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的非直接影响和深度发挥的重要性

传统政府规制办法比较强硬,大多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强制性命令。例如,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曾对国内油价进行限价。但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们,这种强制性命令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最终反而带来更大的市场起伏,因为传统强制性命令规制工具容易扭曲市场原有的信号机制,因此传统政府规制潜在成本其实很惊人。

以往政府规制目标很明确,希望实现类似导弹类的精确打击,更加注重政府规制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政府CSR政策法规对社会非直接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远远超过了政府政策法规直接影响的范围和深度。

甘宁汉(Gunningham,2009)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而言,企业受到三重规则的限制：政府法律规范、社会公众评判、企业经济绩效考核。这三重规则限制中,政府法律规范起着核心、引领的作用,尤其是对社会公众评判起着较强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如果一家私有企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公众除了谴责企业,也会要求政府加强监管。其实,政府一直推行的企业自愿CSR实践项目有助于降低此类风险,如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就是硬性规定中的“软性”自愿实践项目。可见,遵纪守法也直接影响了企业是否享受到政府CSR认证的名誉收益,换句话说,政府的规制是一个加强版的社会规制。(www.xing528.com)

CSR信息公开制度也给公众和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接触相关信息的渠道,进一步促使公众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加强监督。

所以,政府并不仅仅是一个规则制定者,也是企业三重限制中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政府规制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多数学者的估计,尤其是其非直接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