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全球化现状简析

既然要讨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就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标准是什么。当然，这里讲的全球化还是资本经济时代的全球化，如果对于资本经济时代的全球化还没有理解，也很难走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比如，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代表性企业，除了华为、小米、阿里巴巴之外，其他著名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其实并不高。

也许很多人会问，一个企业完全是外向型企业，企业所有的产品都卖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全球化企业吗？我认为不是。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很多人交流过企业全球化的话题，绝大多数人对于企业全球化的观点和概念理解都是错的。

中国企业从改革开放以来首先面对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国际化。

改革开放之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全球主要经济形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当时的那种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国际化的、封闭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水火不容的两种经济形态。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下生长的企业就一定有完全不一样的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

中国从1978年开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和开放。在改革和开放之前，中国的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也被称为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也不是一个在法定意义上承担责任的企业载体，只是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经济部门管理的生产单位。企业的人事权、财权、经营权都不在企业本身，而在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

当时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本土化的，只有极少数从事外贸的企业有一定的国际化能力。企业内部既没有外国的技术，也没有外国的人才，只有很少的外国的机器设备，但都是几十年前由苏联或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产品。所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程度基本为零。

改革开放以来，引进了大量的海外产品、设备、技术、资本、人才，中国才进入国际化时代。中国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尝试企业的独立性改革，使企业和政府脱钩，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经营实体；同时可以允许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出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才让海外的一些元素和规则渐渐进入中国，也让中国企业开始拥抱国际化，开始了国际化进程。中国企业开始学习国际化规则，从产品到设备再到技术、管理、人才、资本，都进行了学习。这不仅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带来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惯例和规则，大大促进了中国对于国际化的认识和理解。中国逐渐通过改革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大大加快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因为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制度，不是中国原创和发明的。这个进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产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开始于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来的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提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需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从1992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国有企业走上了资产资本化的道路，政府和企业脱钩，现代企业制度得以创建。中国在1993年按照国际规则制定了《公司法》，使中国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也在《公司法》的规范下，迅速成长起来。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本质的区别。

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包含了产品、品牌、标准、技术、工艺、管理、投资、融资、贸易规则、资本市场、财务制度、法律制度等，使得中国企业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学习、掌握了国际化规则。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企业加强了和国际的联系，通过技术管理、资本引进、产品出口，很多企业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化程度的企业。

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中国的资本并没有向全球开放，也没有进行真正的全球性流动，导致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很低。大量引进的东西都不是为了适应国际化、全球化的需要，而是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所以，中国的国际化是通过引进国际技术、设备、管理、原材料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没有多少全球化意图，导致国际化的东西进入中国之后被严重同化。以中国的医药工业为例，中国是全世界较大的医药工业设备的销售市场，全世界最先进的医药工业设备在中国比比皆是。但是，由于中国高端药品都是不能出口的，只能在中国廉价生产、廉价销售，使得制药企业产出的药品卖不出好价格。企业国际化程度提高的同时，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并没有提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因为中国医药工业的市场开放度不够，在准入门槛上限制了发达国家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参与竞争，落后的产业被保守的准入政策保护，中国制药企业不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以以色列为例，我2018年考察以色列医药工业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这么一个饱受战争侵害的国家，在只有800多万人的状况下，竟然有1000多家医药企业，除了少数医药企业是大型企业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初创型小公司。这些小公司没有一家是把以色列的国内市场当作目标市场的，如果将以色列的市场设为目标市场，这些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存在的市场意义，因为800万人的市场根本养不活一个医药企业。这就使得以色列的这些企业所研发的产品无一不具备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优势。这些企业不是已经获得美国FDA认证就是在获取美国FDA认证的路上，而中国迄今为止，在全国17万多个药品批准文号中，只有一个原研药获得美国FDA认证。这就是企业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差别。中国7800多家制药企业中，没有一家具有国际竞争能力，世界制药企业前50强中，没有一家是中国企业。

