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企业的基本特点

我们先要理解资本经济时代全球化企业的基本特征。

评价一个全球化企业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党中央、国务院也从来没有把中国企业全球化当成一个战略，华为也不是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走向全球的，反而是当整个中国与美国开展贸易战的时候，当华为遭遇美国强力制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党和政府都应该感谢华为的全球化布局。华为和任正非为什么就成了“打不死的小强”呢？华为怎么就成了一个全球化企业呢？为什么这个全球化企业不是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呢？如果没有“全球化”三个字，今天的华为有意义和价值吗？没有全球化的战略、思维、人才、技术、市场、产品、服务，华为还是什么？虽然华为从总部到资本都是中国的，实际控制人也是中国人，但是华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化企业。由于有华为这么一个经典的、有美国人帮忙做广告宣传的企业，我们对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理解就容易多了。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特征包含了全球化思维、全球化战略、产品全球化、人才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全球化观念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全球化思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化其实是思维方式的全球化，全球化就是一个思维方式而已。你在创业的时候，设计产品的时候，考虑技术来源的时候，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考虑产品市场的时候，有没有用全球化思维呢？当你的企业遇到激烈的产品竞争、市场竞争、技术壁垒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从全球化的角度去思考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创业者和企业家没有这样的考虑，也没有这样的思维。没有这样的思维顾全不了大局，也走不了太远。有位学者在和任正非交流的时候，建议任正非尽快走国际化道路，开拓国际市场。而任正非当即打断对方说，华为不是要做国际化企业，而是要做全球化企业。也就是说，华为很早就建立了全球化思维。我接触了大量以色列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他们在设计产品、开发项目和创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考虑以色列市场、中东市场或者亚洲市场，他们都在考虑全球的领先技术和方法。因为以色列太小，人口数量和中国的一个地级市差不多，企业怎么生存呢？以色列周边三面是敌人，一面环海，也没有企业的市场。以色列学者告诉我，不是犹太人比别人聪明，而是犹太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生存。

中国企业和中国创业者为什么没有全球化思维或者全球化思维凤毛麟角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历史和文化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就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父母在，不远游”。过去的两次全球化浪潮，我们都是被动接受。由于传统文化的性格是内向型，所以中国不善于主动走向世界。

二是中国经济体量虽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中国还不是经济强国，从体制到企业再到个人都缺乏走向全球化的自信。

三是中国面积太大，人口太多，市场规模巨大，一个企业在一个地级市就可以生存。一个产品做到中国第一就可能是全球第一，企业用不着参与全球化竞争。

当然，中国整个国家也没有建立全球化的竞争观念和体制，国家层面也没有全球化思维和全球化战略，这也会影响企业的全球化思维。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虽然早在2005年就提出“走出去”，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系统的国家战略，导致“走出去”的效果不理想，也难以监管。而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式全球化的一个步骤，但同样从一开始，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并不被一些国家完全理解和接受。从体制上看，在中国经济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各级地方政府缺乏全球化思维，依然停留在招商、引资、引智、引技这样的层面，完全没有全球化思维。

中国企业和创业者建立全球化思维应该成为国家战略。一旦企业有了全球化思维，企业和企业家思考的维度就不一样了，和企业大小没有关系，甚至创业者都可以从创业的角度建立全球化思维。尤其是今天，当中国经济开始大规模、深层次转型的时候，中国开始释放出两个方面的巨大需求：一个是转型升级之后的技术与创新需求；另一个是消费升级带来的对高水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第二，全球化战略。对于一般企业来说，建立全球化战略是一个高难度的要求，尤其是对国际化、全球化程度不高的中国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缺乏战略，更不用说全球化战略了。中国民营企业中较早实施全球化战略的是德隆集团。德隆集团在确定几个行业战略的时候，都是既研究投资行业的中国战略，同时也研究行业的全球战略，其行业投资领域的重型汽车与零部件、水泥、番茄酱都是瞄准全球第一的战略目标去的。德隆集团这几个行业在全球性排名序列中，不是作为一个中国企业来排名，而是作为一个全球企业来排名，它们要和世界主要企业比技术、比工艺、比财务指标。德隆集团实现全球化主要是通过全球战略投资和全球战略并购。

