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是否具备全球化的条件？

由于中国不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规则制定者，也不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主导者，中国企业也不是主动的全球化接受者，普遍不熟悉企业全球化，没有掌握企业全球化的系统知识、方法和资源，尤其是不懂得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运行几十年来的系统性规则，更没有看到已经到来的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交织阶段形成的全球产业重构带来的全球企业重构和创造新的企业全球化的机会，所以中国企业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备全球化的条件。

在我看来，除了房地产企业，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都具备全球化的条件，甚至很多创业者一开始就是以全球化思维和全球化视野进行创业的。即使是房地产企业，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转型、房地产企业寻求转型的时候，也可以把转型和全球化结合起来。2018年初，我在美国和美国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进行交流，发现他们已经看见中美之间在科技、产品、服务、数字化等领域的关系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就业选择和创业选择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机会也已经重新开启。一位耶鲁的博士后，放弃这么多年学习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按照国际生活习惯，创业开办了一家中餐厅，他的中餐厅完全摆脱传统的广东、福建华侨在海外开办中餐厅的模式，用中国的核心文化内涵作为餐厅的内容IP。但是，在很多细节的设计和处理上，这家中餐厅完全尊重外国人的用餐习惯，使得其在耶鲁校区取得成功之后，就敢立足于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这样的全球最时尚的商业中心。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富含中国人文底蕴的中国文化产品和产业也一定会迎来全球化的机会。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具备全球化的条件，只是大家缺乏对企业全球化的认知。

我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讨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条件。

第一，企业全球化的行业条件。原则上，中国绝大多数行业的企业都具备全球化的条件。不管从事农业还是工业，不管从事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比如机械、电子、冶金、纺织、服装、珠宝、健康、医疗、医药、化工、建材、装饰、设计、金融、汽车、环境、体育、教育、文化、科研、餐饮、财务、法律、影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通信、信息、食品等，这些领域的企业都具备全球化的条件。

但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其全球化的“走出去”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些年中国“走出去”最多的就是基建。中国的基建队伍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全世界都有中国基建队伍的身影。中国的基建最先主要是进入落后的非洲国家，后来进入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发达国家。中国建筑集团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基建集团，到2018年，中国建筑集团已经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位列第23名，总收入已经超过10000亿元，俄罗斯联邦大厦、印尼首都的地标建筑、新加坡超过200亿元的水利工程、越南的轻轨项目都由中国建筑集团承建。2017年，全球承包商25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为16351亿美元，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依次包揽了前4名。中国的基建企业在全球建筑业10强中占据6席。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中国这几家世界基建巨头中，中国建筑的国际收入仅仅占到收入总额的9.6%，中国中铁为4.6%，中国铁建为6.8%，中国交建为30.6%。也就是说这4家“基建狂魔”中只有中国交建称得上是全球化企业。再往下看，处在全球建筑业10强第6位的中国水电的海外收入占比26.8%，第8名中国中冶的海外收入占比为9.5%，而前10名基建企业中，只有4家企业是外国企业，但是它们的全球化程度都远远高于中国企业。第3名是法国万喜集团，海外收入占比为40.9%，第9名法国布依格集团的海外收入占比为45.9%。如果单纯从每个企业的海外收入进行比较，中国处在全球前10名的基建企业全部排在海外的3家企业后面。那么，为什么处于全球前10强的中国基建企业中没有一家出来并购前10强的外国企业中的某个企业呢？不论并购前10强的哪一家外国企业，中国企业都有能力，一旦实现这样的并购，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程度立马可以提高。但是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并购呢？答案不得而知。

中国的水泥行业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在全球40多亿吨水泥制造总量中，中国占了24亿吨，超过50%。在全球前10的水泥企业中，中国也已经占了4席，包括中国建材、海螺水泥、华润水泥、台泥水泥，但是，这4家水泥企业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还没有听说哪一个企业占有多少全球化份额。在水泥行业，不管是技术还是效益，中国都很有优势，也完全具备了全球化的条件，可中国就是没有一家全球化的企业。

汽车行业目前还是发达国家的天下，这个行业中世界著名的企业都是外国企业，它们也都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企业群体。由于中国具有强大的市场优势、资金优势，中国很多汽车制造企业都具备全球化的条件，都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除了吉利、宇通这样的企业，中国在这个行业的企业基本都挤在国内市场厮杀，都没有抓住机会成为全球化企业。

相对来说，中国在电子、家用电器行业的全球化程度比较高。从电子终端产品到电子元器件，再到家用电器，中国的小米、美的、海尔、联想、海信、TCL等企业都在这个行业里成了企业全球化的佼佼者。

