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道、机站和机耕路的联系与区别

在浙北地区，纵横交错的河道为精耕农业提供了水利之便。河道通常比农田低，成为黄梅雨季的泄水通道^[70]。但是，在农田需要灌水的时候，河里的水却不可能自行流到田地里。农民只能依靠体力车水或者挑水，效率低，出水量有限。农民们大多在农田附近找取水口，如果需要，就筑一条短短的引水沟。

1958年，钱塘江人民公社在三里港建设了电动抽水机站，试图实现新星、中新、联丰、联新、联民以及联农6个生产大队的农田水利化。三里港机站到东面的联农大队足足有5里路远，想让三里港机站的水流到6个大队，必须提高渠道的高程与宽度，这就大大增加了修筑渠道的工作量。公社组织一批年轻力壮的男女劳力脱产修渠道，还组织了公社之间的大协作，请外公社的农民提供帮助。

当时缺少水泥、青砖、石灰，只能做土渠道。土渠道不能漏水，一旦漏水，可能会完全坍掉。农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土渠道的修筑十分讲究，质量很好。在开挖和建设灌水土渠道时，农民们先把原来的泥土扒开，从下面夯实。夯实以后，泥土的表面用铁耙抓毛，加一批土，再夯实。如此往复，直到渠道成型。三里港的渠道距离长，需要经过好几条小河，农民们就在河上架起涵管，或者在桥墩上砌砖渠道。

三里港的蓝图本身带有脱离实际的问题。一方面，6个大队覆盖的土地面积太大，即使主干渠道修好了，也不可能修那么多的支渠来实现自流灌溉。实际上，离三里港较远的联农、联民大队从一开始就没有修配套的支渠道，他们知道三里港的水不可能流那么远。另一方面，泥土渠道无法解决渠道自身吸水的困难，而且渠道内侧会长草，草会阻碍水的流动。

三里港机站最终只惠及了周边4个大队的部分土地，其他大队都必须再建设抽水机站。其中，联民大队于1959年年末建设了油车港机站，配套修了一条南北向的渠道，使陈家场的部分土地可以利用机站灌溉。

渠道的修建需要与田漾建设相配套。最初的时候，由于缺少统一的规划，渠道建好了，几年以后，再重新整平改道，犹如城市中的马路不断地“开膛破肚”。直到1970年代中期，浙北地区的水利建设有了比较全面的规划，田漾与渠道建设同时展开，才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渠道系统。联民大队配合着“七五”“七七”田漾建设，修建了十字形的主干渠道，各个生产队也建设了相应的渠道系统。这时，联民大队的大部分田地都可以自流灌溉了。但是，总有部分高地难以灌溉，大队只能建设一些小机站。例如，陈家场靠近袁花塘河的地势较高，1970年代末，大队专门在陈家场的袁花塘河边安装了电动马达，以便从袁花塘河里抽水。

渠道系统建成了，但是，泥渠道存在的问题却困扰着农民。胡少祥说：“泥土渠道有一个大缺点，渠内如果一停水，就长满杂草，经常要在渠内削草，否则很快长满了草，水就不流畅，影响灌溉。经过多年的反复削草，渠内的土越削越少，渠道越来越大，最后渠不像渠。”

1970年代后期，随着水泥供应的增加，农村逐渐发展水泥渠道。“水泥灌排渠道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原来的泥渠道两边刮光，底下抄光，进行灌浇，先将两边光平的内坡粉上水泥后，再浇制渠底。当然，两边如果都是实土质量还是可以，如果原来有凹形缺口就要用新的泥土做模底，质量肯定不如实土。再则，原来的老渠道多数已经不整齐，内膛太大，如果再缩小的话，其中一面完全是新做的坡，松而不平，影响质量，排渠也同样如此。第二种做法是预先浇好预制板。两面内坡都用预制板贴紧内坡，一块接一块用水泥浆补好缝隙，然后现浇渠底。同样，完全靠泥土的结实度提高质量，泥土松而不平，质量肯定差，还不美观。两种做法的共同点是水泥渠内坡和渠底是二次浇制，必然有缝，久而久之，细缝变裂缝，预制的每个节头的缝也要裂开。现场浇制内坡由于水泥薄，也要碎裂。出现裂缝之后，如果下面是实土的话不会漏水。如果下面是松土或者原来是漏水口的话，裂缝越裂越开，水越漏越多，下面完全把泥流掉。水泥板架空，放一次水，泥掉得多。每年在机站试机之前，进行一次水泥修补略好一点，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相反的逐年严重起来。问题并非完全是这种水渠结构不好，主要当时不注意质量。”^[71]

