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苗渐渐长大，就可以移植到大田里了。移植前先要整理好大田，当时提出的要求叫“不种毛田，不种白水田”[26]。
毛田，指没有翻垦的田。插秧前，大田里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垦田与摊田。翻垦大田是一项重体力活，常常是四五个男劳力（有时也夹杂着一两个女村民）排成一队，一铁耙一铁耙地带水把田里的土块翻个身。四五把铁耙一起挥动，一排排田里的泥隔水翻了个身，有时会弄得人一身水。当然，偷懒的人会“便船带便货”，趁着大家一起用力的机会少出一点力[27]。
田里的土全部翻转，田就算垦好了。接着需要摊田。农民们手握摊田铁耙，和着水在田里作业。先尽最大的可能把田土耙碎，然后耙平田面。摊田都在放满水的田里进行，田里的水为农民提供了平面参照，使农民可能把田摊平。当然，摊田要有“本事”，也要认真。田摊得好不好，插秧时立刻见分晓。田没有摊好，秧就难插，有的时候，插下去的秧甚至会浮起来。传统垦田都用铁耙，垦出来的田土块大，想摊平整不容易。1970年代中期以后，联民大队一带有了拖拉机耕田，田土打得细，摊田的活就好干多了。令人疑惑的是：原先一年两季，两次垦田摊田，多少人干得腰酸背痛，手掌心磨出了血泡。拖拉机来了，农民们不再需要垦田，摊田变得十分容易，省了工，更省了力。但是，农民们照样很忙，照样辛苦，“双抢”照样十分紧张，很多生产队要到立秋前一天的晚上才最终完成插秧任务。农业技术引进省的工都被消解在无孔不入的“磨洋工”之中。
田摊好，要给田里施基肥[28]。基肥包括大粪、肥田粉、羊灰等，其中，施羊灰让很多农民记忆犹新。生产队里的男劳力把羊灰从农民家的羊棚里挑到田边，三五公尺堆一堆。队长再派人用双手拉开羊灰，均匀地撒到田里面。羊灰很臭，拉开的一条条实际上是浸透了羊粪的稻草，农民们把施羊灰戏称为“吃羊肉面”。
大田准备工作做好，就可以进行秧苗移植。俗话说，“插秧不过立秋关”，过了立秋关，晚稻产量要减半。联民大队一带，晚稻的移植时间通常在7月底到8月8日。早稻的移植时间在5月份，下表3-4可以看到联民大队早稻移植的时间安排。
表3-4 1975年度早稻插秧次序情况
资料来源：周生康，《工作笔记》，1975年5月20日。
早稻移植方式有两种：一是小苗带土移植。秧苗长到一寸至二寸的时候，用特别的铁锹连土铲走，移送到大田里种植。二是拔秧和插秧。这里先看一看小苗带土移植的情况。
1968年，海宁斜桥公社仲乐等大队从外地学了小苗带土移植技术，1969年开始在全县推广。1970年，联民生产大队开始早稻小苗带土移植，当年4月份，全大队共计试验完成小苗带土移植128.5亩，其中胜利队完成量最多，达40亩，占早稻总面积的50%。根据先进经验，小苗带土移栽需要掌握五个基本技术环节，即“早育、密糯、短令、带土、浅插”。与传统的移植相比，带土移植可以减少稻根的损伤，移植后成活快，因而可以提高水稻的产量。但是，小苗带土移植的操作比较困难，秧苗太小，不容易均匀地种植到大田里。联民大队的实际操作结果显示，小苗带土移植并没有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因此，几年以后，小苗带土移植就停止了。(www.xing528.com)
在人民公社时期，水稻移植包含拔秧、插秧两个关键步骤。
拔秧是“扎堆的活”，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一起做。每个人拿一只双面平板的小凳子，叫秧凳[29]。秧凳放在秧板上，农民们坐在秧凳上用双手和着水拔起秧苗。拔秧算比较轻松的活，但是，活再轻松，以同样的姿势干几个小时，总是对人的身体的考验。拔秧需要手上功夫，包括手势的掌握、手指的力量。手上功夫不够，拔秧就会出现两大问题。或者连根带起的泥土太多，洗根十分困难；或者拔断秧根。前者只不过影响拔秧的速度，后者却“拔死了秧”，拔秧时看不到，插秧时见分晓，会“被人骂的”[30]。1960年代末，贾家场一位刚从上海回乡的知识青年去拔秧，一用劲，就把秧根拔断，她脑子里一直纠结着：把拔断的秧丢在一边还是与好秧一起扎起来？丢在一边，拔断的秧浮在水面上，“当场很难看”；扎起来，插秧时被人骂，也没面子。