今天的复星集团比较像当年的德隆集团，其全球化战略理念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这和我提出的“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理念是一个类型。复星集团已经创建了规模巨大的、周期较长的、成本很低的国际融资渠道，这个渠道在国内资本市场基本上就不存在。复星集团一方面是谋求在海外上市，以期获得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支持，同时又通过并购海外的保险机构，获得低成本的保险浮存金。有了畅通的国际资本的支持，复星集团完全可以利用在中国产业市场的经验和资源，投资并购海外优质企业，然后寻求所并购企业与中国产业市场的协同性，创造价值洼地，在整合中提升价值，最后寻求时机退出，从而获得战略投资利益。

而产业型企业追求的全球化战略和复星集团这样的金融投资企业追求的全球化战略很不一样。以福耀集团为例，福耀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之一，企业创始人曹德旺先生和很多中国企业家一样，都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创业过程，经历了从企业职工到企业承包人再到企业领导者的历程。当曹德旺将福耀集团做到中国同行业中最大规模的时候，他没有像众多同时代的中国企业家一样，仅仅满足于中国玻璃大王的地位，而是漂洋过海到美国投资建厂，走上了一条全球化道路，也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其经历甚至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拍成了纪录片。福耀集团完全可以利用在中国生产汽车玻璃形成的优势，直接通过进出口贸易将自己的产品卖到美国，从而进入美国市场。但是，由于福耀集团在中国生产玻璃的市场环境在发生改变，市场增速放缓，产品成本上升，产品利润下降，福耀集团就需要评估在美国这个巨大的汽车制造国的生产制造成本、销售价格以及在中国生产制造玻璃的成本，从而来判断在中国投资生产合适还是在美国投资生产合适。为什么福耀集团不去欧洲或者非洲生产玻璃呢？很显然，今天欧洲的汽车产量和销售量都在下降，制造成本却居高不下；非洲的制造成本虽然很低，还有丰富的劳动力，但是非洲有几个汽车制造企业呢？非洲在全球汽车制造业所占比重太低。福耀集团的全球化战略主要还是根据企业产品的全球化市场来制定的。

海尔的全球化战略和福耀集团的全球化战略有比较大的区别。海尔早期的全球化模式有些令人不理解，在中国白色家电市场达到很高的饱和度之后，海尔突然选择在美国投资建厂，这在中国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在美国，通用电气这个世界著名的企业牢牢掌握着美国白色家电市场的主导权，同时在美国还有世界白色家电行业的巨头伊莱克斯。一家中国的白色家电企业要到世界制造大国去挑战企业巨头，确实让人捏了一把汗。历经多年煎熬之后，海尔不仅在夹缝中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利用多年来在美国市场积累的口碑，在母公司引进美国著名的私募股权基金KKR作为战略投资人，然后在KKR的帮助之下，利用美国制造业衰退的机会，一举并购通用电气的白色家电业务，完成了从直接投资到并购扩张再到消灭竞争对手的创造性举动。如此精彩的全球化战略在中美之间波澜不惊地实施了，但是，如果把这个关系调过来，假如是伊莱克斯或者通用电气把中国的海尔收购了，中国的舆论会如此轻描淡写吗？如今，海尔的企业全球化模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线下的企业全球化模式。海尔通过8年时间打造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卡奥斯工业互联网系统，已经使海尔成为中国唯一的与数字全球化相结合的制造企业。