在人民公社时期，渠道的修建使越来越多的田地实现了旱涝保收，而渠道系统的正常运行有赖于机站。1960年代以后，浙北地区几乎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甚至几个机站，每个机站都为渠道的潺潺流水提供了动力源泉。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机站的运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下面几则会议记录有助于我们体验当年的情景。

1968年3月7日

第一次召开机站管理委员会议（时间半天）内容如下：

总结67年度灌溉情况。（1）关于历年来无有这样的灾旱，取得丰收，特别是水稻一项较大。（2）全年耗电量及开支情况。（3）丰收来源，归根结底靠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通过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奋发起来的革命精神，实际用到生产上去。

在67年度，虽在取得一些成绩但是还不少的缺点。（1）由于机站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够，缺乏认识，错误地实行大民主，放任自流，对集体不负责任，造成输水设备损失比以往多，闸门板偷掉搞破共有18块，连紧口多搞掉。（2）民主管理不够。（3）加强教育，宣传不够。（4）对生产队缺乏联系。

今后任务：68年的灌溉初步计划意见，希各管理委员认真进行讨论定案：

输水维修问题。（1）干、支、毛渠立即修理好，要求灌水畅通。（2）整修理好闸门板、分节闸等。（3）机械维修好，配好零件等。（4）排好落田口，做好滴水池。（5）公共财产人人负责，划段负责。（6）机船及塘南大力机问题。

经济问题。（1）目前透支。（2）如何办。

人员问题。讨论决定。

当前任务：（1）进行春花抗旱。（2）维修开始工作。

讨论纪要：（1）渠道：立即开始动工，要求大队大力支持。（2）落雨不要抗，不落雨一定要抗。（3）机站与加工厂隔开，再不要混合。（4）分节闸，分队分人负责干渠上管理，支渠放水员管理。（5）机船决定修理，钞票大队取。（6）人员处理问题。^[72]

1973年5月2日

下午在机站召开农业队长及放水员会议，会议发言摘要：

要求各机站健全组织，恢复灌区管理委员会。落实生产队用水员，一定要固定，不能随便调换，落实报酬，用水员要有：为革命、为全县二三年超双纲，认真放好水，要根据科学放水，各阶段水稻生长需要，灌好水。反对懒灌满灌这种坏作风，队与队互相谦让，看实际情况灵活性，互相照顾……^[73]

1973年6月4日

公社放水员会议在三里港召开，根据科学种田，在放水上提出如下意见：

明确目的，放水是为高产服务，有利于促使早稻生长，并不是只求水量，不管产量。实行科学用水，首先明确水稻生长规律，根据不同阶段，因田制宜灌好水，做好塌缺水。用好生产队参谋，熟悉情况，搞好试验，摸索早稻生长规律。执行放水制度，有次序安排，同时及时抢收渠道，减少浪费，节约生产成本。安全节约用电，同样管好今年，基本办法根据上级文件办事，共同执行，不得违反。今年的收费问题：预收水费共计1 050元，两个队不收。^[74]

1973年8月8日

下午在机站召开放水员会议，会议记录如下：

发现高低不平如何办？要想尽办法，加高田埂，塞好漏洞，要求：天天检查，及时灌好水，严防晒秧菩头。水源深浅，及时调节，水利促使早发，为革命放好水，互相通气，消除矛盾。机站放水，要先申请，由机站进行安排。水决口，受到损失，尽量设法做好，不能放任自流，避免损失。^[75]

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推动着农田基本建设的展开。解放以后，农村急需解决农田的排涝灌水问题，农民们积极参与开河、筑渠劳动，公社、大队建设了机站。联民大队一带的拖拉机一直到1970年代才出现，那时候，“做机耕路”开始成为陈家场劳动工分记录本中的一个项目。

机耕路指宽度在两米左右的道路，拖拉机可以在路上行驶。纵观解放以后联民大队一带道路改造的进程，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不同的阶段，先是旧路改造，再是建设机耕路，最后是水泥马路。

