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具备全球化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体系

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也是一个企业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这需要经济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行业监管部门共同思考。中国到底是需要融入全球化体系，还是完全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自创一套经济体系，然后让全球化和中国市场体系融合？

我个人认为，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第一次、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以来形成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这套体系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符合各行各业的规则，同时又满足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也符合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而建立起来的产品标准、技术标准、市场标准、质量标准、价格机制、安全标准、贸易规则、竞争原则等。中国需要在这些方面融入全球化规则。在早期，中国由于经济总量太小、竞争能力不够、企业体量不够，在市场化、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国经济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中国在加大开放力度的同时，也应当加大和全球化规则的融合力度，使中国成为全球认同的市场经济国家。

比如在中药产业，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全球化的规则制定两套市场规则，一套规则是完全遵循中国中医药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形成产业体系，保持中医和中药一体化的模式，同时按照中成药标准体系发展中成药。但是，为了让中医走上现代化、全球化道路，我们完全可以开辟另一套规则，即通过现代生物学技术，将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西方医疗医药的科研体系相结合，通过创新让中医学的成果随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走向全球。一位老中医在改革开放初期到美国去了，在美国很好地推动了中医、中药的发展。他发现，美国很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都有很大的市场，同时，美国的功能食品、临床营养食品都是非常简单的，甚至是单一的植物提取物。他尝试将重要配方中的多种饮片，采用单一植物提取再混合的方式，转化成为功能饮料和功能食品，同样具有很好的治疗、保健效果，还完全符合西方的消费习惯。这样，中医、中药的精髓同样可以通过现代科技创新和观念的变革发扬光大。中国企业如果在这些领域打开市场通道，就可以独创性地开启中国中药企业的全球化路径。

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全球化体系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全球化的体系；第二个方面是这个体系内无数的全球化企业。

从全球化体系来说，目前处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交织阶段，同样也是两个全球化体系的交织阶段。一方面中国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体系的输入者、接受者；另一方面中国成为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规则制定者。目前处在早期的交织阶段也是非常复杂的融合阶段。

对于中国来说，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袭来时，中国全面融入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同时，中国在融合的时候，没有和全球同步融合，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有选择融合的国家，也使得中国在融合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体系的时候，和全球体系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存在深层次不兼容的问题。同样，中国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处于和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甚至在很多地方领先于发达国家的状况。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数据资源巨大，产业互联网市场巨大，中国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规划数字经济，客观上非常有利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系统的形成，使中国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系统规则形成的时候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国已经决定大规模启动新基建投资，将5G基站建设、特高压电网建设、城际高速铁路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充电桩建设、大数据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建设、工业互联网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并对这些建设加大投资力度。这些投资不仅能够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时会给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硬件基础条件。

而相反，发达国家由于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占有优势，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规则的制定者和利益拥有者，发达国家会继续分享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给它们带来的红利，一旦它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伤害和冲击，它们就会寻求改变全球化游戏规则的机会。由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全球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的各种利益主体，包括国家、跨国公司、金融机构、政治集团的关系和利益都被严重固化，发达国家推动数字经济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要改变资本经济时代形成的全球化游戏规则非常困难。

我们以中美贸易冲突为例，中美之间大规模的贸易开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严格遵守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商业规则。随着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技术的变化，中美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也在发生着变化。以美国制造和中国制造为例，过去美国制造相对于中国制造很有优势，美国制造的产品直接出口中国，不仅给美国带来贸易收入、资本利益，还带来充分的就业机会。但是，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增强，美国进口中国原材料、半成品的关税降低，使美国的制造成本提高，中美相关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就打破了。美国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利益结构开始向中国倾斜，美国就想要重新改变全球化的游戏规则。2001年，按照中方统计，中美贸易总额为744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80亿美元。而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增加到了6335亿美元，增长将近10倍，即使出现中美贸易战，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依然还有3233亿美元。而10多年来，美国贸易总额仅仅增加了一倍，达到4.27万亿美元。中美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例，从2001年的5%增加到2018年的14.8%。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变化的同时，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袭来。中国全面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就已经对全球化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球化的利益机构已经随着中国的融入发生巨变，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又悄然来临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已经有巨大的经济总量作为基础，毫无疑问，中国将有更大的优势来参与、融入全球化，甚至将成为数字经济驱动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引领者。而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引领者、规则制定者、利益拥有者，这些国家不想失去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的优势和利益，所以它们不会成为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积极推动者，而是会努力维护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已经形成的全球化秩序和全球化体系。这样，中国反而有机会成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原有规则的改写者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规则的制定者。

