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民大队的黄豆种植与农村生活的联系

杭嘉湖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一颗种子落地，准能长出好庄稼。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种植的作物特别杂，粮食作物的品种也比较多，其中，黄豆的种植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十分密切。

黄豆属豆类作物，根瘤菌会自行制造肥料，只要下种，就能收获。黄豆种植容易，生产成本低，深受农民喜欢。解放以前，部分农民大面积种植黄豆，广种薄收，产量不高，经济效益差。解放以后，政府批评“懒汉种黄豆”，改变了传统农民整片土地种植黄豆的习惯，此后，黄豆主要种植在坡地、屋基地以及零星杂地上。1957年，海宁全年种植黄豆8万多亩，占粮食播种面积11%以上。1960年代初，全县黄豆种植面积下降到4万—6万亩。1975年，全县种植黄豆的面积锐减到1万多亩。下表3-11反映1962—1982年联民大队蚕豆与黄豆的种植情况。

表3-11　联民大队蚕豆、黄豆生产情况表（1962—1982年度）　（单位：亩、斤）

续表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会计档案。
注：1在1960年代初期的几份会计表格中，蚕豆一栏的标题是“蚕豌豆”，实际上，生产队集体没有种植过豌豆。
2在1962年种植的蚕豆、黄豆面积都包含非耕地，其中，731.710亩蚕豆中有非耕地面积283亩，119亩黄豆中有非耕地40亩。
3在大队会计表中，还记录了自营的黄豆种植面积与产量，1962年种植面积45.650亩，总产量4 641斤；1963年种植面积20亩，总产量2 695斤；1964年种植面积36亩，总产量4 840斤。
4由于蚕豆、黄豆较少整片种植，大多种在各类零星土地上，甚至种在路边、渠道边等，所以，这里的蚕豆、黄豆种植面积只能是一个大略的估计数字。

我们从表3-11中可以看到，黄豆在帮助联民大队的农民们走出灾难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62年，全大队种植黄豆119亩，总产量超过了蚕豆；1963年，全大队的黄豆总产量是蚕豆总产量的3倍多。除了集体种植的黄豆以外，在1960年代初期，联民大队农民家庭也种植了大量黄豆，收获十分可观。

在联民大队一带，农民们永远都记得“黄豆、蚕豆的故事”，因为黄豆、蚕豆铺就了一条走出灾难之路。我们也一直关注“黄豆、蚕豆的故事”，因为我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到，“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潜藏于农民大众中无可限量的原始能量，一旦给予机会，农民大众就可能创造历史的奇迹。走出灾难是历史的奇迹，改革开放初期浙北乡村工业的大发展也是历史的奇迹。

1949年前后，海宁市的大豆品种主要有白园豆、小白豆、大毛豆、阔板青、黑壳黄豆、霉青豆等。1957年，县农科系统从兰溪县引进大黄豆、大青豆两个夏播品种。1973年从江苏省泰兴县引进春播品种泰兴黑豆，从萧山县引进春播品种“萧山五月播”。1983年，又从上虞县引进春播品种短脚早。从季节上看，海宁地区的黄豆分为春播夏熟、夏播秋熟两大类，前者生长时间短，最早的黄豆6月份就可以收获，俗称“六月黄”，但“吃口”^[108]差；后者生长期长，“吃口”好。

1950年代，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依然较多选择种豆类作物。他们缺少肥料^[109]，唯有豆类作物的生产不需要肥料；而且，黄豆收获以后去榨油，还可以得到一种高质量的肥料豆饼。他们的部分土地是旱地、坡地、屋基地或者零星杂地，这些土地不适合种其他作物。那时，他们秋冬种蚕豆，蚕豆收起以后，正好可以种黄豆。农业合作化以后，政府不断地组织农民平整土地，改地筑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旱地可以灌水了，其他的各种杂地慢慢得到了改造，农民们的种植不再受到土地本身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黄豆的种植面积减少了。我们从表3-11可以看到，在帮助农民们走出了饥荒以后，联民大队的黄豆种植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