在联民大队一带，一条笔直的道路沿着袁花塘河北岸从盐官镇通向袁花镇，河边坐落着会龙桥、诸嘉桥、丁桥等水乡集市，但是，周边的其他道路如一位陈家场的老人所说，都是“弯弯曲曲，曲曲弯”^[76]，穿行于桑园、屋脚、田头，给“认路”带来极大的困难。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土地的统一调整为渠道与道路的修建提供了制度性前提。主干渠道要求“拉直”，以利于水的流动。农民们在修建主干渠道的时候，同时在渠道边修了一条路。这种“渠路组合”“拉直”了很多弯路，方便了农民们的出行。同时，路在渠边，起到了保护渠道的作用。路上天天有人行走，即使本来路基较松，“千人踏，万人走”，渠道靠路的一边永远不可能漏水。

1970年代，联民大队一带开始进行统一规划的农田水利建设，机耕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联民大队南面是杭州湾，十字形的机耕路一直向东、向西、向北延伸，成为海宁道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机耕路的修建依然采用“路渠组合”的模式，不过，路修得比以前的更宽一些。修机耕路，先要挖土挑泥。路上铺平一层泥，接着夯实泥土。农民们用两种办法“打夯”。方法之一是用一块四周可以穿绳的圆形石头^[77]，穿4条或者6条绳子，人拉绳子，上下起落，以石头的重量与落地的加速度夯实泥土。石头本身有100多斤重，把石头拉高，再打下来，需要密切的配合。这种方法效果好，但是滚石难找，实际上较少使用。方法之二是用一段直径25公分左右、高1公尺上下的树干，装上4根手柄，2人握着手柄，举起打下，如此反复，打击路面。后者是常用的“打夯”方法，但路面夯得不坚固，导致机耕路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阎王路”。联民大队南部的土质偏沙性，越往北，黏土成分越多，一下雨，路就十分难走。路面夯得不紧，人上路，一踏就陷下去，一抬脚，套鞋^[78]上沾满了泥土。走两步，就要用手把套鞋上的泥土“剥掉”，否则，“脚也抬不动”。偶尔，套鞋被陷在泥里，一拔脚，脚出来了，套鞋留在泥里了。如果有人推着自行车上路，轮子粘上了泥土，轮子上的挡泥板变成了“粘泥板”，轮子与挡泥板粘在一起，动弹不得，不得不肩扛着自行车尽快逃脱“阎王路”。

部分机耕路的路面好几年都处于这样的状态，雨天泥泞不堪，晴天高低不平。1970年代后期，部分大队开始在机耕路的路面上铺“瓜子片”^[79]，使路面“硬化”。由于费用的原因，路面上的“瓜子”总是撒得太少，机耕路部分路面仍十分泥泞。一两年后，不得不再洒“瓜子片”。1980年代后期，联民大队一带的机耕路已经“有点像样”了，雨天上路，也不用担心弄一身泥。

后来，海宁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在新修的公路旁边，可以看到笔直的水泥渠道，渠道里流动着清清的河水。

后来，联民大队实现了“水泥路修到家门口”，修路费用是“集体出大头，农户出小头”。

【注释】

[1]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把土地分为“生地”与“熟地”。生地指荒地或者刚刚耕种的贫瘠土地，耕种几年以后，生地就变成了适合于庄稼生长的熟地。生地变成熟地的过程叫“做熟”。

[2]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9月4日。

[3]每一次种庄稼以前都需要把田地表层的土翻过来，再耙碎、耙平，这些活儿都用铁耙完成。

[4]在削地的时候，有人把削出来的草盖在没有削去的草上，看起来就如全部草都被削除了一样。

[5]一般的小凳放在烂泥水田里，人坐上去，马上陷入泥里。平板扩大了受力面积，确保农民坐在拔秧凳上，凳子不会陷入烂泥中。

[6]为了加快拔秧的速度，有时候，生产队采取拔秧承包制，根据拔出秧苗的“扎数”记录工分。农民们开始想办法偷懒，他们会把“一扎秧”做得小一点，这样，拔同样数量的秧，秧苗的“扎数”就多了，工分也多了。于是，农民们说，“拔秧数扎头，秧苗扎得像个大蒜头”。

[7]养猪的过程中，农民不断地花“小钱”准备猪食，猪长大出售，平时的“小钱”就变成了“大钱”。当年，一头120斤的猪，可以卖近50元人民币。

[8]人粪归农民家庭所有，主要浇自留地。

[9]每家的猪粪都集中到生产队的粪窖里，施肥时，农民们从粪窖里挑粪到田地里；有时候，生产队用船装来“上海大粪”“长安大粪”，粪船停在岸边，农民们直接从船里挑粪施肥。