华为的全球化战略是最全面的全球化战略，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全球化战略。华为开始推行全球化战略的时候，也是聘请了几乎每个领域的世界级咨询公司为其做全球化战略方案。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期间，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全球化咨询体系，比如财务咨询、法律咨询、专利咨询、管理咨询、技术咨询、人力资源咨询、培训咨询等，每个领域都有成熟的、经验丰富的咨询公司。华为一定是通过采购这些咨询公司的服务来制定自己的全球化战略的。而我认为华为最成功的全球化战略是其全球化市场战略、产品战略、技术战略和人才战略。华为针对通信信息产业的全球市场状况，分别在不同的世界市场开拓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产品，然后，在所有产品线上发掘全球最好的技术，通过和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公司合作来实现全球技术的集成。比如华为的手机，在过去大家都从通话质量、操作便捷程度、搭载功能以及外观去研究手机性能的时候，华为却和世界著名的相机品牌——德国的徕卡合作，将世界级光学镜头用在手机上，使得华为手机拍出来的照片质量优于绝大多数手机，强大的拍摄功能成为华为手机的重要卖点。

第三，产品全球化。产品全球化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内容，没有实现产品全球化的企业是不能称为全球化企业的，但是，一个企业把产品卖到了世界很多国家，是不是就算是全球化企业呢？我觉得完全不是。必须把产品出口和企业产品全球化区别开来。

企业产品的出口既包括实物产品的出口，也包括服务产品的出口；既包括生产资料产品的出口，也包括生活资料产品的出口；既包括终端产品的出口，也包括半成品、原材料、零部件产品的出口；既包括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也包括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全球化企业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企业多了。单从中美贸易顺差3000多亿美元的数据来看，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化企业应该大大多于美国的全球化企业呢？完全不是这样。

早期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纺织产品等，目前主要是机械制造、电子产品、美国企业基本不生产的工业产品，以及为美国企业贴牌生产的工业产品、零部件、元器件等。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也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工业服务，而美国在服务业方面占据非常大的优势。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医药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医疗器械、设备以及医药原材料和中间体，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都是中国没有优势的高附加值医药设备、器械和生物制药产品。以汽车和航空为例，中国每年都会大规模进口美国汽车、飞机，而中国汽车基本不可能卖到美国，中国的飞机最多只有大疆无人机出口到美国。根据这样的进出口产品结构，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卖到中国的产品大量都是在全球化企业实施产品全球化战略时进入中国的，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很少，类似大疆无人机这样的产品也是被全球化企业卖到美国的。我们知道辉瑞、强生、默克这样的全球化制药企业，因为在中国医药市场，到处都是这些企业的产品，但是在美国市场上有一家中国医药企业吗？

所以，只有在产品环节上拥有技术、质量、价格、品牌等多种优势，在国际市场具有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市场的销售额占产品销售总额比例较高的企业，才能称之为全球化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具有产品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全球化企业也会渐渐增多起来。

第四，人才全球化。能够成为全球化企业中的强者，必须做到人才的全球化。人才的全球化包括培养或者录用熟悉全球化的中国人才，也包括熟悉中国，愿意为中国企业工作的外国人才。不管是全球化思维还是全球化战略，不管是进入发达国家还是进入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对所要进入的国家进行了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必须全面了解即将进入的国家，才能少走弯路。人才的全球化有很多种方式，既可以自己培养，也可以招聘；既可以聘用熟悉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聘用外国人。以我的观察来看，最好的用人策略就是聘用熟悉中国的外国人。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具体的用人方式一定需要进行专业咨询，关键是要看用人目的，比如在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开出什么样的薪酬条件，是长期的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是偏重技术还是偏重市场等。在人才全球化方面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如下：

一是一定不要把中国的用人习惯带到全球化的用人策略中。

二是聘用外国人一定要有非常严谨的用人合同。

三是对外国人的聘用必须清楚用人目的，明确责任、权利、目标。

四是尽量不要要求对方完成合同没有规定的工作内容。

五是一定要遵守用人的信用。

发达国家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专业领域方面和中国人才很大的区别是他们非常注重知识的准确性和专业的严谨性，非常不喜欢模糊的概念，思维比较直接，表达上也是直来直去。

随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需求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读书学习，寻找在中国的工作机会。