像蚕豆一样，黄豆可以在任何土地上生长。在种植黄豆以前，农民们根本不整理土地，他们在地里挖着小坑，把两三颗黄豆放在坑里，用土覆盖，黄豆就种好了。黄豆依靠叶子通过光合作物制造养料，如果整片种植，黄豆的叶子会相互遮盖，妨碍光合作用，从而减少黄豆的产量。1970年代，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极少成片种黄豆，他们把黄豆种在地边、田边、渠道边、路边、河边，种在各种杂七杂八的地方。番薯地边种一排黄豆，唯独黄豆长得高，当然有利于黄豆的生长。路边种一排黄豆，农民们说会有“路边风”帮助黄豆的生长，产量会高。

春天来临了，农民们便着手种早熟黄豆。集体安排农民种黄豆，但黄豆种下以后，谁也不再去看，似乎没有种黄豆这件事。农民家庭种黄豆，不同的农民有着不同的态度。勤劳的农民隔天就会去看看是否发芽了，长出了几片叶子，并顺手拔掉周边的杂草。两个多月以后，他们欣赏着黄豆那星星点点的小花，想象着豆荚里的黄豆长得多大了。在土地肥力较好的地方，晚熟的黄豆会疯长，他们会“打掉”一些黄豆的叶子，以使其结出较多的果实。懒惰的农民种黄豆，种下以后，“死也不去管”。

黄豆的收获区分出集体与家庭的差别。生产队种植黄豆以后，一直到叶子发黄，豆荚里的黄豆完全成熟了，才派人去“收黄豆”。他们小心地把黄豆连根拔起^[110]，轻轻地把整棵黄豆放在一边。有些地方地“紧”^[111]，根扎得深，力气小一点就难以拔起来；而且，黄豆枝干粗糙，有结节，拔黄豆会伤手。

拔起的黄豆统一被挑到生产队的公房里，待天气晴朗，生产队派农民把黄豆搬到水泥场地上，重重地敲打黄豆枝，让黄豆落下来。由于黄豆成熟的时间不一致，有些豆荚里的黄豆还“有点生”，敲不下来，农民只能用手去剥。这是黄豆脱粒的过程。脱粒结束，他们用粗眼筛子筛去豆壳与杂物，再用风箱吹掉细小的灰尘，就收获了黄灿灿的果实。黄豆的收获过程，夏天如此，秋冬时节也如此。黄豆收获以后，“贮藏在公家那里不放心”，生产队会及时把黄豆作为粮食分配给农民家庭，并在年终的时候统一结算。1970年，红旗生产队的顾颐德户全年共分到黄豆143斤，为全队最多。当年，他家共8人，兄弟3人，妹妹1人，父母2人，再加上顾颐德的妻子与1个儿子，全年应分粮食合计4 970斤，黄豆占应分粮食的2.9%。本书作者与继母顾彩林2人组成家庭，当年应分粮食1 300斤，分到黄豆34斤，占应分粮食的2.6%。由此可见，在陈家场，黄豆在农民粮食消费中的比例很低。

家庭收获黄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们往往在黄豆还没有长得饱满的时候就去摘，把摘下的黄豆荚拿回家以后，连豆荚一起洗一下，烧熟了当菜吃。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剥出豆荚里面的黄豆，与其他食材一起炒成各种不同的菜，如冬菜炖毛豆、毛豆粉丝汤等。地里的黄豆还在生长，他们日复一日地采来吃，黄豆成了饭桌上的佳品。在黄豆枝叶枯黄以后，家庭也如生产队一样收获黄豆。

黄豆拿回家以后，农民们只拿部分去换米，留下足够多的黄豆改善饭桌上的小菜。有许多农民，几乎每天上街的时候都去抓一把黄豆放在菜篮里，拿到街上的豆腐店里去换豆腐、豆腐干、百叶。最后，他们不会忘记拿豆腐渣，这是给猪吃的好东西。