我们用LED这个产业来举例。LED是一种将电能转化为光能的半导体器件，不同材料的芯片可以发出不同的颜色，也被称为发光二极管。和传统照明相比，LED不仅节能，而且亮度提高、成本降低，被称为继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发明白炽灯之后的伟大发明。LED被广泛地应用于信息显示、信号灯、车用灯具、液晶屏背光源、通用照明等领域。虽然早在1907年，人类就发现了半导体材料通电发光的现象，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全面袭来的时候，LED才开始实现真正的商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LED发光效率提高、发光强度增强，其优势逐渐凸显，应用领域扩大。作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产业，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拥有先发的产业技术优势和制造设备优势，中国的LED产业主要由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主导。但是，中国由于市场化的形成以及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融入，通过引进、吸收、消化技术，在LED封装业务上的优势迅速形成，珠三角、长三角成为中国最大的LED密集区。由于这样的综合优势，中国企业的设计、加工、封装、运营以及成本优势远远强于欧美发达国家。于是，当LED产业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融合的时候，中国企业就开始了全球化的步伐。目前，中东、中亚、东南亚、中欧等地区甚至美国都成为中国LED业务的市场，这个行业秩序的变化也使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在LED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企业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弱势地位走向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强势地位。随着5G时代的到来，以LED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一定会兴起，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连接全球LED市场，产业互联网一定会整合全球范围内的设计专家、制造厂商、运营维护机构，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AR、VR技术，客户会获得更好的场景体验。更快的个性化设计和定制、更加有效的运营维护等工作都可以通过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来完成。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将成为5G时代的里程碑，未来将进入中国制定全球化规则的时代。这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中国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后期，将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达到发达国家所形成的全球化技术水平。

由于技术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在很多高端技术领域仍然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尤其是一些系统性差距还需要很多时间去追赶，但是我们看到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形成的全球技术链条已经在发生变化。

由于中国有市场优势，全球的技术和科研力量将在市场、资本、利益的驱动下进入中国，这种进入不一定是将所有先进技术让中国企业掌握，而是全球的企业和资本推动这些企业和技术进入中国。过去是美国、以色列、英国、日本、加拿大这些国家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被发达国家的全球化企业所应用，然后把产品卖给中国。接下来会是这些国家的技术与全球化企业一起，到中国进行生产、加工，在中国与中国的各种应用终端进行融合，形成中国市场的全球化产品、技术、企业、资本大融合。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特斯拉。2019年1月7日，特斯拉在上海建设超级工厂，这个超级工厂从奠基到投入生产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创造了全球汽车制造史上的最快速度。这样的示范效应给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树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典标杆。这不仅宣示了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决心和能力，同时对中国的整个汽车产业都是一个警示，狼真的来了，你到底是成为狼，还是成为被狼吃掉的羊。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斯拉作为一个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居然选择在中美贸易冲突非常激烈之际在中国建厂，这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的魅力，逆全球化的力量是挡不住全球化的力量的。特斯拉建厂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特斯拉虽然诞生在资本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但并不是资本经济的产物，而是数字经济的产物。一个数字经济的产物在资本经济国家的生存环境很糟糕，会受到来自美国的所有汽车巨头企业的封杀，因为特斯拉挑战了传统汽车产业的地位，挑战了资本经济秩序。而中国却可以给特斯拉这个数字经济的产物提供最好的生存环境。

特斯拉之所以选择中国，首先是看中了巨大的中国市场，其次是看中了中国的配套能力和制造业效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是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大国，同时，中国在汽车领域的变革，让汽车成为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新的产业力量。特斯拉进入中国绝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市场，而是要利用中国这一片对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城市出行工具最有前景、最有利的沃土。特斯拉没有选择美国，更不可能选择欧洲、日本或者印度，因为中国所具备的代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体系，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因为特斯拉生产制造所需要的材料、技术、零部件、电池、电机、电控以及各种电子通信元器件在中国都应有尽有，要么是中国企业可以提供，要么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可以提供。还有就是遍布中国的充电装置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5G在中国的布局也将会是最广阔的。如果特斯拉不到中国布局，未来也许就没有特斯拉的发展机会。所以，特斯拉这个数字经济的产物在中国这个崇尚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就如鱼得水。