人才的全球化不是难题，关键在于人才观以及对人才文化的把握，更多的是技巧。

第五，技术全球化。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绝对重点。技术全球化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中国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技术输出。由于中国目前处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交织阶段，这个阶段在全球技术和知识产权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方面中国还需要继续引进、学习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毕竟对方已经积淀了几百年，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再到产业转化和商业应用都非常成熟；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通过企业并购、合资、技术转让、技术授权等多种方式向发达国家学习。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有很多新的技术和创新成果，比如通信信息领域的软件、场景应用、硬件开发、芯片设计制造、物联网技术、传感器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存储与算法、再生能源、新材料等。在这些方面，中国有很多技术会领先于发达国家，也会向世界各国输出这些技术。同样，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中国已经领先或者还会逐渐领先的技术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创造的技术和应用进行融合，也会产生新的技术和应用。

技术全球化这个环节非常敏感，新中国从成立起就遇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后来在和苏联合作过程中，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技术专家，终止技术合作，中国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里都没有机会获得技术支持。就是在这样极端的技术封锁之下，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喊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主研究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这样一些技术成果，形成了依靠自己、自强不息的整体意识和国家精神。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引进产品、设备、资金、人才提升了科技水平，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又通过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导入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防军事装备、空天科技、高铁、基础建设、大飞机研发制造等领域通过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势，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在整个工业经济体系和消费市场，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医药、医疗设备、生物科技、半导体、食品生产、材料工业、精密制造、工业服务业等，这些领域的发展问题往往不是举国体制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企业或者市场手段才能够解决。比如华为，如果采用举国体制，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是不可能打造出华为这样的公司的，华为所拥有的核心技术优势都是依靠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手段，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创建科研基地获得的。前不久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的一个演讲观点我非常赞同，他说发达国家的优势技术如果不与应用结合，不能创造技术价值，这些技术就是“孤魂野鬼”；而巨大的产业基础如果不与技术结合，就会成为“行尸走肉”。

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技术战已经非常激烈，特朗普一上任就否决了中国对美国的几项涉及技术的并购项目，然后通过对中兴通信的技术制裁，几乎把中国通信技术设备制造商置于死地；随后美国又在全球范围内采用长臂管辖手段全面封锁华为的5G技术，还通过实体清单管理，把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多家著名企业拒之门外，包括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商汤科技这样一些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的领军企业。

中国企业在这个环节，需要对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北美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这些国家全面展开技术合作的姿态。这些国家除了以色列之外，在前两次全球化浪潮中都是技术领先的国家，都有几百年的科学技术积累，诺贝尔奖也基本上被这些国家的科学家获得。当中国企业、中国产业、中国市场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迎向全球，把先进的技术成果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有这样的机会。这些技术都有这样一些特征：

一是技术积淀几百年，很多技术和工艺、产品、品牌、企业早已融为一体，不是简简单单通过抄袭、模仿就能学会的。而中国企业过去经常用的方式就是断章取义，认为通过模仿和拆解就可以轻易学到并据为己有。

二是很多优秀的技术成果掌握在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手中，带着这些技术优势的企业仅仅能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开展应用。比如很多日本中小企业的产品完全没有进入中国，欧洲也有很多企业的产品没有进入中国，但是这些产品在技术和工艺上有各种优势，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这些企业，在划定市场范围这一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各种合作方式把这些产品和技术引入中国。

三是国外有很多私人的民间科研机构和实验室。这些机构的很多科研人员退休之后依然非常热爱自己的科研事业，他们也有很多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不一定在他们所在的国家有市场，在中国却可能有市场。比如，一个德国的核物理科学家，年近80岁，研发出核废料的处理技术，而德国是一个核能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工业国之一，中国在核废料处理上就需要这样的世界先进技术。

四是一些优秀的技术成果掌握在容纳力不足的国家手中。比如以色列就是一个纯粹的科技立国的国家，但是大量的科技成果在以色列是没有市场的，或者以色列的市场容量完全容纳不了这些技术成果。所以，以色列面向全世界，通过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资本化转化，和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企业合作，通过全球的企业把其技术成果转化的价值带到世界各地，从而使以色列的技术获得应有的回报，形成“教育—基础科学—成果转化—技术资本化—技术全球化—技术资本回报”这样的闭环。