在我国北方，玉米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粮食作物。在浙北地区，农民更多把玉米看成是“点缀”的杂粮。家家都种些玉米，但是，玉米常常是烧饭时蒸一下，饭前吃一两个，如此而已。1978年夏天，由于旱灾，玉米成了海宁“夺取粮食丰收”的重要替代作物。7月21日，县委书记马汉民亲自作报告，要求大家扩种玉米。随着县委精神的层层传达，每一个大队都落实着种植玉米的计划。下面的文字摘自周生康《工作笔记》，时间是1978年7月21—23日。

1978年7月21日

参加县召开杂交玉米现场会议（在湖塘公社召开）。

上午参观，下午集中听报告。

马书记讲话：这次会议名义是杂交玉米现场会，实际上是“双抢”的第二次誓师大会，早稻细收细打动员大会，是晚稻和旱地作物丰收，夺取全面粮食增产。这次会议目的：“双抢”动员大会的目的。今年春粮84万斤已达到，早稻长势比较好，丰收在望。但是有困难，下半年任务更重，而且我们嘉兴地区是商品粮基地之一，省支援我们，在抗旱物资上支援，进一步抗旱夺丰收，对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一、早稻问题，如何夺取丰收。主要是：1病虫夺丰收，及时检查，采取有力措施。2细收细打。这个问题我们今年必须解决。有两个办法：①稻架子。②麻袋布。每亩减少浪费30—40斤。

二、晚稻：保面积、保季节、保质量，种足种好晚稻，亩产增100斤。1秧田达到无病、无虫、无杂草，为晚稻高产打好基础。当前来看秧田里虫多，白叶枯病、杂草多。2肥料：17—18斤碳氨，35—40斤氨水。缺乏肥料，搞稻柴回田^[112]。3旱地作物。种好种足秋杂粮，套种玉米为主。每亩种1 080多枝，每穗3两，可产300多斤；整块种3 500—3 600枝，可产1 000斤以上。

县召开现场会精神及公社讨论意见在23号上午大队召开正队长会议贯彻。

杂交玉米栽培技术要点：

一、育好壮苗（采用塘河方格营养体）

1好处是：①省种籽，比直播省一半。②带肥带土，秧苗粗壮。③不落膘，成活率高。④产量高。一般比直播增15%—20%。

2育苗具体方法是：①先浸种催芽。玉米浸种2小时，拿起放在箩筐里，面上盖湿布或湿稻草，一般24小时后就露白齐芽，这时即可播种。②播种育苗，苗床要求阔3市尺半，长度可按地方来定。床内土肥要求：一般1斤玉米下种6个平方公尺，需要毛灰1箩，水河泥10担，焦泥灰半担及钙镁磷肥10斤。

二、密植规格

整块种植一般行距2市尺，株距8寸，每穴1株（1亩地预约可种3 300—3 500枝）。行向要求东西间，行中留下几棵储备苗，防死苗补缺。山芋地套种行距3—4尺，株距8寸，一般每亩可套种2 000枝左右。七边^[113]套种株距8寸。移植时为后期人工授粉方便，应将包奶叶朝一个方向种植。

……

六、人工授粉促结实

在雄花放花时，每天在上午8—12时，用纸张铺开，手敲雄花，纱布去杂后，将所积的花粉放入竹管内，管口包用新纱布3层，旧纱布2层。在每个玉米尖的苏^[114]底上一拍即可。如苏花过长，可用剪刀剪起大半，留下2公分。此法是提高授粉率，增加玉米结实，防止秃玉米的有效增产措施。^[115]

1978年夏天，联民大队种了多少玉米？周生康在7月31日的笔记中写到，当时，东风生产队已下种玉米32斤，红星生产队30斤，红江生产队25斤，立新生产队30斤，东方红生产队和红旗生产队没有下种，向阳生产队25斤，胜利生产队22斤。后来，这些下种的玉米产出多少？没有记录。