比如说，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医药产品都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批准的，美国的标准、欧洲的标准、日本的标准都是通过国际药品认证合作组织（PIC/S）来确定的。如果中国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中国生产的药品要获得美国、欧盟、日本的认可就非常困难。这样中国生产制造的药品就很难出口，在中国要诞生国际化、全球化的制药企业就非常不容易。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很多产品卖到了全世界，但是中国的医药产品就很难卖出去，即使每年有500多亿美元的医疗产品出口贸易额，但所出口的不是原材料就是中间体，或者是低附加值的医疗设备和器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全球最大的加工中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目前正在从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发展到全球最大的创造中心，也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产品销售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还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市场。这几个最，毫无疑问可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全球化国家。中国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进出口国。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全球化仅仅表现在全球化的数量上，即人口带来的红利。专利的全球布局、品牌的全球化、技术输出的全球化、管理输出的全球化、服务输出的全球化、资本输出的全球化、人才输出的全球化和发达国家比起来差距很大。中国企业在过去40多年只是解决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问题，中国经济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由弱到强、由封闭到开放、由国内竞争力的提高到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由参与国内市场竞争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问题。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也给中国企业带来全球化商机，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之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中国成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袭来以后最大的赢家。从2001年到2018年，中国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迅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资本净流出，成为对外投资大国。中国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继续同步驱动中国经济的同时，中国的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中国经济全面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给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政府或者私人机构从来没有系统地思考和研究过企业全球化，尤其是研究中国企业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个课题会成为中国经济学术领域的空白？

我对于企业全球化的思考来自我的业务困惑。我在2015年出版《全球并购　中国整合：第六次并购浪潮》一书的时候，曾经非常乐观地认为中国将掀起第六次并购浪潮，通过中国企业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并购，以及中国与全球之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整合，中国将站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最高端。但是在我看到一个个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的失败案例之后，我终于发现，中国企业整体上完全不具备“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能力，中国也完全没有能力在整体上把握通过全球并购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机会。为什么眼睁睁看着千年难遇的商机从我们眼前静静地溜走呢？经过对全球经济发展史和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反复思考，我终于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和第一次、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叠加起来所构成的200多年的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存在非常深刻且不太容易被我们发现、认可、谦虚接受的鸿沟。于是，我认为，中国企业最需要的不是全球并购，也不是全球投资，而是全球化。企业如果不融入全球化体系，不对全球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就不可能承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2018年，我对10多年来从事全球并购业务的整个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思考后发现，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潮中，中国企业几乎游离于其外。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我在分析每一个海外并购标的的时候，都要去研究这个标的的产品、技术、品牌、财务、股东以及产品上下游的关系，再把这个上下游关系放在全球的关系中进行梳理。比如，我们要并购一个日本的特种阀门制造企业，所谓的特种阀门主要是指耐高温、耐腐蚀、耐高压的阀门。这种阀门主要用于石油、化工、冶炼等领域，在全球的主要市场一定是制造大国。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就一定是全球特种阀门的需求大国。特种阀门由于有耐高温、耐腐蚀、耐高压的特殊性，使其对生产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要求很高，即使进入21世纪，中国也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制造高水平、高标准的特种阀门，中国就只能从全世界进口特种阀门。而全球由于市场的转移和需求的下降，只有日本、美国、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有不超过十个特种阀门企业。那么，全球特种阀门行业上下游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这些链条在中国和全球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清楚地分析出来。如果有中国企业或者中国资本收购其中的某一家特种阀门企业，和中国阀门的需求市场进行整合与重组，全世界特种阀门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关系就会重构，原有的行业秩序就会被改写。对这种关系，我最早的认知来源于德隆系。唐万新领导的德隆系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案例，涉及水泥、通用设备、重型汽车、航空等若干个领域，让我有了规律性认识。在2008年到2018年的整整10年间，我从中韩、中日、中美、中加、中新、中以等数百个项目的关系中，发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关系，这个关系让我得出的几个结论是：

第一，世界经济存在一个全球化体系，中国经济虽经40多年的发展，但是中国企业基本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的表象原因是中国没有同步和发达国家一起进入工业化，没有一起参与第一次、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协同和规则制定，中国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追赶全球化的步伐的。但是从深层逻辑来看，实际上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带来的价值观的根本冲突。