除了以上这些在应用科学上已经和产品、企业融为一体的技术成果外，在波兰、捷克、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这样一些国家，基础科学成果非常丰富，而且科研成果也更需要应用市场。

中国企业，尤其是实体经营企业经过几十年粗放、快速经营之后，现在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缺乏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找不到转型的方法。通过技术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技术资源进入中国市场，是中国企业的绝好机会。如果这样的机会企业都不知道去把握，只是每天在那里感叹现在生意不好做，基本上就是坐以待毙。

技术全球化的另一个话题就是随着中国市场容量增大，以及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在中国市场产生化学反应，必然诞生出新的技术物种，这些技术物种在中国市场放大之后，就会形成新的技术优势，从而走向全球。这个领域的绝佳案例就是华为手机与徕卡的光学技术融合。徕卡的光学技术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经典技术。华为手机作为后起之秀，突然横空出世成为世界著名品牌，成为华为从2B业务进入2C业务最成功的升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融合就是将徕卡的光学技术用于手机的镜头。在照相成为手机非常重要的功能选项时，华为手机与徕卡的这项技术融合，给华为手机的竞争力加分不少，在手机照相的效果方面，华为超越了世界上大多数手机。

再比如，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科学远不如发达国家。中国在智慧建筑行业，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已经是全球高楼大厦最多的国家之一，各种高楼已经遍布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但是高端建筑，尤其是高档写字楼和酒店的很多电气设备都是西门子、施耐德、霍尼韦尔等世界著名品牌的产品，因为国产产品达不到要求。但是，在设备运行、管理维护方面，中国却已经非常先进，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形成的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与中国的智慧建筑这样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产业生态结合之后，同样体现出中国的技术优势。大家看到的上海、北京、重庆、武汉这些城市梦幻般的灯光景观工程就是中国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但是，如今的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些融合技术上达到中国这样的智能水平，非常遗憾，这些企业都挤在中国的市场上拼得头破血流，没有多少企业到欧洲、北美洲去寻求全球化的“蓝海”。

第六，市场全球化。市场全球化是很多外向型中国企业都会做的事情，这一点不用质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战略就是出口创汇，将产品出口赚取的外汇用于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每个地方政府都把培育外向型、产品出口型企业作为考核指标，以至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贸易国之一，到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将近4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这就足以说明中国在产品全球化方面的能力。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在技术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企业全球化、人才全球化方面的能力不够，所以中国产品全球化数量很大，但是质量不高。质量不高的基本概念是，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层面，中国的产业链主要处在中下游水平，价值链也处于低端，存在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严重倒挂。所谓的严重倒挂就是指中国拥有巨大的出口总量，但是在价值链这个环节，最大的赢家是产业链背后的企业链和资本链，真正最赚钱的还是发达国家那些著名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高附加值企业及其背后的资本。

所以，中国企业产品全球化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单纯加大产品出口量，而是怎么提高产品出口的经济价值质量。比如说，中国是古老的丝绸大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故事已经有上千年了。从古代开始，中国就将生丝出口到欧洲、中亚地区，今天还是这样。从蚕茧到生丝再到丝绸产品，就是一个产业链关系，上游在中国，但是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和品牌却在海外。今天的日本、意大利都是下游高端价值链的拥有者，中国的桑农辛辛苦苦栽桑养蚕，然后把蚕茧卖给江南一带的丝织企业，这些企业完成缫丝加工后，又将生丝廉价出口。日本、意大利掌握着生丝面料的整理加工技术以及混纺技术，最后做出的终端产品有高附加值，又大量被中国消费者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买回来。从出口和进口的量上来看，我们的规模大于别人，每年的顺差让人沾沾自喜，但是从价值走向、利益走向来看，却是人家在背后偷着乐。以最新丝绸价格为例，每吨近40万元人民币，折合为每公斤400元人民币，而在国际市场顶级、著名的爱马仕真丝围巾，一条就可以卖到几万元。一条真丝围巾的重量不到100克，出口25公斤生丝可以买一条高级爱马仕真丝围巾，而这25公斤生丝可以加工250条真丝围巾，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出口250条围巾的原材料才能买回来一条爱马仕围巾。这就是产业链和价值链倒挂的本质，这就是中国经济质量的本质！

