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的共享文明探析

2019年夏天，我在云南洱海的玉几岛上和我的朋友、艺术家赵青聊天，在洱海边和赵青这位富有文化素养的朋友谈古今中外，是我和他难得的精神回忆。他和我分享了他所尊崇的南怀瑾老师的一些观点，很让我吃惊。南怀瑾老师认为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主要有四个西方文化的理论在运转，即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南怀瑾很反对消费刺激生产，认为这让人变得贪婪。南怀瑾老师认为21世纪也有四个东西很重要，那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社会主义制度。遗憾的是，南怀瑾老师没有看到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会在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催生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管理制度。21世纪有可能诞生的社会文明共识只有两个字：共享。

关于共享，前几年因为数字技术的推动，出现了一个词叫“共享经济”。人们把通过数字技术的便利，给城市交通提供自行车服务的模式称为“共享单车”，其实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所谓的“共享单车”只是一种数字技术下的商业模式而已，这种商业模式把自行车这个传统的私人财产，变成一种经营组织的生产资料，消费者都可以通过扫码付费随时使用，谁都可以骑上没有个人属性的单车，“共享”在“共享单车”中是一个伪概念。“滴滴出行”开始也被解读为共享经济，私家车拥有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在闲置时间提供载客服务，把私家车变成共享的交通工具，这个共享其实也不成立，最后私家车都成了专职的“网约车”。

但是，数字经济的共享机制和共享生态是成立的，数字经济这个经济形态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是客观的共享取向。数字经济时代的文化，可以促进共享文化；数字经济时代的文明，可以理解为共享文明。

在共享文明这个领域，我的朋友、著名慈善家卢德之先生有很多研究，他提出了“共享文明”这样的理念。卢德之在商海沉浮之后致力于慈善事业以及慈善事业的国际化推进，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慈善领袖之一。卢德之非常喜欢研究，我和他也经常进行一些思想层面的交流。他前些年研究资本的文化属性，专门出版过《资本精神》一书，试图通过资本这个工具，在财富创造和财富运行中，注入文明的价值观，让资本摆脱逐利的简单本质，让资本充满人性的光辉。他所推动的慈善工作就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差不多10年前，一位丹麦的金融家写了一本书叫《道德经济：后危机时代的价值重塑》，也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中注入人文价值观，从可持续的角度设计商业模式，而不是仅仅关注商业利益。发达国家这些年也在推动绿色金融，希望通过对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让世界更加美好。

总的来说，这些讨论还是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并没有影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国非常有名的企业家牟其中先生，一直在推动他的“南德实验”。我和他从理论到实践，深入讨论过三次，试图搞清楚“南德实验”的本质。这个实验的核心要义是利用智慧和经验，整合产业与技术资源，发现一个关键节点就可以创造巨大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资本杠杆，关键是解决创造价值之后的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是“平稳分蘖”。交流下来，我觉得牟其中先生的实验存在哲学意义，不具有他所理解的操作性、实践性、逻辑性和普遍规律性。但是，牟其中先生的哲学理念终于可以实现了，因为数字技术的诞生。数字技术带来的智慧既可以满足牟其中先生理想中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技术智慧；同样，技术智慧也可以解决分配阶段“平稳分蘖”的问题。

我认同数字经济时代将会创造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不了的机制，就是“共享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文化，会是共享文化，在数字经济形态上给人类文明创造的财富也可以理解为共享文明。

我可以用数字经济形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构想，来表达我的“共享文明”创意。(www.xing528.com)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人类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丰功伟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文明带来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在全球范围内，城市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城乡差距。中国同样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矛盾。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党和国家提出了“脱贫攻坚”，大面积解决了极端贫困问题。但是，如何解决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乡村凋零、土地荒芜、农民不富裕的问题呢？一直没有很好的答案。

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如果结合数字经济，我认为有可能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也可以在全球再创中国独特的乡村振兴和繁荣模式。

我在2006年曾经提出过《中国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湖南益阳市得以推广，成为全国著名的“益阳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土地信托机制创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关系，从空间规划、产业规划、乡村治理多个维度发展中国农业，站在农民利益的角度，导入产业资源，使农业产业化符合现代产业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要求，提高农业产业化的水平。我的这个方案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谋而合。

如果将产业互联网和“乡村振兴战略”结合，中国将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有可能成为全球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一个典范。

我们可以将农业产业化作为导向，结合乡村行政区划和乡村治理，创建土地信托公司（非金融机构），按照产业规律把一定规模的土地流转集中，然后通过招商，吸引国内产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对空间和产业根据土地属性进行规划和投资，在保障农民权益基础上，创建产业互联网，直接面向市场终端进行垂直营销，把整个行业链条上的所有资源和技术，通过万物互联链接到线上。之后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品种培育、种植管理，甚至可以预约定制服务，这样既可以重新规划乡村，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符合规划和环境的要求，又可以吸引很多城里人回乡生活和工作。每一个产业互联网都是一个县域经济或者市域经济的综合资源整合平台，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产业模式的规划设计，把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民间文化、旅游度假等系列要素都通过产业互联网设置出各种场景，就可以从食品安全、地理标志、定制生产、定制种植、定制养殖、定制加工的角度，把农村、农业、农民的所有要素和市场关联。也可以把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耕作这样一些数字技术带入产业互联网，彻底解决乡村发展、产业兴旺、文化传承、统一规划、乡村治理的问题。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方式，可以再创乡村辉煌。这样的模式，把农村的土地资源、农民、民间文化、地域经济特色、产业资源都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联系，达到资源共享、精准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很好地处理了产业关系、空间关系、社会治理关系。如果农村都能够和乡村振兴、产业互联网结合起来，那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治理模式也能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天人合一”这样的文明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