以色列的库克曼集团就是抓住了这个全球化趋势的金融集团。2013年，以色列最大的投资集团库克曼集团开始转型，它们开始把业务重心向中国转移。作为投资集团和精品投资银行，它们过去的业务模式就是投资和服务于以色列的新技术项目，然后把这些项目转化到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企业融合，然后通过出售资本、转让股份或者到世界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方式寻求溢价退出。库克曼集团之所以选择把目标市场向中国转移，就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崛起。库克曼集团通过几年的工作和努力，在中国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库克曼集团每年在中国举办一场中以科技论坛，中方都会组织数千人来参加，而库克曼集团也会从以色列带来上百家企业和创新技术项目与中国企业对接。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全球化现象，即许多以色列技术进入中国，助推中国中小型企业与这些技术融合，然后帮助中国企业成为全球化领先的技术企业。这些以色列企业在中国生产制造，但是具有全球化的先进性，从而使中国企业走向全球，成为全球化企业。

一位叫叶欢的企业家学员跟我到日本、以色列进行全球化考察之后，企业战略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本来就是浙江宁波的一位优秀女企业家，她创办的一家疫苗生产企业，由于技术、产品都具有核心优势，被世界500强的默沙东公司并购，目前她还有一家专门从事医疗器械生产制造的企业。通过学习和考察，我问她有什么体会，她说坚定了自己未来专门投资医疗器械的目标。我建议她在宁波创办一家国际医药转化中心，专门将适合中国市场的国际医疗器械通过投资、合资方式到中国转化，要么获得全球的知识产权，要么成为中国的MAH（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以上分析说明，中国虽然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产业体系里还没有达到与发达国家同等的水平，还需要在科研、教育、人才、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不断发展，但是在巨大经济总量、巨大市场、完整配套体系的支持下，中国逐渐可以弥补技术、工艺、知识产权、运营体系等方面的不足，吸引全球技术资源、科研资源、人才资源、知识产权、产业体系、教育资源进入中国。

法国里昂商学院的副校长王华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后来成长为里昂商学院的教授，并且成为难得的华人副校长。王华教授就是充分把握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教育资源、人才资源方面的巨大需求，带着里昂商学院跳出传统商学院思维，将里昂商学院创办100多年来所积累的教育科研资源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化商业教育的理念。里昂商学院不是在法国等待中国学生的进入，而是主动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在上海创办中国校区，帮助中国企业家跳出传统的商学教育模式，给企业家建立全球化的知识和经验系统，深受中国企业家的欢迎。

第二，中国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形成全球化的系统优势。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开启的时候，产业互联网一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生态。我愿意把这个理解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体系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体系的高度融合。互联网创建至今已经几十年了，早期的门户网站就是一个互联网媒体，和企业的融合最多就是创建一个企业网站、行业网站，然后发展为互联网社交平台、大数据搜索平台等。亚马逊、阿里巴巴、京东开启了电子商务时代。过去这些年要么是传统产业创办企业网站、企业公众号，要么是互联网企业渗透进入传统企业。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形成的产业生态还是在相对独立地运行，在受到很多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总体上还是两张皮。

5G时代是一场革命，就是传统产业和互联网生态的融合带来的革命。这将是影响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场里程碑式的革命。我曾帮助一个老龄产业领域的企业打造一个老龄产业的互联网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来解读一下未来产业互联网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改变。

养老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人和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已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对老龄化社会设定的标准。但是，中国比发达国家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发达国家是富裕之后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而中国则是未富先老。除了这个严峻的问题之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子女。而目前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进入退休年龄，进入养老阶段，但他们的孩子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成为老人之后，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的最大的养老责任和负担。根据这样的国情，中国政府只好制定出“9073”的养老政策，也就是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的老人在社区养老，3%的老人由机构养老。独生子女家庭的老人，如何做到居家养老呢？由于人均寿命延长，有的独生子女家庭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样一个严重的倒金字塔结构已经来临。

大约在20年前，中国社会其实已经预见到这样的问题，很多市场人士非常乐观地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银发产业，房地产投资商就开始打起了养老房地产的主意，纷纷投资养老公寓。当老龄社会到来的时候，要么是大多数投资严重失败；要么是公共养老机构严重不能满足需求，一床难求；要么就是各种中高档养老公寓没人入住。于是，坚强、乐观的中国老人开始了他们独特的养老模式——集体出游、集体跳广场舞、集体打太极拳、抱团养老、集体到山清水秀的农村过世外桃源的日子。但是，再过10年呢？他们进入70岁、80岁之后，需要卧床、看护的时候，幸福在哪里？

