都称一下，记账。

[41]防止大小麦除虫时有农药的气味飘到蚕室里。

[42]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5年。

[43]蚕宝宝不能吃带水的桑叶，吃了会生病。

[44]一种用稻草扎成的砧头，专门用来切桑叶。

[45]如果天气阴黑，他们会把蚕匾搬到屋檐下去除蚕沙。

[46]蚕吃了湿叶会生病，所以，遇到下雨天，采来的桑叶全是水，饲养员必须把桑叶弄干才能喂蚕。大眠以后，蚕吃叶量很大，弄干桑叶成了饲养员们最烦恼的事情。

[47]当地土话，意思是蚕屎。

[48]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2年。

[49]当地土话，指三种不同的蚕病。

[50]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2年。

[51]在蚕业生产中，特别在秋蚕饲养中，可以又一次看到人民公社时期“上下联动”产生的积极效应。秋蚕病多，一般农民根本没有能力及时发现蚕病，即使发现了蚕病，他们也没有能力治疗。人民公社建立起一套从上到下的蚕桑技术系统，及时发出防病、治病的消息，还通过供销社为各个生产队蚕室提供足够的药品。蚕室里的饲养员根据上面的指示精心消毒，认真治疗蚕病。上下结合，确保了秋蚕的稳产高产。根据《海宁市志》提供的资料，1949年海宁市秋蚕张产仅4.5斤，1977年秋蚕张产达到了28.3斤，提高了5倍多！（参见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52]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些桑树上还留下一些桑条和桑叶。

[53]周生康，《工作笔记》，1973年。

[54]与春蚕饲养情况相比，秋蚕的采叶工作令一些农民头疼。春天，桑园里干干净净的；秋天，桑树上爬动着刺毛虫。各人对于刺毛虫的适应程度差别很大，有的农民采一次桑叶，浑身会痒好几天，如皮肤碰到刺毛虫，会红肿、疼痛。(www.xing528.com)

[55]这里的“熟”指蚕本身成熟了。饲养员把蚕拿在手里，对着亮光观察，如果蚕的身体有些透明，表示“熟”了，需要马上“上山”。

[56]从1970年代初期起，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渐渐改变了搭山棚的习惯，他们或者在养蚕的竹架子上插毛蔟，或者直接在地上铺厚厚的一层稻草、菜壳，铺帘，插毛蔟，让蚕“上山”。

[57]帘铺展开过长，双手够不着，没法插毛蔟，也没法把“熟了”的蚕放上去。

[58]我们从表4-3中可以看到，尽管红旗生产队不断地“地改田”，减少桑园的面积，但是，由于每亩桑地的产叶量增加，生产队养蚕的张数不减反增，蚕茧的总产量也呈增长趋势。蚕茧的实际产出情况掩盖了红旗生产队私自“地改田”、改变国家种植计划的行为。

[59]高山茧指在高的“山棚”“上山”产的蚕茧；地山茧指在地上“上山”产的蚕茧。

[60]上车指上丝车抽丝。

[61]当地土话，意思是平均价。

[62]黄麻全枝呈绿色，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习惯称其为绿麻或者络麻。

[63]长果种络麻翠绿的形象就如其名字所提示的那样，即使在长成以后，也整个植枝都呈翠绿色。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因此而误称其为绿麻。

[64]有关黄麻、红麻的情况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61—74页。

[65]当地土话，意思是盖住种子。

[66]麻苗受到挤压，难以吸收到足够的肥料，到收获的时候，这些麻仍植株矮小，麻皮较薄。

[67]土地板指土地地面硬化。

[68]毛下种指没有为下种做好应有的准备，如土地没有除草就匆匆下种。

[69]当地土话，意思是种子发芽生长。

[70]当地土话，意思是放过几天的粪。

[71]周生康，《工作笔记》，1973年。

[72]周生康，《工作笔记》，1973年。

[73]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8月29日。

[74]当地土话，指没有任何作物的田和地。

[75]陈关明手抄本，《平凡而坎坷的一生》，“农业劳动的苦乐观”。

[76]“双抢”“上岸”，当地土话，指“双抢”结束。

[77]周生康，《工作笔记》，1975年。

[78]同上。

[79]剥络麻的时候，麻叶、麻皮、麻枝上都会渗出汁，麻汁碰到衣服，会把衣服染黄，洗不干净。

[80]粗细如自行车的车架，长约一尺的竹棒。

[81]夹麻十分辛苦，如果麻秆粗，夹麻的人很难夹得住；如果夹得紧，抽麻的人又很难抽出来。两个人都用足了“手里的功夫，半天下来，手端起只碗都会抖”。1950年代后期，有人发明了黄麻机，想用机器来夹麻。机器力量大，把麻秆都夹碎了，但是，麻皮反而剥不下来。两年多以后，再也没有人用机器夹麻了。

[82]剥麻对人的体力消耗不大，但是，对人的手却伤害很大。麻皮上有小刺、小节，特别是印度麻，“手摸上去都痛”，因此，剥一天麻，每个人的手都弄得“七损八伤的”。

[83]陈关明手抄本，《平凡而坎坷的一生》，“农业劳动的苦乐观”。

[84]周生康，《工作笔记》，1973年。

[8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3年。

[86]同上。

[87]与茧站的情况不同，麻站是供销社专门为络麻收购而临时建立的机构，收麻任务一完成，麻站就关门。在四联地区，供销社借用农民的房子来收购络麻。

[88]如果河道太宽，水太深，浸麻、洗麻都可能有危险，这些河道不适合精洗麻皮。

[89]农民们发现被晒的麻皮，只得再把这些麻皮压入水中。这几段麻皮的皮质腐烂速度会与其他部分不一样，出现麻皮一段生一段熟的情况。等到麻皮“浸熟”，农民们拿出来洗麻的时候，这几段被晒过的麻皮很难洗干净，最后会留下一小块一小块的黑斑。