装备制造行业也是中国非常具备全球化条件的行业。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装备制造市场，市场的优势也培育中国企业逐渐成为中国市场主要份额的占有者。在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机床行业、金属加工机械领域，通过市场优势培育起来的中国企业相对于中亚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的企业，都有全球化的优势。

中国应该在各行业都有全球化的机会，中国企业可以借助市场优势成为行业的龙头，然后成为走向全球化的生力军。

中国最不具备全球化优势的行业是农业。虽然中国在农业加工领域诞生了新希望集团这样的中国饲料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的中粮集团也可以利用市场的垄断地位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展一些全球化投资和并购活动，中粮集团已经在全球化道路上有一些布局，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土地经营模式和产业化模式与中国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规模严重不适应，中国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不高，也就让中国的农业企业难以具备全球化优势，只好大规模从海外进口粮食。因此，中国在农业产业化领域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个领域的企业全球化的程度更低。

第二，企业全球化的规模条件。企业全球化的规模条件是企业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不是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就越具备全球化的条件呢？不一定。

比如，中国这些年发展起来一大批规模非常巨大的房地产企业，包括万达、恒大、万科、富力、碧桂园、融科等，这些企业得益于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和投资机会都在中国，而发达国家早在第一次、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期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不可能让房地产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关系。中国的房地产具有鲜明的土地依赖性和地域特性，和全球化没有多大关系。万达几年前投资于英国、西班牙的不动产，最后也都不成功。同时，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和中国房地产开发模式也不一样，使得房地产这个行业虽然有这么多大规模的企业，但是也基本没有一家全球化的房地产企业。

由于国情，中国规模大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直管企业。这些企业的规模都具备全球化的条件，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企业的全球化程度也不高。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原因是曾经的失败。过去中央也曾经号召国有企业“走出去”，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需要大规模消耗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而中国完全通过采购贸易来获取这些资源很不划算，便希望通过投资、并购全球的资源类企业，掌握产业链上游资源来保障中国经济安全。但是由于准备不充分，也由于被国际投资商误导以及间谍的出卖，导致中国对上游资源企业并购时出现较大失败，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中国企业对于当时“走出去”战略走到哪里、谁走出去、怎么走出去、走出去怎么做、带什么东西回来都缺乏经验。这么大的失误使得中国的国有企业缺乏再次“走出去”的动力。中国的国有企业中的另类就是中国化工，这家从地方国有企业成长为中央企业的化工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佼佼者。它成功地并购了意大利著名的轮胎企业倍耐力、瑞士著名的农业化工企业先正达等。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体制的局限，中国央企的全球化动力还是不足。央企的全球化受制于体制的内外因素。内部因素是中央对央企的监管、考核中，并没有把国际化、全球化作为考核指标，央企普遍没有全球化的积极性。如果国务院、国资委要给央企下一个指标，要求央企在一定时间内让海外收入达到一定比例，我相信央企很快就会成为全球化的企业。当然，外部因素是因为央企有党委的领导，由于企业并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重组、整合，被并购的外国企业不能够完全适应央企的管理模式，这也给央企的全球化带来一定的障碍。央企的全球化普遍采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式，通过互联互通首先进入俄罗斯、中亚各国以及东南亚各国，主要是通过公路、桥梁、隧道、港口、机场、通信、信息系统的建设来创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用这样的方式开启央企的全球化之路。

如果把企业的全球化仅仅理解为全球并购、全球投资，那么没有一定的资产规模，没有一定的投资能力确实不具备全球化的条件。

我更看好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全球化的机会，更希望中国中小型企业理解全球化的价值。中国中小型企业的规模都不大，但是很多企业都具备全球化的条件，在具备全球化条件的情况下，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全球化能力为什么很弱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在于它们缺乏与全球化相关的知识、经验和资源。这些年即使很多中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也出于好奇到海外考察、学习，但往往组织者都是旅游机构，带他们去看的都是非常希望别人来参观的企业，主要是消费品行业的品牌企业。几乎没有专业的企业家带他们进行深度考察，中小型企业的企业家无法跟着专业人士，一边考察一边分析比较，也无法讨论合作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大型企业有大型企业的全球化内容，中小型企业有中小型企业的全球化内容。大型企业全球化的内容相对更加丰富一些，中小型企业受制于能力，全球化的内容可能会单一一些。中小型企业“走出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产品“走出去”，在大众消费品这些领域，中国中小型企业是产品“走出去”的主力军，虽然占据了全球主要大众消费品的主流市场，但是往往都是被动地接受海外产品代理商的要求进行制造和销售。中小型企业自己主动“走出去”，发掘全球市场需求，研发设计适合不同国家需求的产品，实现产品全球化的情况非常稀少。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很多产品在国内竞争中，在产品品质、品牌、包装、价格等方面很有优势，但就是没有把这样的思维用到全球市场。