中国已经有两亿多60岁以上的老人，养老产业规模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8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今天的中国有一家专门以老龄产业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吗？在我印象中一家也没有。涉足老龄产业的82家上市公司，没有一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养老产业。什么原因呢？人群太分散，同时养老机构很少，很难形成产业的集中度。但同时，我们又深深地感受到，几乎所有的老人都在经历大量产品的过度营销。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保健器械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没有陪护的老人身上，由于老人的孩子都没有时间陪他们，老人完全无法自主判断，甚至大量的老人成为电信诈骗、传销欺诈的目标。

这期间，诞生于大连的一家从事老龄产业的企业圣同润集团,在经历多年的艰难创业和各种失败经历之后，及时把握产业互联网崛起的机会，开始打造中老年人群产业互联网平台。这家公司在创业之初，没有房地产背景，也没有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同样是通过组织老人旅游，顺便给老人销售商品，或是通过线下会员的方式，给老人提供各种商品和医疗康养服务。无法进入机构集中养老，也没有下一代看护人的老人非常依赖圣同润集团的组织，几年时间，圣同润集团的线下互动人群达到数十万，适应了中国市场的需要。

全世界公认，日本的老龄产业做得很好，日本的人均寿命也是世界最长的，应该是中国老龄产业学习的目标。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谈到中日合作的时候，主要推荐的就是老龄产业和环保。我和圣同润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到日本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考察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中日之间的老龄生态完全不一样，日本的养老模式完全不能模仿。由于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已经是发达国家，国家承担的养老保险和指定的养老保险金使日本具备了以机构养老为主的社会条件。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养老生态，由此也使得中日之间老龄产业的形态完全不一样。日本老龄产业的产品只需要规模化、标准化地提供给养老机构就行，而中国只能直接针对老人本人。日本的老龄产品容易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企业容易监管；而中国与老龄产业相关的企业非常分散、各自为营，产业质量、企业质量、产品质量不可能提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圣同润集团也成功地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但是，这个阶段，圣同润集团也只是一家专门从事老龄人群综合产品销售和服务的服务性传统企业，它和互联网的关系也最多就是建立一个企业网站，而它所服务的老龄人群又不是对互联网黏性很高的人群。但是，圣同润集团开始了产业互联网的创业征程，它投资创建了一个老人互联网社交平台叫“享乐吧”，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将线下的老人会员不断地引流到线上，网络后台给老人提供各种线上服务，给老人带来移动互联网的社交乐趣；然后就是根据老人的需求，在线上给老人提供商品，让老人感受到在线上买的商品优于在线下买的商品；最后就是逐渐让线上的老人从线下带来更多的老人成为“享乐吧”的会员。圣同润集团通过大数据，分析老人的线上线下需求，再根据老人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然后开发为老人量身定制的可移动穿戴装备和居家智慧终端，同时，研发生产老人喜欢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形成全方位综合服务于老人的幸福生态。到这个阶段，圣同润集团就会利用全球化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开发适合老龄人群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提供全球化的老人服务，同时也会把市场扩展至全球。这个时候，通过产业互联网可以链接全球的老人，通过人工智慧终端可以让老人和老人，老人和服务平台，老人和家庭智慧终端，老人和家庭成员，老人和产业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产品、服务、医生、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等形成万物互联，这不仅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老龄产业生态，还构建了一个全球化产业、企业平台。这就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化产业和企业体系。

对于这样的系统性打造，我相信最早一定是从中国市场开发出来，从而走向全球。目前，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几乎不存在技术壁垒，关键是组织行为能力。(www.xing528.com)