第二，中国本可以通过对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理解和中国产业与全球产业之间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不对称关系，利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但是中国缺乏方方面面的能力和体制机制的优势。而当中国资本这个非常敏感的工具大规模出现在西方产业和资本市场的时候，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产生了紧张情绪，多个国家设置了限制中国企业在该国进行收购的政策。

第三，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系，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把已有的经济体制完全颠覆进行重建，不是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走了一条继续坚持公有制，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而在经济制度上，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过程漫长而艰辛。产品、服务、贸易、技术的浅层次合作，与资本、文化、金融、教育、医疗等很多领域的深层次冲突交织在一起。

第四，中国经济在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机会，但是，中国企业对于全球化的理解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也非常难以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思维和全球化逻辑，从企业全球化的过程中寻求发展空间，从而跳出地域红海。

经过这样的思考，我也一边研究，一边尝试，通过2018年到2019年的工作，我终于获得了许许多多关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系统知识和实际操作的成功体验。

我也在连续多年的海外并购、重组业务中，看到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机会的来临。于是，我通过一些项目的推进，看到一个巨大的变化：从2001年至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这个巨大的变化，使得中国与全球经济之间形成了特殊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三链关系”。为什么我会发现这样的机会呢？我从2008年开始，多次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探讨中国和日本在产业和产业、产业和资本、资本和资本之间的协同性。通过对这种协同性的探讨，同时对中日之间这种协同性案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发现了中日之间难得的投资、并购、重组、整合的机会。

深度研究和把握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这个“三链关系”，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于是，我在2015年非常匆忙地写作了一本书《全球并购　中国整合：第六次并购浪潮》，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企业看到并把握这样的机会。(www.xing528.com)

因此，目前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问题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

过去40多年里，中国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和改革的时候，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和管理模式，也通过对外开放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资金进入中国。这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也培育了一些具有全球化战略和能力的企业。看起来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这个状态让中国上下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误解：我们依然按照过去的方法就可以逐渐达到或者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和全球化程度距发达国家还很远。中国企业的规模、管理水平、研发水平、国际竞争力和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很大。要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要让中国经济达到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提高整个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水平是必然选择。没有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经济的质量是不可能提高的。

由于中国非常清楚发达国家不可能接受中国完全成为西方世界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朋友圈”里的一员，于是中国制定了自己的、符合第二次全球化浪潮逻辑的全球化战略，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之一。

第二，国家也没有制定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国家的“走出去”战略，并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但是，对于如何走出去，谁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去了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并未形成深刻的认知，也没有建立系统的机制。既没有把“走出去”和国际化、全球化的高水平要求结合起来，也没有制定科学的国际化、全球化的“走出去”战略，导致企业盲目“走出去”，参与对外投资和并购，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当时“走出去”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走出去”的目标国主要是不发达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主要是希望获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所需要的稀缺战略资源，包括投资收购海外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资源。包括中信泰富这样的企业在内，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中国从1992年开始大规模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革，1994年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93年颁布第一部《公司法》，逐渐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改造成为有限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中国的企业一直没有在资本和股权上实现国际化与全球化，资本项下的外汇自由兑换一直没有开放，影响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程度的提高。

第三，最具有国际化、全球化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缺乏相应机制，实现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动力不足。

从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来说，在中国最具备国际化、全球化条件的企业应该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在过去几十年，也曾经有很多大型国企参与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竞争。虽然有很多教训，但是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包括华润集团、中国化工集团、中粮集团、中交集团等都曾经取得了不错的海外投资并购成绩，掌握了实现国际化、全球化的很多技巧和方法。

但是，国有企业受自身机制的影响，如果没有明确的由中央决策机构制定的战略规划，这些企业就缺乏推行国际化、全球化的动力，也不会按照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来制定全球化战略。这使得几乎所有的国企只是开展国际贸易、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参与国际工程、参与国际投资，而没有进行真正的全球化布局，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全球化企业。