除了黄豆、玉米以外，联民大队一带还种植很多其他粮食作物。翻开联民大队的会计本可以看到，1962年，归入“其他”类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有54.430亩，总产粮食33 543斤；1963年，种植面积达59亩，总产粮食39 483斤。同样在这两年里，联民大队还种了芋艿当粮食。1962年种芋艿53.43亩，产出粮食折谷31 404斤；1963年联民大队芋艿种植面积是52亩，产出粮食折谷38 142斤。我们由此注意到，除了豆类作物以外，其他杂粮对于战胜饥荒也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饥荒过后，联民大队的农民们仍然种植杂粮，他们用杂粮来“调换口味”，也有人用来卖钱。春天到了，家家户户种南瓜。一些农民在屋檐下搭几根竹竿，让南瓜藤一直爬到屋顶上。夏天，屋顶上一片绿色的南瓜叶，依稀可见几个黄黄的大南瓜，构成一道南方水乡的风景画。陈家场的顾颐德自己家里种绿豆，还向附近的农民们买绿豆。他们用绿豆做成绿豆芽，到会龙桥市场上去卖。政策风声紧的时候，他们少做一点，或者不做^[116]；政策风声松了，顾颐德又每天凌晨挑着绿豆芽上路，在会龙桥摆开摊子。

【注释】

[1]“双抢”指抢收早稻、抢种晚稻。

[2]催芽需要技术，更要认真仔细，催芽出了问题会严重影响早稻生产，所以，各个生产队都选派有经验、负责任的男性全劳动力去催芽，每年催芽的人员相对比较稳定。与垦田、浇粪等农活相比，催芽轻松得多，催芽工作开始后，大田里干活的农民们看到催芽的农民“轻松的样子”，或者会骂娘，或者放慢了手里的活，他们会说，“催芽的人拿安耽工，我们何必‘要死要活干’？也要安耽一些”。

[3]由于传统农村的房子密封程度非常低，“到处都是漏气的地方”，营造有利于谷子发芽的环境很难。

[4]催芽地窖的长与宽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要有利于干活就行了，但地窖必须有一定深度，因为地窖利用深度来保温。

[5]为了保险，生产队一般会留每亩60斤的种谷。双季稻生长季节短，发棵小，就靠着多种下的秧苗增加产量，种谷需求量很大。后公社时期，联民大队一带种单季稻，杂交品种，每亩只需种谷5斤左右。

[6]1970年代初，本书作者与陈雪峰一起做早稻催芽，深知催芽责任重大。陈雪峰说：“生产队里垦田，多一铁耙少一铁耙，无关紧要。催芽工作，一有‘脱把’，关系到100多人的吃饭，谁敢轻心？”

[7]育秧专题访谈，2010年10月3日。参见《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大队数据库》，口述历史，YYZF-201003—育秧专访。

[8]三对口，是指早稻成熟期与晚稻品种对口；秧田种谷量与大田对口；落谷品种与季节对口。

[9]白田指去年冬天留下来的没有种春花的田。花草田指冬天种了红花草（学名紫云英）的田，红花草用作绿肥，需要早几天翻垦，让红花草腐烂。

[10]两个农民站在秧板两侧的水沟里拔草，正好能把秧苗里的草拔干净。这项劳动决定了秧板的宽度。

[11]否则，鸟会吃秧田里的谷子。为了防止鸟吃种谷，生产队有时在秧田里扎几个稻草人。

[12]其实，有些草长得与秧苗差不多，很难区分出秧苗与草。知识青年刚下放的时候，常常感慨于农民们“知识丰富”，他们需要花点时间才可能真正辨别清楚秧苗与草。拔秧田草是一项“细活”，如果拔秧田草时粗心大意或者偷懒，几天后就会见分晓：草长得比秧苗更高！陈家场有一块早稻秧田在路边，有人走过秧田，看到部分秧板上杂草多，就会说：“这是谁拔的秧田草，拔草的时候眼睛瞎了？”