第三，企业全球化的资本条件。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资本条件往往被企业所忽略。在中国，除了国有企业之外，中小型企业一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惑。很多企业受制于没有很好的融资机制而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这个地方所讲的资本包括长期资本和短期流动资金。如果把眼光放到全球范围，很多企业的资本路径就会被打开。

发达国家资本充足，但是投资不活跃，原因就是市场活力、经济活力不够，投资回报不高，融资需求不旺盛，导致巨大的资金流动性不够，资金成本很低，很多大规模、长周期的资本找不到很好的投资机会。因为外汇管制，海外资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活跃，中国引进的外资基本都是产业资本，很少有股权资本直接投资。这其实给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创造了很好的通过资本通道走向全球的机会。大体路径有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通过在海外上市获得海外融资机会，然后在海外投资，将中国企业的产品、技术、服务带到全球，甚至选择海外的低成本生产制造基地，利用海外金融市场的持续融资，输出团队、产品、品牌进入全球市场。

没有选择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同样可以考虑让自己在海外有优势的产品、技术、服务与海外资本达成合作，从而进入海外市场。这样的全球化思路也和企业规模没有多大关系。

我有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年的进出口贸易，主要做电器产品的进出口。他所在的企业曾经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专业外贸企业，那个时候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资质是要审批的，没有进出口资质绝对不允许从事进出口业务，也没有外汇兑换指标。那个时候，这样的外贸企业绝对是金饭碗。改革开放之后，外贸进出口权放开了，每个企业都拥有自主进出口产品的权利，这样的金饭碗企业一开始还有些优势，渐渐优势失去，业务急剧萎缩，即使企业自己通过股权改制，完全把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也是风光不再。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他们充分利用多年来积累的品牌信用和进出口企业的资源优势、专业优势，从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角度给企业提供进出口买卖，此外还要挖掘服务深度，学习日本的商社企业模式，从进出口数据领域进入品牌授权、产品代理、投资融资、金融服务领域，彻底改变传统进出口贸易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第四，企业全球化的人才条件。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人才条件也是越来越好，大体有几个内容：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经有几百万出国留学人员，这些留学人员有的回到国内，有的留在海外。不管是回国的留学人员还是在海外的留学人员，都具备了一定的专业交往能力。以日本为例，我在日本华侨华人博士协会交流的时候，相关负责人告诉我，在日本仅仅是这个协会就有800多位在日博士，这些博士分布在日本的各行各业，可以和中国企业对接交往。另外，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每年也有几十万外国人到中国留学，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也有数百万之多。我的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事处工作多年的朋友向我介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多年，专门负责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的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工作，他跟踪了几十位来自2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了解了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以及工作动态。除了少量留学生留在中国工作之外，大量留学生都回到各自国家，专门从事经济、政治、外交方面和中国有交往的工作，目前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使得海外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些留学生都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人才储备。(www.xing528.com)

第五，企业全球化的技术条件。在技术上，中国很多中小型企业也具备了技术优势，依靠技术立足，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些技术可能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我们的技术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如果和日本、韩国、欧美国家到第三方国家去竞争高科技产品的市场，我们就算没有技术优势，也会有价格优势。

经济全球化给技术在全球的流动创造了机会。现代企业中，以技术创业和以技术优势立足的企业有一半以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给技术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带来了更大的市场机会。由于中国的经济没有同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进入第一次、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国在技术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这种技术上的巨大落差使得全世界和技术相关的产品与企业在中国拥有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以飞机为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只能购买很少量的俄罗斯图-154飞机，中国自己没有生产大型客运飞机的技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客运航空市场的需求出现持续性增长，在中国自己没有大型客运飞机制造技术的背景下，欧洲的空客、美国的波音这两大世界大型客机制造商就利用其技术优势大举拓展中国市场，这两个企业通过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商飞公司发布《2019—2038年民用飞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预计未来20年内，中国民用航空市场需要补充7630架客机，平均每年需补充380多架，中国市场每年将获得不少于500亿美元的订单。不管中国商飞公司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也不可能全部替代空客和波音两家公司。

