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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对立与统一

时间:2023-05-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道德与经济对立的根源主要来自道德的独特特性:公共物品性。大量违反道德的现象与事件使得社会交易成本大量上升。因此,要实现道德与经济的统一。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第16条提出的关于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信用制度,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体系的新要求。

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对立与统一

道德经济对立的根源主要来自道德的独特特性:

(1)公共物品性。作为社会制度规范的道德,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而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这种特性使得“搭便车”现象严重。人人都想享有良好的道德环境带来的温馨的居住、工作环境,但“搭便车”者并不愿意承担自身维护这一良好道德环境的义务,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也是道德独特的第二个特性。

(2)收益外溢与成本内化。作为公共物品的道德,其成果是被全体公众所共享的,其成本也是由全体公众分担的。从直观看,成本与收益是对等的。但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们对于收益不甚敏感,对于损失却非常敏感,所以公众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遵守道德的成本很高,但收益较小。

例如,很多陷入困境的企业在生死存亡关头,为了自救,到处寻找“救命稻草”,更倾向于用不道德的行为挽救企业。因为很多企业管理者潜意识中存在一种观念:企业伦理道德企业经济效益是一个悖论,而陷入困境的企业首要任务是活下去。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人的理性自利假设要求企业为自己的生存考虑,如果企业没有提供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合理的,没有短期的生存就无法实现长期的发展,这对企业是很关键的。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主导控制权很重要,虽然这种竞争行为可能与社会福祉产生冲突,有效的外部监管可以帮助解决外部问题。

伦理学角度来看,道德人更强调市场中道德规范的自律。没有整体社会的发展,企业也难以独善其身。企业只有关注长期发展才能为当下的决策提供更好的依据,因此企业应当关注如何用正确的参与合作方式来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表1-1 基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企业行为分析比较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总是会发现一个现象:虽然人人鼓吹、认同道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往往并不愿意遵守道德。这种现象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成本的急剧上升。因为作为社会制度之一的道德,也有其制度成本与收益。大量违反道德的现象与事件使得社会交易成本大量上升。例如,因为有大量乱丢垃圾的现象存在,政府每年不得不持续追加工人工资,用于雇用工人,保持路面整洁;而如果人人都能遵守公德,这部分支出能够用于进一步提升市政设施。(www.xing528.com)

因此,要实现道德与经济的统一。首先,在经济制度的设计与运行、监管中,除了使用以往简单的道德宣传与呼吁手段之外,必须考虑并纳入道德因素。因为自由市场能够提升效率,但也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不是制度安排失灵,而是人性中的“恶”。因为市场契约的不完备性,经济人力图寻找并利用市场制度安排或契约不完备性谋求自身利益。所以,经济人和道德人都是自由市场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两者缺一不可。以往,我们将这个问题划出了经济范畴,现在应在经济系统中考虑并作出相应制度安排,因为市场交换有两个典型特征:自愿性和重复性。自愿性说明是非强制的,人们之所以自愿交易是因为交易的互惠性;而重复性说明以往交易产生了信任和信用,潜在信任和信用的价值能够有效遏制欺诈行为。据此,施蒂格勒认为经济交易自然生产一套交易的制度和规则;借助市场交本身的特性,这些制度和规能有效地降低市场交易主体的不道德行为;这说明社会道德规范的实践性与经济主体效用的最大化行为之间存在一致的内在可能性(吴蕾,2006)。但这种内在可能性很大程度依赖于交易的重复性,对于一次性或低频交易行为,某些交易主体往往不在意信任和信用的价值,所以,斯密在《关于法律、岁入和军备的演讲》一书中也提出需要通过立法来维护经济人的权利,防止损害发生。

除了立法手段,在经济自身运行制度中也可以设计相应机制提升社会道德水平。例如,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一直是最热门话题之一。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第16条提出的关于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信用制度,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体系的新要求。该决定高度评价了建立新的市场信用体系的作用,强调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还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五个统筹”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写入了党的重要文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中,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2]

因此,在经济系统整体机制设计中,我们应摆脱以往旧福利经济学与新福利经济学的“自利行为”与“价值中立”的弊端,更多地从“互利”和“整体价值提升”角度出发思考新的经济社会体制建设,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整体福利的提升。

企业尤其应该增强这方面的意识。在追求经济利益时,企业应当更多地思考企业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合一,而不是将自己置于利益相关者的对立面。最近发生的美联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社会并不需要一个没有社会效应的企业,经济效应的基础是社会效应。那些处于危机困境情况下的企业更应对这一点进行深思。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人民出版社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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