2020年开始，随着5G的商业化应用，产业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最主要的产业形态，将在越来越多的产业场景里全面发展。这个体系的打造，将全面弥补中国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的不足，同时还由于产业生态的打造，将形成强大的产业虹吸效应，吸引全球的产业资源进入中国。嘀嘀出行起初就是一个汽车出租共享服务软件，由于巨大的行业前景，安装滴滴出行软件的客户越来越多，2018年就超过4.5亿人，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汽车司机成为网约车司机。人与人、人与车通过互联网实现了线上线下的互动。我们看到，嘀嘀出行平台推出了自己的汽车，但是，这个时候的汽车还是直接向汽车生产制造商采购的。我相信，随着5G的应用以及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不断升级，滴滴出行这个网约车平台，一定会根据大数据得出的结果，设计出符合网约车运行特征的智能网联汽车，生产出定制汽车。这样，汽车的设计、生产、销售和运营就被改变，汽车制造企业就不会成为出行工具生产制造的主导者，网约车平台就成为产业互联网平台，汽车制造技术就会服从市场的需要和平台的需要，传统的汽车制造技术同样会毫不保留地从全世界进入中国市场，市场和生态的变化就会弥补中国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技术不足的短板。同时，中国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产业体系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产业体系融合，催生出新的产业生态，这种产业生态完成在中国市场的全面应用之后，就会走向全球，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主力军。

第三，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形成全球化系统优势。

就机器人本身来说，从早期出现机器人的概念到今天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话题热点，已经100年了。也就是说，机器人本身其实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期间形成的产品。联合国给机器人的定义是：“一种可编程和多功能的操作机，或是为了执行不同的任务而具有可用电脑改变和可编程动作的专门系统。”传统机器人一般由执行机构、驱动装置、检测装置和控制系统组成。

1920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卡雷尔·凯佩克（Karel Capek）在他的科幻小说中第一次创造出“机器人”一词。1939年，美国纽约世博会上展出了家用机器人。1942年，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提出“机器人三定律”，成为学术界研发机器人的“三原则”。100年来，机器人产业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2019年，全球机器人产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00亿美元的产值。

中国虽然近年来加大了对机器人的研发、投资力量，但是在机器人整体设计、材料、关节、感知系统、控制系统、工作系统这些核心技术领域，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反映了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产业和全球产业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样的状态下就会出现两个行业发展趋势：一个趋势就是传统机器人产业的世界龙头企业，将会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市场政策支持下，加大进入中国市场的力度，通过技术优势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另一个趋势就是中国在智慧技术领域的优势企业，会结合中国的市场优势，尽可能地与全球优秀机器人生产企业合作，给发达国家的传统机器人安装上智慧的大脑以及中国元素，包括中国的语言输入系统、中国的文化系统、中国的生活习惯等。

以风靡日本的伴侣机器人为例，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也随着机器人研发技术的进步，日本伴侣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机器人的智慧程度越来越高，成为陪伴中老年人群的重要产品。日本的这类产品具备传统的硬件和材料优势，包括皮肤、毛发、关节等环节的硬件生产制造技术都处于领先地位，机器人植入高等级芯片、应用各种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将越来越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市场。那么，日本的技术和企业一定希望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但同时，在这类机器人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方面，需要研究中国市场需求的特性，研究中国人的生理习惯、心理习惯、文化特质以及审美要求。这样的机器人就会由中国的专业人士和市场人士共同开发，以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伴侣机器人在个性化定制设计上有独特的文化特质，这样，在机器人市场领域就会大量出现企业全球化的创新行为。

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已经出现巨大的市场和想象空间，比如军事应用、工业应用、环境应用、家庭应用、医疗应用等。来自全球的企业，包括德国、美国、日本、以色列、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所有在硬件上具有优势的企业，几乎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参与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的云计算优势、大数据优势、系统规划设计优势、线下市场人群优势以及各种场景应用需求优势，会使全世界的机器人产业都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构成企业全球化体系，这将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最大的特点。

第四，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形成全球化优势。

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的识别、选择、过滤、挖掘、存储、计算、场景化应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升级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智能设备等信息工具，使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传统经济融合之后，实现经济形态转化，降低社会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创造全新的经济形态，使得中国有机会与发达国家一起，同步进入后工业社会。但是，由于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国情，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数字经济时代更有优势。这个国情就是人口多。

数字经济的第一个定律是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由于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在人口节点上，中国具有世界优势；万物互联时代，人多就意味着与物的联系节点也多。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物与人的联系节点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按照梅特卡夫法则，中国具有全球化时代最大的网络价值，即以中国市场为基础，中国就会诞生全球最大的数字化企业。比如中国最近兴起的抖音、快手这样的短视频企业，能够迅速崛起，成为数字经济的赢家，就是遵循了梅特卡夫法则。