[90]麻皮浸入水中，水质很快变黑、变臭，河里的鱼“吃不消”了，浮出水面，“探出头来吸气”。这为当地的农民，特别是男人们提供了机会。那些日子里，许多男人天蒙蒙亮就起床，拿起戳鱼枪来到浸了麻皮的河边，静静地等待着鱼儿露头。鱼一露头，鱼枪就飞过去，戳住了鱼。这些鱼已经受到污染，但是，在农民们看来，只要抓住的时候是活鱼，就还能吃。当然，也有些农民自己不吃“麻水鱼”，把抓来的鱼喂猫。

[91]当地土话，“掼”的意思是用双手甩，“一毛头”的意思是一次做完。

[92]洗麻十分马虎，结果只卖了十分差的价格。这里，“白票”是收麻的等级标志，代表最低一级。

[93]“三番头、三敲头、一笃头”描述了有些农民极不负责任的洗精麻过程，意思是甩三次，用木榔头敲三次，旁边一丢就了事。

[94]周生康，《工作笔记》，1975年。

[95]周生康，《工作笔记》，1980年。

[96]同上书，1981年。

[97]每到剥麻、洗麻时，植麻乡镇的河港大量浸洗络麻，不但严重污染了麻区外荡水域，而且还污染东部河港。麻水污染从每年9月中旬开始，持续时间达2个月。麻水所到之处，水质变黑发臭，除少数几种鱼类外，大多数鱼发生浮头甚至死亡。从洗麻污水中捉起的花白鲢（年初放养的仔口鱼种），尾重大多在0.5公斤以下，经济价值很低。1960年代以后，本县外荡与海盐交界的部分水面尚未受麻水污染，但1970年代时，尤其到了1977年，受本县麻水污染的水域，竟扩展到海盐县的通元公社，并相继污染了该县的六里、东风、石泉三个公社的水域。据1981年调查，全县外荡受麻水污染面积达27 635亩，占外荡总水面的80.5%。

[98]周生康，《工作笔记》，1972年。

[99]当地土话，指麻的根部。

[100]周生康，《工作笔记》，1972年。

[101]络麻带秆精洗从一开始就是脱离实际的。其一，麻拔起以后，体积庞大，生产队难以临时建造浸麻的水池。其二，带秆精洗的麻浸熟以后，拔出麻秆，留下了枝头的许多碎麻秆，极难洗干净。因此，在联民大队，带秆精洗从一开始就是“做做样子”的，每一个生产队都做一个带秆精洗的洗麻池，上级来检查的时候，可以带着去看一看。后来，上级不再强调，生产队也就恢复了传统的剥麻洗麻方式。带秆精洗案例反映了“上下博弈”中生产队集体的行动策略：上面逼得紧，下面就“做个场面”；上面放松了，下面就恢复旧制。

[102]参见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第268页。

[103]周生康，《工作笔记》，1970年。

[104]同上书，1971年。

[10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106]海宁市农业区划办公室、海宁种子公司编印：《海宁市油菜品种资源（征收意见稿）》，1987年11月，油印本，前言。

[107]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108]土油菜品质差、产量低，但土油菜成熟期早，为了不同作物品种的协调搭配，适应三熟制种植计划，联民大队各生产队一直种植一定面积的土油菜。

[109]周生康，《工作笔记》，1976年。油菜种植面积的案例充分反映了“上下博弈”的情况，时间是1976年。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看到，生产队安排种植计划的主要依据是生产队集体的实际需要。生产队种植油菜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农民家庭吃油的需要，如果农民们吃油的需要满足了，他们就不会因为“上级号召”多种油菜。我们在讨论“上下博弈”的时候，既要注意事件的性质，更应关注事件发生的年代，由于“外部冲击”及其政治嵌入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生产队集体的应对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110]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111]同上。

[112]当地土话，指耙平土地。

[113]这时候，菜苗幼小，不能浇浓粪。

[114]周生康，《工作笔记》，1974年。

[11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8年。

[116]周生康，《工作笔记》，1974年。读着周生康《工作笔记》中大量有关农业生产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到，在人民公社时期，浙北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们一直在专注于农业经营管理，即使在革命高潮时期也是如此。一方面，他们责任心强，努力工作，并智慧地创造出适合于当时当地情况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各级领导，其中主要是人民公社一级领导，善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们时刻关注着群众中创造的经验，及时把好的经验推广开来，使广大农民受益。

[117]周生康，《工作笔记》，1977年。

[118]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认为，诱人的油菜花太美了，会刺激人的神经，引发对于异性的过度遐想，导致神经不正常，所以，油菜花盛开时期，神经病会发作，俗称“花毒”。

[119]“重手重脚”拔油菜，会导致油菜荚打开，油菜籽落在田地里。

[120]参见联民大队会计资料。陈家场农民缺少种瓜的经验，即使种了瓜，产量也比较低。

[121]榨菜腌制以前，要削掉老的皮和筋，以确保腌制的榨菜鲜嫩好吃。

[122]他们搞定额计酬，削得越多，收入越高。

[123]当地土话，指人工授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