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全球化：把握机遇

毫无疑问，中国进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就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最佳时机。由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基本经济形态是数字经济，使得中国企业通过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发展成为全球化企业，需要完全不同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战略、战术和思维。同样，由于中国具有推进数字经济驱动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先发优势，中国企业完全具有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化先锋的潜力。

按照中共十九大报告的观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1978年到2018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的40年，那么从2018年开始，中国经济将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我认为，高速度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就是一个企业如何从纯粹的中国企业发展成为全球化企业。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化经济将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现，那么中国企业发展成为全球化企业也将是中国企业成为高质量发展企业的标志。但是问题来了，中国5G商用的第一年是2020年，而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形成对于数字经济的整体认识，还没有把数字经济放到一个全新经济形态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没有和数字经济全面联系起来。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将数字经济视为全球创新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国家却是中国。2016年，在中国杭州举办的G20峰会上，中国作为主席国，推动G20峰会签署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随着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倡议书的达成，世界各国加快了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和规划。中国更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大规模展开了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和规划。数字经济虽然在理论上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对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产生影响，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所以，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不仅要考虑通过全球化来发展，而且还需要将全球化和数字化结合起来，也就意味着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全球化和资本经济时代的产业全球化、企业全球化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数字经济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产业全球化、企业全球化的新思路。

从宏观上，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成为全球化企业具有以下几个背景条件：

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

通过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期间，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输入式全球化，比如输入产品、输入技术、输入资本、输入人才、输入制度、输入标准、输入模式、输入管理等。通过市场经济体系的输入，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获得大幅度增长，而且企业达到了一定规模，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形成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很多企业也具备了全球化的能力。经济质量的转变，需要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全面输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体系，中国企业从在中国与全球企业打交道，发展到去海外与全球企业和市场打交道。中国企业和全球企业的发展渐渐趋于一致。

我们以房地产行业为例，过去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时候，房地产行业成为中国的造富行业，房地产企业家成为主要的财富拥有者。经济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开始让大型房地产企业转型，万达和恒大的转型就和全球化有很大关系。万达在电影业、体育行业的发展就是全球化的发展；恒大最重要的转型就是大举进入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进入这个领域的起点就是整合全球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技术链条，打造全球最先进的汽车。

中国在医药领域，也加大了国际化、全球化的融入力度。比如，中国通过加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国际协调会议（ICH），统一国际药品注册资料，逐渐使中国医药注册和国际接轨，提高中国医药在国际注册和国外医药在中国注册效率。采用国际通行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使药品审批和生产制造分离，加速了中国医药融入全球医药体系的步伐，有利于中国医药产业和医药企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

但是，在这期间，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还是采用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资本经济全球化的模式，所学习的知识和方法也基本都是资本经济全球化模式下的知识和方法，形成的产业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也是资本经济时代的产业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交替的时期也是资本经济和数字经济两种经济形态交织的时期，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转型发展和提升的机会，同时也是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家们通过40多年艰难、快速的学习和发展，好不容易渐渐掌握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所形成的资本经济理论、实践和理解全球化的方法，突然又要面对5G时代带来的关于数字经济的全新技术、理论、方法。

第二，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加大了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力度。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虽然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也是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但是外资在中国银行系统的投资比例仅占2%左右，在债券市场也只占2%左右，在股票市场约占6%。2017年中国的整个金融市场（直接投资、债券、贷款、股权和准备金）流动输出和输入的资金只有美国的30%左右。

按照当时的开放政策，外资可以在中国设立全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资可以持有中国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51%以上的股权。这样的开放政策可以理解为深化开放，这些内容的开放可以吸引更多资金进入中国，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竞争能力和服务能力，促进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外国金融体系进入中国才能真正为外国产业企业和产业资本进入中国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更多海外产业企业进入中国。这样的开放政策看似对外国金融和产业更加有利，但对于中国金融和产业来说，只有真正开放才能真正融入全球，开放是中国企业全球化非常重要的环节。

比如说，中国已经有超过两亿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的财富增长需要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包括高水平的私人银行业务。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一家独立的私人银行，已有的私人银行业务虽然管理了11万亿元的私人银行理财资产，但是和专业的私人银行业务相比还是具有很大的区别。开放金融领域就可以引进外资私人银行进入中国，和中国金融机构成立合资的私人银行，这样不仅会大大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全球化能力，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全球化水平，也会大大减少中国财富的外流。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开放息息相关，没有对外开放，中国不可能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也不可能成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数字经济形态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形态，中国需要保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才有机会成为数字经济的受益者。数字经济形态是更加虚拟的形态，信息的传输、数字的交换、人与人的交往、贸易的流动、金融的结算等大量经济活动都可以跨越国界，没有边际，而且速度很快，世界零距离。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全球化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都和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完全不一样了，只有更加开放才会全面融入全球化。