数字经济的第二个定律是摩尔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就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这将大大降低数字经济的研发、投资、开发成本，同时能够缩短发展周期。第一个定律和第二个定律结合起来，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价值优势的同时，还具备了速度快、开发成本低的优势，而且还具有速度越快成本越低的马太效应。这就是抖音、快手、拼多多这样的企业能够迅速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数字经济的第三个定律是达维多定律：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也就意味着，在一个行业领域领先的企业。成为数字经济的领头羊之后，后面的企业很难超越这个企业。强者恒强。抖音和快手在2020年春节期间，投入数十亿元展开激烈的竞争，就是遵循了这个定律。这两个同质化的企业就是用这种白热化的竞争方式在争取生存的权利和机会。

从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企业的成长状态来看，这三条定律正在把中国企业引向全球化数字经济企业的高度。同时我也发现，由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关系，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快，全球化程度比任何时候都深，这使得中国的网络节点很快辐射进入全球化节点。以抖音为例，抖音的日活量已经达到4亿，海外下载量已经突破10亿。这是中国任何传统企业在海外都不可能拥有的业绩。

所以我认为，数字经济还应该有一条定律就是，一个企业一旦在一个节点取得成功，之后很快会成为全球化的大型企业。这不仅包括数字经济企业，也包括数字经济时代把数字化与传统产业高度融合的产业企业。在这个领域最成功的无疑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达到4000亿美元，这是全球汽车产业的最高市值。但是，如果把特斯拉理解为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特斯拉不仅是汽车制造商，也是新能源企业，同时还是一家典型的数字经济企业。特斯拉的数字化体现在它的客户未来都是数字节点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物与人连接的重要节点。如果特斯拉继续保持这样的领先速度，它的股票超过万亿美元也是很有可能的。而特斯拉之所以如此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已经全面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市场上的领导者。中国的数字经济市场成就了特斯拉。

数字节点的优势使中国很快会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获得非常高的市场地位。原因就在于产业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优势都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企业与产业互联网融合之后，企业的全球化能力就会自然释放出来，就能利用互联网优势将互联网线下的产品、服务、技术带到全球。企业也会很快在产品、市场、技术、管理、人才、服务方面整合全球资源。

第五，全球化企业融入中国的全球化体系。

这个趋势会很快来临，不仅因为技术的变化，也因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加速加快，更因为数字经济的共享特征。这个观点是指中国以外的全球化企业会更加紧密地和中国的全球化体系通过数字经济连接起来。中国以外的全球化企业主要是指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以色列、新加坡、澳大利亚、荷兰、瑞士、西班牙等国家的跨国公司。这些国家的全球化企业都是通过第一次、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积累了非常丰富和全面的全球化经验和文化，但是对中国一直心存戒心，也缺乏了解，因为中国过去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全球化，不是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的一员。但是，由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表现出来的特点让这些国家的全球化企业越来越没有市场优势，使得这些国家的全球化企业基本没有高速发展的可能，寻求最好的发展市场是它们最本质的要求。而中国会顺其自然地通过产业互联网，包括区块链技术这样一系列的数字经济优势建立起新的数字经济全球化体系以及数字经济全球化优势，发达国家的这些全球化企业全面进入中国之后，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数字经济优势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再伴随着数字经济走向全球。

最近我在华尔街的一位朋友回到中国，和我一起探讨全球化的创新模式，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机会即将来临。

从国家主权和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角度来说，中美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并且不会因为中美之间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而结束，这份协议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毫无疑问，美国的高科技进入中国将会很困难了。可如何理解高科技进入中国呢？如果要去并购、投资控股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会很难，即使想获得美国高科技项目在中国的授权，也是有难度的，但是，企业家尤其是企业背后的资本不一定会这么认为。任何用于商业的高科技都是商品，都需要获得市场利益，尤其是需要获得资本的市场利益。特斯拉在中国的超级工厂如果没有成功，绝对没有资本市值千亿美元的突破。所以，中国与美国投资者和企业家背后的逻辑，一定是千方百计地让美国具有技术优势的成果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我看到有一项美国的减肥技术还在申请FDA认证的过程中，投资人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投资家，他非常清楚全世界最大的减肥市场在中国。我通过医疗渠道找到医疗专家，对减肥器械进行了简单咨询。专家都认为，在中国，不论是医疗减重还是非医疗减肥，都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根据《2019减肥白皮书》，中国的肥胖人群急剧增加，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肥胖人群最多的国家，肥胖率已经达到17%。但是全世界目前也没有公认的减肥方式，减肥产业巨大，而美国完全无创的减肥器械效果很好，成本不高，操作容易还不会造成创伤，当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样的产品如果完全由美国企业和投资人引入中国市场，将有很高的门槛，而且在中国的市场推广肯定不如中国企业和专业人士在中国推广得那么顺畅，所以这种产品需要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从而进入中国市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止知识产权在中国被侵犯。有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违法成本不一样了。