[10]挑粪不容易。挑满满一担粪，晃悠着走动，要滴粪不溅出来，着实很难；挑100多斤重的粪，走5里多路，需要的不只是力气，还要本领。浇粪也偷懒，有的人将粪装得浅一些，有的用撩子泼了半桶粪，另半桶就随便倒在田地里，如此等等。

[11]扁担挑东西，是一件“硬碰硬”的事，生产队里的男人们偶尔会比拼谁的力气大。例如，有一次，陈家场到祝家桥边挑河沙，一些人比拼挑河沙过桥。在挑到300多斤重的时候，笔者败下阵来，陈建国只挑到一半，陈双明“本事最大”，把河沙挑到了桥上。在很多情况下，拿9.5分底分的男青年是最积极的比拼参与者，他们如果在比拼中赢了拿10分底分的全劳力，在评工分时就“有话说了”。当然，比拼会“挑断扁担”，更会“伤人”。

[12]陈家场一位老人在讲述农具使用情况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充分反映了扁担在农业劳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13]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9月5日。

[14]电动机的使用节省了体力，提高了效率，却带来了触电的风险，在“双抢”早稻脱粒的时候，联民大队发生过触电死人的事故。

[15]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9月2日。

[16]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9月3日。

[17]参见盐官镇志编写组：《盐官镇志（内部文稿）》，电子版，第二章第二节，“生产习俗”。

[18]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8月31日。

[19]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9月1日。

[20]即使在1970、1980年代，每当老人们回忆起以前的农业生产，都会津津乐道于水车的精巧、复杂。水车是精耕农业的象征，水车的退出部分地意味着传统精耕农业的终结。

[21]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民把一千瓦的大灯叫作“太阳灯”。(www.xing528.com)

[22]一个个蚕匾的故事，都鲜活地反映了生产队集体这个大家庭中的小家庭的态度与行为。

[23]海宁以人力操作的船舶主要有划子船、脚划船、丝网船、小航船、快班船、木帆船和驳船。
划子船：是渔民用以兼作客运的工具。可载二三人。以单桨或双桨操作，时速约4公里。1950年境内有32艘，1954年11月，斜桥、路仲尚有2个划船组，1950年代后期自然淘汰。
脚划船：又称乌篷船，清时由绍兴传入。可载三四人。手执小木桨掌握航向，双脚蹬大木桨推进，时速约4公里。清末民初境内脚划船分布各集镇，长安镇虹桥西“划船弄”即因停靠划船而得名。建国初期境内尚有13艘，1956年后逐渐淘汰。
丝网船：据传源于苏州。渔民常年兼作客运，故布置整洁，具有游船性质，收费亦高于其他客船。可乘七八人，建国前在硖石镇花园桥和南关厢沿河一带停泊较多。1954年尚有11艘，1956年农村合作化时归于渔业社。
小航船：源于唐代，其名宋代已有。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载：“今浙西临流州县，凡载行旅之舟，谓之航船。”小航船以载客为主，兼装货物。一般可乘20人左右。1950年海宁有157艘，其中硖石镇最多，有80余艘。后因轮船客运业发展而减少，1954年仅存50艘。1956年部分小航船纳入运输业，始与快班船统称航快船。
快班船：源于绍兴而俗称绍兴快班船，因走水性能好、多橹摇驶航速较快而得名。快班船以载客为主，兼装货物和传递邮件，载客数一般30人左右，定期定点定线航行。1950年海宁有110艘，1956年与小航船统称航快船，并转以货运为主，但其载客历史直至1976年方告结束。后航快船一度由货轮拖带，1982年后由驳船取代。
木帆船：系杭驳船、码头船、西漳船等一些货运船舶的统称。坚厚牢固，体积宽大，宜装大宗货物。海宁境内一般用于装运粮食、砂石、原煤，载重量约15—25吨。建国初期，海宁有木帆船249艘。1956年硖石、长安、斜桥、盐官四地成立木帆船运输合作社时，尚有224艘，355 045吨位。1960年代中期，木帆船开始被水泥驳船取代，1970年代中期又逐渐以钢质驳船代替。