第三，中国企业全面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

从1978年开始至今，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已经全面进入中国，中国也已经全面融入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只是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各个环节还没有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完全融为一体，融入的水平也不高。但是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展开，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和需求会大大提升。只要有很好的引领和培训，在观念上、方法上让市场理解全球化的意义，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速度会非常快。

我从2018年11月开始进行的关于中国中小型企业全球化的实验就是一个非常精彩而成功的实验。

当时参与培训的企业不超过30家，经过专业的理论授课、圆桌互动之后，我带队进入日本、以色列考察，全球化的观念和方法基本上得到大家100%的认同，当时已经参与或者准备参与全球化实践的企业已经有8家，占到参与学习企业总数的26%。如果把这样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水平和比例都会大幅度提高，中国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程度就会更深。

第四，中国企业全面迎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提供的机会。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已经滚滚而来，势不可当。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融合速度也非常快。我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际装备馆，100%的参展企业都在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进行融合，每一个企业都在拥抱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百年企业积淀的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市场优势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技术链、数字链已经打通。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百度，在展示其研发的智能网联汽车系统，融合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业态。华为作为通信和信息设备制造服务商，也从多个维度把其产品、技术、研发应用到汽车、城市化、传统的工业企业。而这些融合的核心都是给工业增加了数字的链接、技术的链接，这些数字和技术都是全球化、跨地域、跨国界的。(www.xing528.com)

一些中国企业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通过数字和技术的链接实现全球化的速度和程度远远高于和深于传统企业。中国的小米、共享单车、智慧城市、智慧家居都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在美国某著名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当他准备回国创业的时候突然发现，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创新已经开始从过去对美国进行模仿进入被模仿时代。美团网创始人王兴创办的团购模式就是从美国引入中国的，但是，今天已经有很多中国的原创应用被美国模仿，从而进入美国。

数字经济驱动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虽然刚刚开始，目前还处在大规模的数字基建阶段，但是新基建的巨大投资将率先拉开数字经济的序幕。未来五年，也就是中国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一定是一个“新基建大投资”的计划。新基建包括5G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基站、传输设备、基础数据建设、各种软硬件设备和系统以及5G终端产品等。除此之外，还有特高压电力传输、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等。仅仅在中国范围内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会达到数十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样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才能保证数字经济形态的全面运行。数字经济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维护之外，还将移动互联网带到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产业互联网时代。产业互联网通过数字世界的万物互联，连接世界每一个人、组织和家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全面应用，带来无限的应用场景。这些场景的丰富将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加工方式、经营方式、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等。

所有的经济形态和数字技术融合之后，所有企业都有投资参与数字基建的机会。有的企业会通过产业互联网生态，全面融入各行各业的产业互联网领域；还有很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几乎所有企业都会和产业互联网生态发生联系，这些企业不是产业互联网生态的主动构建者，就是被动融合者。每家企业都有可能是一个产业互联网生态或者多个产业互联网生态上的一个节点。

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全球化的。中国企业不仅通过数字经济完成数字经济转型，把数字经济的每一个节点和全球的技术、产品、服务、品牌、人才、资源连接起来，还将通过数字经济技术和模式的领先，将数字经济带到全世界。

第五，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消费大国。

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成为“世界工厂”。由于中国的国土面积巨大、人口众多，制造业的所有业态和相互之间的专业人才、市场都具有难以替代的特性，即使全球化带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快速循环，有些产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尼、泰国这些国家，中国也难以被完全取代。因此，巨大的中国制造体系对全球各种产业要素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要素采购市场和终端消费市场，从刚刚举办的两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隆重程度就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通过对两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观察，我认为博览会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启动中国内需消费市场，或是加大中国对全球消费品的采购力度，而是会引进全球发达国家的产业要素。包括产品的合作生产制造、销售；技术的多种引进模式，丰富中国产业的技术链，提高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同时也帮助全球技术找到中国市场；还有大量的服务贸易，如培训、教育、管理咨询、法律服务、财务税务规划、人力资源咨询、软件设计、建筑规划、工业设计、创意产业、文化艺术、品牌管理、金融服务等。只有全方位与市场经济体系融合，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全球化水平才会大大提升。