即使是其他高科技，就像我在华尔街的朋友最近专程回国和我讨论的模式一样，都是可以操作的模式。

这位朋友在回国之前，发给我四个科技项目的简单资料，虽然暂时还不清楚这些项目所涉及的行业领域，但它们都是中国新兴产业范畴之内的高科技项目，也一定是美国对中国需要进行技术封锁的项目。如果要从投资、并购的角度让这些项目进入中国肯定是难上加难的，但并不是没有办法，原因还是美国的企业家、科研人员、投资者同样希望这些在全球领先的高科技项目能够进入中国这个最大的应用市场。

我的这位朋友回国之后，通过和我交流发现，这是完全可以操作的业务，但是中国的投资银行家做不了这种业务，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也没有做这种业务的激情，只有在华尔街有非常丰富资源和经验的中国投资银行家才有动力和能力做这种业务。这位朋友于20世纪80年代就公派去了美国，在华尔街主流投资银行做了多年，也一直没有回来。只是最近10年参与了中国和欧美之间的一些重组并购项目。他设计的基本方式就是在美国发掘可以出售并被并购的高科技企业，然后通过在欧洲组建的基金实施并购，之后在中国找到产业合作伙伴，将这些技术在中国市场的应用权授予中国平台，从而将知识产权转化为资本权，最后再将资本权益注入在欧洲的上市公司。这样的结构设计看似比较复杂，也需要很强的全球化交易能力，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全球化往往不是政治家们可以随便阻挠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企业全球化、技术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同样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一旦这些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在与中国产业、中国市场、中国技术融合之后，会再生为中国企业的新的全球化能力，由此使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第六，科技金融全球化演进为数字金融系统。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更新，互联网开始给金融业带来冲击和创新。互联网技术、机制、系统、生态都给传统金融业带来新的冲击。支付方式的变化增加了金融的外延交易，银行和互联网既竞争又合作共享，在增量上创造挣钱机会。微信支付、支付宝成为科技金融产品；电子商务通过大量的预收款沉淀了巨大的资金，这些资金转化成为货币基金以及金融理财资产池；金融机构互联网化、大数据化，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货币的出现，创造了巨大的金融科技生态。而这些领域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这些内容很快就成为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在技术和应用层面的基本内容。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总是走在世界前列。

5G时代的到来会加速中国这类企业的全球化速度。产业互联网的推进也会加速中国区块链的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区块链兴许就是产业互联网的一种更加有宽广度的应用。产业互联网毕竟还是产业组织通过企业和个人的交易行为来创建的基于某个产业链的线上线下的交易模式，而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是由一个企业可以组织的，这取决于每个区块链上的交易信用节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节点优势很快会凸显出来，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产业互联网后来居上的成功者。如果中国用5年时间完成5G基础设施建设，在两三年之内完成系统建设、产业链搭建、人与物的连接，就会催生出一大批产业互联网的优秀企业，这些企业会很快进入全球化阵营。由产业互联网搭建的企业全球化有可能成为企业全球化的高峰。每一个产业互联网平台都会很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所需要的原材料、加工方式、生产基地、消费人群、科研开发方式、市场精准营销方式。

到这个时候，中国企业全球化、全球企业中国化、全球企业全球化将开始新的篇章，我们将真正迎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高峰。我觉得5年之内就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个时候，金融科技这个概念基本可以结束历史使命，数字金融将取代金融科技概念，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金融将全面登场。和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一样，当数字经济驱动全球化时，也会出现数字产业和数字金融，数字金融也将由数字货币金融和数字资本金融构成。中国央行发行的主权数字货币会作为法定主权货币进行数字结算，由此产生的主权数字货币的存贷、结算、流通将会促进数字货币金融体系的形成。数字资本金融将会借助资本和数字要素的结合，与企业、产业进行连接和融通，数字要素和资本要素将共同作用于企业和产业，在产业互联网的创建、孵化、运行、发展和数字资产的市场配置下，形成数字资本金融体系。数字投资银行将成为数字金融时代的新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