中国经济发展40多年之后，中国也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掌握了各行各业的很多技术，逐渐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技术大国。一方面，由于技术升级，中国还需要全球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具有领先地位的技术成果也具有了进入全世界的能力。世界上很多拥有技术的个人和企业，自身所在的国家市场有限，而进入中国就可以获得自己国家所不具有的市场空间，这就给这些国家的技术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所有发达国家从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出现以来，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应用体系等方面，积淀了丰富的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变化以及市场和需求的转移，这些国家的很多科研力量渐渐失去市场需求。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技术需求市场，将全球技术资源与中国市场结合，既可以帮助全球技术资源继续保持历史的传承，也可以让技术资源通过大规模进入中国而发扬光大。对于中国来说，这也完全符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展方式。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演讲中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认为，如果好的技术不能和产业结合，这些技术就会成为孤魂野鬼，而产业不和好的技术结合，也会成为行尸走肉。

第六，企业全球化的规范条件。市场经济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庞大的规范体系，保障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运行秩序。我暂且把这个秩序称为企业全球化的规范条件。在我过去10多年开展的全球化业务中，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中国企业与全球企业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规范条件的障碍。

企业全球化的规范条件是一个企业的软实力。由于我们没有和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全面融合，我们和全球企业的规范化条件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客观的。规范条件的差异，从大的方面来说，影响到中国经济开放的水平和质量；从小的方面来说，影响到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能力和企业发展的综合能力。

企业全球化的规范条件包括企业的产品标准、企业所用的技术规范、企业产品质量评价体系、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的法律规范、企业的财务规范、企业的业务流程、企业的智力水平、企业的履约状况、企业的员工素质、企业的行为规范、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的商业模式、企业的盈利模式、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的文化、企业的诚信度、企业的礼仪规范、企业的公共关系、企业的形象识别、企业的品牌管理等。

企业全球化的这些规范在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运行了很长时间，中国企业不仅参与市场经济的时间短、企业全球化的时间短，而且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历史文明的发展中，并没有完全融入西方全球化规范体系，导致全球化的规范体系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全球化的规范将会永远存在，有的规范会使中国企业不折不扣地学习、遵循；有的规范会保持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习惯；有的规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中国企业改变。

比如西方企业的计划性很强，当年的年度计划就会把第二年的计划非常详尽地列出来，包括各项经营指标、支出计划、收入计划、实现方式和来源、资金使用计划等，到了年底，结果和年度计划没有多大出入，这样的企业首先就保障了持续稳定的经营。而中国企业通常很少对第二年的预测有那么认真的态度，经常出现经营过程中完全不尊重年度预算，导致实际与预测出现很大差距的情况。

发达国家的企业非常注重行为规范，而中国的企业在和国际企业打交道的时候，就会临时遵循国际惯例，一旦交往结束，马上就恢复到国内企业的交往习惯。

包括资本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仅仅是一个刚刚创建30多年的舶来品，一个从零开始创建的资本市场，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100多年来创办资本市场的经验和教训，设计出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所以在设计资本市场的时候，就存在巨大的分歧，也导致中国的资本市场很难完全和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接轨，难以融入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

我在2017年发掘出来一家法国的全球化汽车工程技术企业，这家企业是全球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佼佼者，也是一家纯粹的技术型、服务型的世界级企业。而坐拥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中国，也是全球拥有汽车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却没有一家可以从能力、规模、技术等方面与法国那家全球化汽车工程技术企业对标的企业。中国汽车产业正面临从传统的燃油汽车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转型的历史关口，如果能够成功并购这家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很好的投资收益，还能够对中国汽车行业以及出行工具的世界性变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发现这个企业后，知道这个企业可以出让控股权，几乎激动得夜不能寐。但是接下来一年多的工作让我非常失望，我基本把中国合适的企业都联系了一遍，竟没有找到一家合适的对标企业。一年之后，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从35欧元涨到了70多欧元。不管哪家中国企业去并购这个标的，一年之内在汽车领域的投资回报都会超过一倍。在汽车产业的寒冬和转型之时，这种回报在全球也是难得的，何况还可以通过“中国整合”获得巨大的中国汽车工程服务市场，由此改变中国汽车工程技术落后的局面。

但事实上，整个中国汽车产业领域，不仅销售额大幅度下滑，新能源汽车市场也被特斯拉抢占。力帆汽车、众泰汽车、华泰汽车等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蔚来汽车、小鹏汽车、前途汽车、零跑汽车、拜腾汽车等造车新势力也都纷纷跻身终端产品的设计制造，包括贾跃亭的FF、恒大集团也投下巨资，就是没有企业很好地站在汽车产业全球化的角度，从丰富的产业链、价值链寻找更多的系统性机会。