有位中国企业家过去是做产品营销的，有很强的产品销售和渠道创建能力，后来通过和五常的农村共同开发五常大米，将农田产品直接和销售渠道打通，从而成功创业。这个企业家后来发现云贵高原的很多高品质野生菌菇具有很高的产品价值，于是把产品开发的眼光放在这个地区的松茸、松露这些高品质产品身上，同样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建议她应该抓住中国的市场机会，发挥中国已经创建的渠道优势，在全球整合高端消费品进入中国的市场渠道。不是仅仅寻找优质产品的中国代理权，而是主动走向全球，寻找最适合的优质产品，然后和外国企业共同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进行开发，再打上自己的创意、市场、品牌烙印，利用中国的渠道优势，创建“新零售”模型，就会让企业从一个中国的产品经销商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集产品开发、加工销售、品牌经营于一体的优质企业。这样的全球化模式既引进了全球产业要素，又把握了中国市场。

消费互联网是数字经济时代早期互联网最直接进入的领域，包括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抖音、快手、滴滴出行、拼多多、携程、途牛、美团都是在这个领域，所以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

但是随着产业互联网在5G时代的大规模应用，消费互联网变革，各行各业的产业互联网崛起，消费很快计入产品本身。消费者通过产业互联网与生产者建立直接联系之后，传统产业的产品引导消费、产品决定消费走向的市场结构发生根本改变。所有消费领域将会根据消费者的决定提供生产和服务，从产品到市场再到消费者的产业形态将变成从消费者到市场再到生产服务的逆向产业形态。消费者成为真正的上帝。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将会从消费互联网、产品互联网、服务互联网分裂出来，公域流量会逐渐转化为私域流量，产品设计、产品结构、产品规划、产品生产、产品包装都会体现消费者的需求。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的全面支撑下，产生了产业互联网生态，打破了阿里巴巴、京东、美团、苏宁易购、携程、拼多多等消费互联网“一统天下”的局面，产业互联网时代来临。

第六，全球技术成果向中国转移。

我在思考和实践这个话题的时候，正好阅读到2019年麦肯锡的《中国与世界》这份咨询报告。其研究成果和我的观察不谋而合。在德隆辉煌的时期，麦肯锡就是德隆最主要的咨询合作机构，我也非常喜欢阅读麦肯锡的研究报告。在《中国与世界》这份报告里面，技术是报告的内容之一。报告指出，中国的国内研发支出从2000年的9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9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2017年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为290亿美元，而知识产权出口额仅为50亿美元左右，这些采购一般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三个国家。

虽然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中国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成果会越来越困难，不过，由于中国制造的综合优势，中国在各种技术上逐渐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仅仅是时间问题，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技术不再成为一个难题。

原因就在于资本经济时代的全球化生态和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生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资本经济时代，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全球的配置主要是通过资本和技术的价值来控制和实现的。资本通过控制企业从而控制技术、人才、品牌等产业要素，这样就能实现对技术的封锁，从而创造企业的资本利益和资本价值。

产业互联网通过数字技术来连接全球的企业和产业，企业和企业之间不再是资本控制关系，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带来客户需求。在产业互联网上的所有企业都可以将自己控制的技术、品牌、人才实现共享，不需要出售企业、技术、品牌就可以获得全球性利益共享，因为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产品，如果不在产业互联网生态，也很难满足客户的需要，很难获得市场。

所以，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再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开创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不管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殖民模式，还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或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数字经济模式，都和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化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通过企业和市场行为打通国际地缘联系，通过公路、桥梁、港口、码头、通信、信息这些基础建设，打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构建全球化的有形和无形通道，这给中国企业和这些国家的企业加强各种全球化联系创造了条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7年来，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上千亿美元，仅仅2017年就有143.6亿美元的投资，同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达到7.37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构建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关系也将会迅速形成。比如，中国参与建设了一条从昆明到新加坡的高速公路，直接连通中国云南、泰国、老挝、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跨境高速公路有利于东南亚国家丰富的热带经济产业资源通过综合开发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和这些国家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和市场。

“一带一路”倡议将会非常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全球化水平，推动更多中国企业成为全球化企业。比如，中国与巴基斯坦、越南、印尼、印度、菲律宾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存在很大的产业落差，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和这些国家的企业合作或者独立投资开发与中国有关的农业资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然后在这些国家开展服装加工、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业务，同时开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医疗健康、云计算、人工智能业务。

尤其是中国在大规模发展数字经济之后，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都处在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存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状况，新基建投资不足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上，会滞后于中国5—10年时间。中国用2021年到2025年的“五年计划”，全面完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之后，数字经济将迎来飞速发展。同时，中国本着“一带一路”倡议下互通互联的基本原则，将会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新基建输出机会，然后中国的数字经济模式也将会全面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给各国带去美好的数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