[13]每年初春，联民大队各生产队新一届队务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确定全年实际种植计划，其中重中之重是千方百计增加水稻种植面积。生产队长和所有队务委员会们都熟知那个弥漫于生产队集体中的共识——“吃饭靠集体”，他们明白“生产队集体当家人”的第一责任是解决“一百多号人的吃饭问题”。为了增加粮食的产出，生产队一方面努力提高粮食亩产，另一方面挖空心思扩大水田面积。1970年代，陈家场几乎每个冬天都进行“地改田”，即把桑树地改建为水田，这项工作得到了陈家场农民们的大力支持，但违反了国家种植计划。生产队长只得隐瞒“地改田”的情况，上报的桑园面积“都照抄上一年的”。直到上级放松了管制，阶级斗争的气氛渐渐淡了，陈家场才上报了真实的桑园面积。根据“老三定”的核定，陈家场以种桑养蚕为主，每年为国家贡献蚕茧，国家则每年为陈家场提供29 500斤供应粮。原则上讲，桑园面积与粮食供应直接相关，是国家核定的种植计划面积，不能轻易变动。在相当长时间内，陈家场每年上报的桑园面积都是93.177亩，严格执行着国家的计划指标。1979年，陈家场上报的桑园面积终于变了，仅有65.521亩，竟然一下子比1978年减少了27.656亩，减幅高达30%。这是陈家场人年复一年违反国家种植计划“地改田”的结果，是革命时代生产队集体生存意识的实践。

[14]读着周生康《工作笔记》里大量的相关文字，我们感慨于人民公社时期农业技术引进的力度、强度、效度，比较单干时期（包括解放以前、解放初期）农业技术引进的情况，人民公社时期技术引进的一些特点引人关注。其一，生产队集体比个体家庭扩大了几十倍，其应对技术引进风险的承受能力远远超出了个体家庭，因而十分容易接受新的技术。其二，生产队内部增加粮食的“共生压力”使农民对于一切可能提高粮食产出的技术充满兴趣。其三，公社对于新技术的宣传大大增加了新技术对于普通农民的吸引力。其四，人民公社有效的行政与农业技术体系十分热衷于技术引进，技术引进的效率很高。其五，由于公社有农业技术系统，生产队集体组织农业经营，生产队里只要少数人关注上级的布置，懂一点儿农业技术就可以了，这就解决了技术引进中农民普遍文化水平太低的困难。其六，上级政府的脱离实际，广大农民的无知，技术引进体系对于大部分农民的排斥，这一切导致了人民公社时期技术引进的一些问题（如盲目引进带来的破坏、新技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等）。

[15]肥料不足，秧根发黄、偏细，犹如黄毛胡子。

[16]“煞”字是当地土话，意思是“死”。

[17]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把各种作物都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他们在谈到作物生长情况的时候，常常会把作物的生长与活生生的人相对比。周生康的记录引导我们去反思传统农民的世界观和传统农业实践中的生存智慧。

[18]周生康，《工作笔记》，1974年。

[19]为了秧苗移栽而施用的肥料称为“起身肥”。

[20]基肥指施在表面下的肥料，可以挖坑施，挖沟施，也可以施完肥后再垦田或地，把肥料翻入土壤中；面肥指施在土壤表面的肥料。

[21]周生康，《工作笔记》，1976年。

[22]“一扩两降”即扩大秧田面积，降低秧田播种量和大田用种量。

[23]这句话的意思是秧田面积太小，秧田落谷量太大，水稻生产管理比较放松，水稻收割马虎，导致浪费。

[24]参见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32—33页。

[25]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5—239页。

[26]毛田指没有翻垦的田，白水田指没有施基肥的田。

[27]共同垦田，一起举起铁耙，同时翻起一条田土，很难看出谁偷懒了。但是，生产队里的人知根知底，都知道谁干活“卖力”，谁爱偷懒，垦田的时候，大家刻意不与“偷懒出名”的人排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平时经常偷懒的人“受到刺激”，在短时间内会干得比别人更卖力。