所以，中国企业市场全球化的任务已经不是轻轻松松把中国各种产品卖到世界各国赚取外汇、获取外贸顺差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出口原材料到后来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中国主要为全世界当加工基地。今天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关系，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中心，中国企业产品全球化的质量必须进行重构，不管把产品卖到全世界哪一个地方，都需要有技术含量，需要有中国的品牌。中国企业产品全球化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产品本身，我们出口的是什么产品，是实物产品还是服务产品；二是产品的市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产品是工业产品还是消费品；三是产品全球化的方式。

中国企业到底应该出口什么样的产品，这就是我们企业产品全球化需要重新定位的地方，光是这一个题目就可以写一本书。因为产品出口的门类、品种太丰富了。构成一个出口产品的因素非常多，包括产品的品质、技术、品牌、等级、价格、成本、包装、物流、时间周期、使用寿命等，难以穷尽。一个国家能向全世界销售产品也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中国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能够出口的几乎是没什么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最多就是原材料、矿产品、初级加工产品和土特产。后来就是简单的消费品在中国加工后出口，再后来增加了不少劳务输出、基建服务、待加工产品、外包服务等。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且全面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贡献者。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早期的粗加工、原材料、资源类产品出口比重大大降低。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中国几乎采购全世界的原材料，运到国内生产加工之后再出口到全世界。中国逐渐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了产业链的中高端。产业体系越完备，产业集群越成熟，产业配套能力就越强大。如果一个国家有巨大的市场，并存在着巨大的产品出口优势，那么这个国家也拥有产品全球化的优势。

这里的基本原则就是，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交织阶段，传统产业的企业应该重点考虑如何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品牌附加值和品质附加值，从过去的价格低廉、品质不高、使用寿命短、贴牌生产这个市场生态里面走出来，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国企业的产品升级，只有产品升级了才能够做到企业升级。

但是在产品全球化这个话题下，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企业的观念。很多企业家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我只需要把中国市场做好就足够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做产品全球化的努力呢？这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理解产品全球化的概念。

我讲的中国企业产品全球化的意思主要是指由中国资本控制的，用全球化思维来生产制造、创新设计出来的产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用中国的原材料、技术、品牌在中国生产加工，设计出实物产品或者服务产品，然后把这样的产品卖到中国以及全世界。包括中医中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等。

二是将采用了国外的技术，并由中国企业生产制造加工的产品卖到中国以及全世界。包括联想、华为、海尔这些企业的产品。

三是将使用了外国的资本和品牌，并在中国生产加工的产品卖到中国和全世界。包括海尔、海底捞、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

四是将采用海外的技术、品牌、标准在海外生产加工出来的产品卖到中国和全世界。

以上这些方面并没有穷尽中国企业产品全球化的全部内容，产品全球化还有很多创意和创新之处，核心还是一点：在产品这个环节上，是不是拥有全球化思维，是不是站在全球市场、技术这些角度在研究和讨论以及实践。在我们一年的实验过程中，发现有一家公司存在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个公司是中国从事水蛭综合研发应用的龙头企业，企业创始人周维海被称为“中国天然水蛭素之父”。(www.xing528.com)

水蛭俗称蚂蟥，是很常见的淡水生物。在中药领域，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这是一种著名的中药。在西方医学界，1884年就有英国人从水蛭的唾液里发现了生物活性物质水蛭素。20世纪，水蛭素被研发成为多种治疗抗凝血、抗血栓的生物医药产品，但是受制于天然水蛭的数量而没有实现产业化、规模化。