[24]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275—278页。

[25]参见海宁市供销社志编写组：《海宁市供销社志》，内部版，1991年，第162页。

[26]参见海宁市供销社志编写组：《海宁市供销社志》，内部版，1991年，第163—164页。

[27]植保员也叫除虫员。

[28]落河缺是水田通向河内的小缺口，用于放掉田里多余的水。打好落河缺就是封住水田落河的缺口，保持水田的水不流失。

[29]这里讲新农药甲基1605十分毒，杀伤力十分强，水田需要放水后才能施用，否则会造成死苗。

[30]在11号、12号都做好除虫，施好1605。

[31]新农药甲基1605是从德国进口的剧毒农药，当时第一次使用。由于对于人、畜的危害都很大，所以当时各级都十分重视。这里几段讲的都与新农药相关。参见周生康，《工作笔记》，1968年。

[32]周生康，《工作笔记》，1978年。

[33]1966年4月23日，联民大队会议上布置的四月份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打算长年积肥，发展养猪养羊，多积自然肥，今年自力更生土肥为主化肥为辅。”1968年8月14日，联民大队召开生产队队务委员以上的会议，支部书记提出：“对肥料问题发掘肥源，开展积肥号召社员投肥，想办法解决肥料关，来夺取晚稻超早稻。开始罱河泥。”1971年3月23日，红江人民公社召开会议，要求：“自力更生，发动群众，解决积肥困难，同时发展畜牧业，解决肥料不足，社员投交家杂肥，支援生产队发展生产。”公社时期不仅在农业生产的角度强调积肥的重要性，还将积肥提高到政治高度，积肥不积极被视为走不同的政治道路（参见相关年份的周生康《工作笔记》）。

[34]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年。

[35]联民大队一带的农家圈养绵羊，用干草料填在羊圈中，草料与羊粪、尿混杂在一起，俗称“羊灰”。

[36]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225—228页。

[37]捻河泥十分辛苦，仅有男性全劳力才能承受。

[38]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12月11日

[39]胡少祥，《胡少祥日记》，1999年12月10日

[40]访谈王庭芳，联民大队，2009年1月。

[41]有时候，陈家场的农民就用“大肚子”来指称猪，因为猪吃得特别多，吃饱以后，看上去肚子很大，走起路来肚子一晃一晃的。

[42]一种较大的砖，用来做地皮。

[43]联民大队的农民们把施羊灰戏称为“吃羊肉面”。

[44]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5月21日。但是，传统的农民们不习惯于粪便的集中管理，所以，每次粪缸集中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45]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226页。

[46]参见陈关明回忆录，手抄本《平凡而坎坷的一生》节录《回乡务农十四年》之二“劳动”。

[47]学名紫云英。

[48]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226—227页。

[49]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3月31日

[50]访谈王庭芳，联民大队，2009年1月。

[51]参见内部文稿，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2008年，第228—230页。

[52]参见海宁市供销社志编写组：《海宁市供销社志》，内部版，1991年，第151—152页。

[53]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1页。

[54]海宁市供销社志编写组：《海宁市供销社志》，内部版，1991年，第153页。

[5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8年。

[56]周生康，《工作笔记》，1978年。

[57]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58]参见联民大队文书资料，《关于建设大寨县六条标准的具体要求》。

[59]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7月25日。

[60]稻秆泥指混杂着稻根的黏土。

[61]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7月25日。

[62]同上书，2001年7月29、30日。

[63]参见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8月30日。

[64]李悦庄回忆录，《落叶记》，1996年。

[65]“跳”，当地土话，指与路相交的水沟的缺口。因水沟狭窄，人可以“跳过去”，人们就叫这样的缺口为“跳”。在少数地方，水沟变宽了，建了小桥，仍保留着“跳”名，如孙家跳。

[66]海宁的水系分成上河水系与下河水系，两个水系的落差超过1米。联民大队的伴塘河属上河水系，袁花塘河属下河水系。油车港连接着上下河，因此，必须筑起水坝。原先的水坝在油车港中部，1970年代移到北端。

[67]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5月29日。

[68]在人民公社时期，祝会地区也称为“四联地区”“四联片”。

[69]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1年6月3日。

[70]如果雨量过大，河道里的水位高于农田，就形成了涝灾。在生产队里，也会有少量地势太低的烂水田，农民们常常为排不出水而苦恼。

[71]胡少祥，《胡少祥日记》，2003年1月16日。

[72]周生康，《工作笔记》，1968年。

[73]同上书，1973年。

[74]同上。

[75]周生康，《工作笔记》，1973年。

[76]当地土话，形容物体弯曲的样子。

[77]俗称“滚石”。

[78]套鞋，当地土话，指胶鞋。

[79]一种如南瓜子般大小的石子，俗瓜子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