拔秧的时候，两个人占一块秧板，从秧板的一头拔起，直到整条秧板拔完。在这里，谁与谁一起拔秧就很重要。两个快手一起拔，他们可能会远远占先，虽然不增加工分[31]，但是很有面子。两个前天刚刚吵架的人一起拔，左也不舒服，右也不爽快。在两个人拔秧的过程中，一个人只想偷懒，只拔秧板的三分之一，让另一个人多拔，可能会“拔秧拔出一肚子气”。因此，一到秧田里，大家都会急急地自己找好“搭子”。有时候，队长会喊，大家一起下秧田，“挨着个儿排过去”。这样，碰到谁就与谁合拔一块秧板，省得“找人找出气来”。
坐下来拔秧了，秧田里一片叽叽喳喳声，这是老人们至今难以忘怀的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的热闹场景。人们记得祝家两姐妹的“厉害”与“坏五男”的“嘴坏”，以至于那一天，两姐妹竟然把“坏五男”按到了秧田的泥水里；人们记得那个刚刚下放的上海小姑娘看见一只蚂蟥叮到脚上，惊叫着，喊着，还流出了眼泪；人们记得小脚老人顾彩林在秧田沟里走路歪歪扭扭的，有一次，脚一滑，“一屁股坐到了秧板上”。在叽叽喳喳声中，农民们的双手在秧板上快速移动，两只手指一用力，几棵秧就连根拔起，抓到了手里。等到双手抓满了秧苗，就把两只手里的秧合在一起，到秧田沟里用水把秧根上的泥洗干净，用事先带来的稻草扎起秧苗，一扎秧就完成了，丢在身后，等待着运到大田里。
在生产队里，拔起的秧苗必须当天插完，因此，拔秧的时间与数量是计算好的。最紧张的“双抢”期间，生产队常常凌晨3点左右就吹起哨子，叫大家起来拔秧，一则为了抢时间，二则凌晨拔秧气温较凉一些，对秧苗的伤害小。到吃早饭的时候，全队的拔秧任务就完成了。
大田与秧田的距离远近不等，但秧苗都要人工挑到大田里分散堆放。生产队里男劳力充裕，挑秧的活都由男劳力包下，陈家场男劳力少，青年妇女也要挑秧。农民们通常用土箕挑秧。土箕装秧，秧根并在一起，秧的叶子朝外，叶子不会碰伤。技术好的农民可以“装秧装到半人高”。秧挑到大田里以后，沿着大田的边上分散堆放，以便均匀地“丢”到田里。
准备插秧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先到田的两头约距离田边1公尺处“打秧桩”，[32]农民们以两棵秧桩为准，拉直秧田绳。两条秧田绳之间划出了一个人插秧的空间，农民双脚站在居中位置，双脚的左面、右面、中间各插2丛秧，横向一共插6丛秧，纵向则从田的这一头一直插到田的那一头。秧桩规定了两根秧绳之间的宽度，各个不同时期，因为上级的布置不同，宽度也各不相同。在人民公社时期，总的趋向是插秧密度的增加，例如，原先秧丛之间的距离是5寸×6寸，秧绳之间的距离为3尺；后来要求“合理密植”，秧丛之间的距离变成3寸×4寸，秧绳之间的距离就缩小到1尺8寸。插秧密度的不断增加是生产队集体“过密化偏好”的形象案例。
秧绳拉好了，一扎扎秧也被分散地“丢”到秧田绳之间，一场自然的插秧竞赛马上就开始了。农民们都从大田的某一头下去，一边插秧，一边向后退去。同时可能有10多个农民一起下田插秧，手脚快的农民手到水起[33]，一丛丛秧很快立在田里了。手脚慢的农民被慢慢地抛在“前面”。不久，农民一个个把自己负责的一排秧插完就“上岸”了，把少数几个农民“关”在田里。麻烦的是，手脚快的农民可能把田里的秧扎拿走了，被“关”的农民缺少秧扎，不得不大声喊叫：“快给我送扎秧来，快给我送扎秧来。”
插秧是“大兵团作战”，在“双抢”时节，到了下午3点钟以后，太阳渐渐偏西，阳光不再毒辣，队长就安排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一起下田插秧。插秧的场面十分热闹，笑话、脏话、讽刺话、下流话满田里飞，不时地闹出一些争吵来，大多是闹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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