[28]如果可能，生产队先在田里挑上河泥，然后再垦田、摊田。但是，由于大田面积大，很难都用上河泥。此外，河泥的肥效有限，即使用了河泥，田里还需要施其他肥料。

[29]秧凳放在秧板上，秧板泥土松软，四只脚的小凳子会陷进泥里，所以，联民大队一带的秧凳都是双面夹板，夹板面积大，不容易陷进泥里。

[30]拔秧的时候，断了根的秧有时也与好秧扎在一起，但是，这“扎”秧苗拿到大田里去插，断了根的秧马上会浮起来，十分引人注目。插秧的农民就会追问这“扎”秧是谁拔的，会骂人。

[31]拔秧通常不搞定额制。

[32]秧桩指根据规定的插秧密度先插下几棵秧，以便大家以这几棵秧为标志放置秧绳，进行插秧。

[33]插秧时，大田里都放着浅浅的水，农民的手指夹着几棵秧，插下去的时候，会溅起小小的水花。

[34]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3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0年。

[36]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联民大队只有两个抽水机站。水田灌水的时间比较集中，各个生产队就会出现“谁先谁后”的争吵。渠道的水一路流过来，有些农民家庭的自留地离水渠较近，他们时而会偷集体的水，浇自留地里的庄稼。

[37]1970年年初，祝一鹏被祝士金招为女婿。结婚正日，陈家场组织一批会喝酒的小伙子，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不料，祝一鹏“海量”，陈家人没能把他“放倒”。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次次“过关”，再也没有人“看不起他”了。1970年代后期，他还当过好几年生产队副队长。

[38]当地土话，指干轻松的活拿到的工分。

[39]周生康，《工作笔记》，1970年5月21日。在实际作业中，没有生产队会组织耘六遍田，耘四遍田最多了。(www.xing528.com)

[40]一层浅浅的水，犹如西瓜皮一样。

[41]当地土话，指“双抢”结束。

[42]当地土话，指非常的苦。

[43]立秋过后的半个月中，有时天气十分闷热，俗称“秋老虎”。

[44]当地土话，包含着担心、紧张、恐惧等意思。

[45]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是传统的鬼节，那时，“双抢”已经结束，农民们终于迎来了一年中比较空闲的日子，家家户户包馄饨，笑称“吃甜馄饨”。但是，清明节的情况却相反，节后更加忙碌，所以，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把吃清明团子叫作“吃苦团子”。1990年代以来，双季稻都改成单季稻，很多农民家庭不再种植春花，这种“苦”与“甜”的说法随之慢慢消失。

[46]当地土话，指稻的根部。

[47]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48]同上。

[49]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50]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01—106页。例如，该书记载，1967年7月20日21时，许村、钱塘江、斜桥、盐官、辛江、郭店、马桥、双山、袁花9个公社遭8级大风，吹坍草舍、凉棚150多间，民房仓库墙倒瓦飞，早稻落粒，每亩损失20多公斤，棉花、络麻严重倒伏。

[51]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7月25日。“翘稻头”就是指谷粒不饱满，没有重量，或者大量的半成熟谷子被霜打，会严重影响产量。

[52]稻穗灌浆以后，如果谷粒饱满，谷子沉沉的，稻穗就会“弯下头”。如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灌浆不足，导致稻穗上都是瘪谷。瘪谷轻，满是瘪谷的稻穗依然挺直着，犹如在嘲笑农民们。

[53]花稻穗也称隔粒空，稻穗有饱满谷粒，也有半瘪粒和瘪谷。稻田里望去不是一片金黄，而是出现多种颜色，严重影响产量，因而称花稻穗。

[54]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55]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11月3日。