周维海先生所创办的广西科康科技集团经过23年的研发、创新，取得了“活体反复多次提取天然水蛭素”等多项专利，解决了水蛭素批量化生产的难题。但是，这样的技术成果解决不了产品和市场规模化的问题，原因何在呢？如果水蛭素作为医药产品，需要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人体临床试验等过程，最后还不知道能不能获得批准，周期长，投入大，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水蛭素作为保健品，很难成气候，因为如今中国的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所以，我就建议广西科康科技集团直接联系以色列、德国、日本这些新药研发技术非常成熟的国家，利用这些国家的研发机制和研发团队，同时还利用中国提供的基础技术成果。广西科康科技集团需要去解决早期投资问题，然后申请美国的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证，一旦获得成功，不仅拥有全球市场优势，同时，还可以回到中国申请CFDA（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再利用广西科康科技集团在中国的优势，进入中国市场。这就是产品全球化思维之一。而我把这个建议说给周维海先生之后，也得到他的完全认同。

全球化的产品和市场的关系密切，一方面是根据市场生产产品，另一方面是根据产品寻找市场。目前从中国产品和市场的关系来看，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这两方面的机会也都存在。从产品来看，中国目前几乎什么样的产品都过剩，什么样的产品都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很多中国企业宁肯死守这个红海市场，杀得死去活来，尽可能采用低成本战术和价格战术开展极度营销，也不愿意到全世界去寻找全球的市场空间。从市场来看，中国企业不擅长根据全球市场需求去研发、生产适合全球的产品。在这个方面，中国在传统产业领域的能力和信心都存在不足，在新兴产业领域有比较大的突破。比如，小米除了占据中国市场之外，在全球范围也迅速扩大市场，根据全球市场的需求研发产品，这是小米迅速崛起的很重要的战略。再比如，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主要体现在基建、房地产、中国式服务业（餐饮、按摩、足疗、卡拉OK）等这些有中国特色和产品优势的领域，而汽车、摩托车、化妆品、日用消费品甚至是在中国满大街跑的电动车等产品并没有多少是中国的。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这些国家，具有非常丰富的热带产业资源，当地企业的投资水平、创意设计、产品研发都不行，中国人去旅游就会大包小包买一些产品回来，而发达国家则会利用其原材料优势、品牌和技术，大规模开发出优质产品销往全球。过去我看过发达国家的若干个化妆品、功能食品、医药产品、健康食品、保健品的项目，很多项目的产品原材料都来自这些国家以及南太平洋。

当然，全球化的市场是需要进行系统研究的，发达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对产品结构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消费群体、消费习惯、销售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我们需要认识产品市场在全球的复杂性。在传统产业，全球的市场秩序已经形成了很多年，不管是工业产品、生产服务还是消费品，中国过去几十年已经对这些领域的秩序进行了颠覆和改变，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对于产品和市场的理解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很大的距离，中国的产品，尤其是服务和消费品在世界市场成功的并不多。除了华为、小米、联想、海尔、美的、格力之外，看不到多少成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在食品、精细化工（日用）、医药、奢侈品方面，更是寥寥无几。

第七，资本全球化。到海外投资、开展海外并购、在海外上市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资本的全球化。我所理解的资本全球化的概念同样是站在全球的维度，探讨资本的全球化配置，研究中国企业资本的全球化。包括全球投资、并购；包括引进海外投资和中国企业合作；包括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出售中国企业的股份给外国资本；包括将中国企业出售给外国企业。

资本全球化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资本经济形态全球化的最高运营水平，但是经常参与资本全球化的企业家，并没有真正了解全球化的全部意义。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所创办的企业被世界500强企业看上了，他后来把所有股份全部卖给了这个世界500强企业，自己实现了战略退出。对这位伙伴来说，他是在资本层面被全球化了，而不是主动开展了资本全球化。通过参加学习和培训，以及到日本、以色列考察之后，这位伙伴的企业发展战略方向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要通过资本全球化的方式运作医疗器械。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有一家企业是做自体细胞移植的，通过自体细胞移植进行医疗整形和美容。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专家，做了多年的细胞移植手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例医疗事故。通过学习和在海外的考察、交流，他打开了视野，看到了自己的企业优势。我建议他从资本层面进入国际市场，国内的相关政策体系不完整，把控股公司注册在海外，对接国际资本时，可以对接医学美容领域的全球性资源，然后把中国当成实施全球化战略的最重要的市场，同时面对全球开展业务。这样的建议对于他来说，接受起来不免有些难度，他一直在犹豫，企业高层在内部决策上也有分歧。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如果没有经历过人才、产品、企业、市场、技术等多方面的全球化历程，深刻理解资本全球化是很难的。即使很多在海外融资上市的中国企业，或是已经走上资本全球化道路的企业家，也未必真正理解资本全球化的全部内涵。将资本全球化分解开来理解，有以下一些表现形式：