第四，民营企业是中国企业发展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主力军，但是它们又受到国际化、全球化的若干限制，以及自身能力不足、意识不足、理解不足的局限。

过去10年中，中国民营企业曾经掀起过国际化、全球化的高潮。

早在20世纪后期，依靠资本市场快速崛起的民营企业德隆集团成为最早参与国际化、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德隆集团在经历一些小型国际化案例之后，于2000年通过内保外贷的方式，在美国用3.75亿美金收购了美国的百年老店莫瑞公司，也由此拉开了实现国际化、全球化的序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唐万新不止一次和我分享过他的全球化故事。

德隆集团创立成功之后，唐万新有了钱却不知道干什么。唐万新和他的创业团队曾经在北京的达园宾馆开过一次会议，意思就是让大家商量究竟是把钱分了还是继续干，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由唐万新带领大家继续干。但是到底干什么，大家没有统一的认识。于是唐万新在加拿大设立了公司，让他的英语老师黄三星负责研究国际业务。唐万新也经常去美国，考察美国这个全球化的领导者是怎么做的。通过在美国的交流、考察、合作、投资，唐万新和他的团队率先并购了一个美国公司，这个公司是一个台湾人在美国创办的从事丝网栏杆加工的企业。通过这次并购，唐万新对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初步懂得了战略投资、产业整合的基本概念。

2000年，德隆集团在上海成立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第一次从公司名称上把自己定位为国际化企业，之后也开始了一系列国际化、全球化战略的构建。尤其是在并购莫瑞公司这么一个百年老店时，唐万新成功地运用美国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提供的并购后战略整合的咨询方案，采用整合在前，并购在后的思路。同时，他又和世界著名的产融结合的企业GE金融合作，由GE金融提供杠杆融资。这让唐万新如获至宝，他学习到了美国通过资本运营进行产业重组，然后通过整合创造价值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交易技巧，发现了资本和资本运营的奥妙。于是，唐万新领导的德隆集团才开始在资本市场、在国际国内大展拳脚。德隆集团也成为中国早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企业。

早期民营企业家仰融创办的华晨汽车，于1993年在美国成功上市，然后迅速与世界著名企业宝马汽车在中国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实现了国际化、全球化的高起点布局。

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牟其中所创办的南德集团，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用中国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与苏联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回来3架图-154飞机。后来牟其中也是最早到美国进行金融投资的企业家，在纽约创办罗斯福投资公司。

过去10年，中国民营企业成为海外投资和并购的生力军，复星、海航、美的、万达、联想、海尔、吉利、华信、明天、安邦、万向等著名民营企业都在海外大规模开展投资，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中国际化、全球化的佼佼者。

但就是这样一批民营企业也受到体制机制的影响，在全球化中遭遇阻力，全球化的势头锐减，多家企业从过去的“买买买”，变成今天的“卖卖卖”，渐渐退出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竞争。

第五，历史原因和传统观念也是中国企业实行国际化、全球化的障碍。

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很短，同时中国是陆地面积较大的国家，虽然也有3.2万千米长的海岸线，但是除了邻近的日本之外，中国和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北美距离很远，与这些国家也没有一样的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历史体系，这也加大了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全球化的难度。而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等历史原因，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融合度还不及中国和欧美地区发达国家之间的融合度。另外，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巨大，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产制造、科研、消费市场体系，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系的交融度不高。所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程度远远达不到应有的高度。

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有一些研究成果，对我们有一些借鉴意义。自2010年以来，除中国以外，其他各国共有中国企业10167家，到2019年，增加到37164家，每年以大约16%的速度增长，但即使这样，在整个中国企业的总数中，这个数量所占的比例不到10%。2018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11家中国企业，接近美国的126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14年至2016年，经济利润排名全球前1%的企业中，有10%是中国企业，而1997年这一比例尚不足1%。但是另外一个数据显示，进入世界500强的一些中国企业，海外营收比例不足20%，而相比之下，标准普尔500强企业平均的海外营收比例则高达44%。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尚且如此，世界500强以外的中国企业的海外营收比例则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