[56]联民大队农民较少养鸭，所以这里统一说是“禁鸡”。

[57]当地土话，指十分紧迫，就如同救火一样。

[58]在陈家场，晚稻收割偶尔承包到人，割完一亩田，生产队记录10分工。一些年轻人觉得割稻承包到人太没劲，不如大家一起干活“好玩”，生产队长听了年轻人的意见，反正晚稻收割不赶季节，一般较少采用承包方法。

[59]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7年11月1日、9日。

[60]桶口面积一米五见方的大木桶，一侧有一根圆形木柱，打稻的时候，双手用力往木柱上甩稻子，让谷粒落到木桶里。

[61]“双抢”誓师大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典型仪式，运用革命的话语、战斗的口号、高昂的激情，把日常事件转化成革命事件，从而规范农民们的行为。“双抢”誓师大会以后，“双抢”战斗打响了，任何犹豫、徘徊、松懈、迟缓都是错误的，只有“鼓足勇气向前冲，早日夺取双抢战斗的完全胜利”。

[62]周生康，《工作笔记》，1976年。

[63]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7月25日。胡少祥的回忆使我们看到，当年“双抢”劳动十分艰苦，劳动效率也很高，即使如此，各个生产队都要做到近立秋时才能完成“双抢”任务，有的生产队为了做到“插秧不过立秋关”，连续几个夜里都“点了太阳灯插秧”。这种情况证明，浙北地区实际上并不一定适合种植双季稻。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双季稻慢慢退出了浙北农业舞台，农民重新恢复到每年种一季水稻。

[64]周生康，《工作笔记》，1975年。

[6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5年。

[66]干河泥有两种，一种是车干河以后，从河底挖出来的河泥；另一种是罱上来的水河泥，放在水河泥窖里，过一段日子，河水慢慢过滤干了，就成了干河泥。

[67]“落地”，当地土话，指农民们用专用的铁耙（落地铁耙）把翻垦好的泥土敲碎，耙细、耙平。

[68]当地土话，形容很平整的样子。

[69]当地土话，意思是表面看是好的，实际上并不好。

[70]当地土话，意思是按老办法做事。

[71]就如稻田的情况一样，如果有条件，农民们也会在麦田里挑上干河泥或者羊灰，作为麦子生长的“底肥”。

[72]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在人民公社时期，水稻、麦子新品种的引进是生产队粮食增产的关键要素，而这个工作的实施体现着当年“上级—下级”“国家—社会”互动模式的“上下联动”。生产队对于引进新的作物品种有极大的兴趣，他们甚至自己组织进行水稻品种试验。公社农科站直接帮助生产队引进新的品种，向生产队介绍新品种的特性，对生产队进行种植新品种作物的技术辅导；同时，由于生产队缺乏有效防止品种退化的育种技术，公社农科站还不断从外面调拨种谷、种麦。

[73]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8年11月5日。

[74]周生康，《工作笔记》，1972年。

[7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4年。

[76]指油菜籽、黄豆榨油后剩下的东西，叫菜饼、豆饼，统称饼肥。

[77]当地土话，意思是说，天气干旱，几乎旱断了麦根，结果麦子反而大丰收，农民用磨子把麦磨成面粉，麦太多了，连磨子的轴心都要断了。

[78]当然，这些措施也是分类进行的：一类苗要以控为主，二类苗控中有促，三类苗以促为主。

[79]当地土话，意思是，该做什么的时候要及时做，不能错过时机。

[80]陈家场的农民用“羊食”指称草。

[81]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70年。

[82]用药的标准是乐果拼1 000—1 500倍的水。

[83]周生康，《工作笔记》，1970年。

[84]两级干部会议指公社、大队两级主要干部参加的会议。三级干部会议规模较大，生产队的干部也参加会议。

[8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4月11日。

[86]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4月23日。为了更有效地消灭病虫害，公社在召开会议的同时，也动用了其他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公社广播。公社广播收听人数非常多，在消灭病虫害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87]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3月29日。