同样，在中国医药领域，由于国内医药体制出现颠覆式改革，彻底打乱了原有医药生产制造的审批和销售体系，政府通过带量采购，直接越过传统销售渠道，让医院和制药企业直接对话，重构了中国医药产业的市场秩序。数千家中国制药企业依然反应迟钝地等待着市场的重新洗牌，而没有考虑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找到突破重围的方法。由于体制改革，医院和政府协同合作，直接通过带量采购，就把过去20多年形成的医药代理体系彻底抛弃，让数以百万计的医药销售专业队伍面临失业和转型。制药企业不善于在技术先进、产品丰富的全球医药市场寻找到好的技术、好的方法、合作模式。比如，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领域，一方面，国家医疗管理部门要求强制设立中国的临床营养机构；另一方面，中国又没有多少医药企业去开发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得经过批准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只有几个项目，完全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巨大的患者群体几乎都不可能获得精准的临床营养食品的供给，所有具有临床营养功能的食品只有通过广告、直销甚至传销手段进入市场，丧失了产品的市场信用，而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批的临床营养食品寥寥无几。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四环医药集团投资3亿多元人民币，专门致力于从发达国家开发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几年时间才初见成效。这样高门槛的投资模式在中国就是凤毛麟角。这些都和国际上成熟的医疗体系存在很大的差距。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重视对发达国家全球化体系进行全面、科学的引进，导致中国企业严重缺乏在全球化系统中的规范，由此也大大影响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进程。

第七，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全球化。如果中国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没有赶上企业全球化的步伐，那么数字经济驱动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将会彻底改变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生态。

因为数字经济和资本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形态存在很大的区别。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作为载体，通过万物互联的数字技术让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缩短了世界任意两点之间的物理距离，改变了时空关系。企业的全球化变得简单和容易了，商业活动通过数字的流动超越了物理空间，全球化的人际交流加快了。商业活动的各种数据，包括产品信息、技术信息、海关信息、物流信息、商检信息、贸易信息、支付信息、汇率信息、结算信息等，都可以进行数字化、标准化、不可篡改化的交互，大大降低了全球化的成本，提高了全球化的效率，减少了全球化过程中人与人的直接见面沟通，很多数据和信息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协议和合同来传递。

另外，数字经济时代和资本经济时代的产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期间，全球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规则、行业规则，通过资本进行配置，以跨国公司作为载体，让全球性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关系形成。在整个行业关系中，资本是顶端配置力量，也是根本决定权所在，更是利益分配者。利益冲突、全球产业分工不平等、全球资源分工不平等、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都和资本的本质相关。

我在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德隆工作过。德隆在深刻研究了美国产业的发展模式和全球化的产业关系之后，在麦肯锡以及世界主要咨询公司的帮助下，创建了完全符合美国产业和资本运营规律的战略投资、战略并购、产业整合、战略管理体系，这套体系曾经让德隆在中国产业和资本市场呼风唤雨、攻城略地、无往不胜。这个模式在美国最成功的代表就是通用电气公司，其著名的CEO被称为“20世纪的CEO”，德隆模式就是通用电气公司在中国的翻版。产业整合的核心是以资本作为纽带，以金融作为杠杆，以战略管理作为控制手段，从而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整个产业链之间所关联的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被资本控制的跨国公司的垂直整合力量所组织。

数字经济时代的整合逻辑将发生巨大变化。以互联网作为链接、数字技术作为支撑的产业互联网将重构资本经济的产业关系，行业的所有相关资源将通过数据共享，这使所有产业资源不是被资本控制，而是被数字技术链接，从而形成利益共享、价值共享的关系。资本整合的垂直关系变成万物互联的横向链接与共生关系。中国企业不需要通过资本并购、产业整合的方式来实现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数字关系之下，全球的技术、信息、数据、产品、生产、加工、服务、消费、知识产权、人才、市场等节点都在数字技术的组织下，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关系。

2016年初，时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马云第一次提出创办全球化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WTP），目的就是希望创建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全球贸易生态。如果这个生态创建起来，就会给数字经济驱动的全球化创造一个先进的数字技术贸易秩序，中国将成为数字经济驱动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规则制定者。这种贸易生态相当于数字经济时代市场化、中小型企业组成的WTO，可以实现“全球买、全球卖、全球付、全球运、全球玩”，可以掀起数字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高潮。据悉，目前全球已经有26个国家在落地实验e-WTP的应用。

e-WTP在全球的推行，必然带来产业互联网的全球化创立，在e-WTP支持下的产业互联网生态，必然创新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方式，减少资本经济时代全球化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