[88]传统农民把麦子脱粒的过程形象地叫作“甩麦”。他们用双手抓住一把麦子，用尽力气往一块石板或者其他硬物上甩下去，让麦粒脱落下来。1969年，联民大队的下放工人王海章带着几个下放工人在四联加工厂的草棚里敲敲打打，竟然造出了电力带动的稻麦脱粒机，《海宁日报》为此发了长篇报导——《草棚里飞出金凤凰》。从此以后，联民大队一带的麦子脱粒主要靠稻麦脱粒机，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了。

[89]种刀，一种海宁地区普遍使用的铁制农具，专门用来在泥里掘出一个小洞，种豆子，种菜秧。

[90]当地土话，指下饭的菜，既可指生的菜，如说“到街上去买小菜”；也可指熟的菜，如说“中午有两只下饭的小菜”。

[91]清明时节“烧野饭”是习俗，孩子们可以随便到地里去摘蚕豆，没有人会说他们偷。

[92]浸的时间因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夏天气温高，蚕豆容易发芽，浸的时间比较短；反之，冬天浸的时间要长很多。

[93]祝家桥南有一家盐官供销合作社的“下伸店”，经营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贾会计喜欢坐在这家小店的柜台旁喝酒。

[94]市场上的薯苗交易以把为单位，区分为50根薯苗一把或100根薯苗一把。实际上，市场上很难找到一把薯苗的根数是整50或100的，每一把总会少几根，交易双方“你知我知”。

[95]很多农民用自己的嘴来喷水。先喝上大大的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用力从嘴里喷出水雾，让水雾均匀地洒在番薯苗上。

[96]农民们买头苗回去扦插，生产二苗。头苗越早，生产出来的二苗越多，农民就可能从出售二苗中赚钱。所以，上市早的头苗价格高。

[97]指粪与水的混和体，其中水的含量占70%以上。

[98]与水田的情况不同，不管种什么作物，地都被分成一轮一轮的，每一轮的宽度通常在两米左右，轮与轮之间有一道浅浅的V形排水沟。

[99]当地土话，指一双有力量而又灵巧的手，干什么活都十分顺当。

[100]当地土话，“轻”与“重”不仅指肥料的多与少，还指施用肥料的不同浓度。

[101]当地土话，意思是眼睛特别敏锐。

[102]大量番薯在地下生长，会引起地面的细微变化，经验丰富的农民“看得懂”。

[103]四联学校的前身是祝会完全小学，1960年代改名为四联小学，后来，四联小学“戴帽子”办起了初中，就改称四联学校。1970年代中期，四联学校竟然办起了高中。

[104]当地土话，指下午休息以后开工到歇工那一阶段的劳动时间。

[105]从塘南的山芋地走到家中，足足有4里多路程。

[106]假如生产队不准备做春窖，就不需要留种番薯。

[107]当地土话，意思是出现问题，让人难堪。

[108]当地土话，意思是吃起来感觉不好（如六月黄的黄豆偏硬）、味道差。

[109]当时农民家庭普遍贫穷，他们没钱购买肥料，依靠家里的人粪、猪羊粪满足不了农业生产的需要。

[110]黄豆收获的时候，整棵黄豆已经枯黄，如果重手重脚，黄豆就可能从豆荚里落出来。

[111]与“松”相对应，形容土地板结或者被压实。

[112]把稻柴埋在灌满水的田里，让其慢慢腐烂，变成肥料，叫作“稻柴回田”。

[113]“七边”泛指田边、地边、路边、河边、塘边、屋边等。

[114]玉米果实的前部长着如头发丝般的金黄色的或者白色的须，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们称之为“苏苏头”，简称“苏”。

[11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8年。

[116]家里做绿豆芽到市场上去卖，这是“弃农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顾颐道还因此被“叫到大队里，批评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