（一）海外直接投资

主要是指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创建海外投资和研发、生产制造平台，根据全球化布局实现海外投资的多重目的。包括在海外创建科研机构，从事研发工作；包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从事贸易或者生产制造业；包括创建产品全球化的企业在海外成立平台公司获取海外市场信息等。

（二）全球并购

全球并购是资本全球化的经典运作模式，全球并购既有产业方面的战略并购，也有金融、资本方面的并购。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机会，也是资本全球化最主要、最高水平的表现形式。我从2008年开始就开展过一些全球并购业务，也写作了《全球并购　中国整合：第六次并购浪潮》一书。10余年来虽然也有一些成功案例，但是10余年的经验和教训让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国的市场经济即使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从总体来说还是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水平存在巨大的差距，关键是体制和机制的差距。这种差距导致中国企业很难像世界发达国家的企业开展重组并购一样，可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资本运营的规则、全球并购的规范从事并购整合。所以我才觉得中国经济首先应该融入全球化，只有当全球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全球并购这样的资本全球化运营能力才可能提高。

（三）成立海外合资公司

成立海外合资公司这样的形式，其目的性、目标性非常清楚，要么是与海外的合作伙伴达成了合作关系，需要通过设立海外的合资公司来开展运营；要么是看上了某个国家的一项技术、一个项目、一个产品，专门针对这个技术、项目和产品成立合资公司。这是最简单、最常见的资本全球化的方式。

（四）海外上市

海外上市是企业资本全球化的一个标志。但是，大多数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把海外上市仅仅作为海外融资的渠道，没有真正理解海外上市的全部意义，尤其是没有很好地抓住资本全球化的机会，把企业发展成为全球化企业。结果大多数企业股票在海外上市了，产品、技术、市场、团队、管理模式、经营理念完全是中国化的，只是穿了一件“西装”而已。

（五）创办海外控股公司

创办海外控股公司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很多中国企业不明白的。通过在海外成立控股公司有多重目的，一方面可以通过成立海外控股公司，把国内业务延伸到国际市场，有利于业务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控股公司和国际资本建立合作关系，很多海外资本不愿意进入中国，但是又非常看好中国市场，想抓住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分享中国的市场红利。但是，由于外资对中国市场不熟悉，中国又没有实现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外汇管理体制让海外资本进出中国存在一定的障碍。如果设立海外控股平台也可以以国内业务和财务业绩作为支撑，获得海外资本，而海外控股公司可以将国内业务并表之后在海外直接上市，打通资本通道。除此之外，许多大型企业还可以通过在海外设立的控股平台灵活配置产业和资本的关系。

（六）设立海外投资基金

设立海外投资基金的中国企业很少，运作也不成功。

我曾经在2013年帮助一个重庆的实体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但是后来收效甚微。早在2013年，两位在国际上非常有经验的投资家——一位是毕业于哈佛，成长于华尔街的非常优雅的美女投资银行家；一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迈克尔，后来从哈佛毕业之后成为职业投资家。他们在可持续产业这个领域都有非常多的投资经验，手上也有很多来自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优质项目。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不太重视环保，造成了资源减少、环境破坏的结果，已经在国际上给自己带来了较大的舆论压力；而欧美国家过去在环境治理方面，已经非常成功，有非常丰富的环境治理经验和技术，如果科学地把这些技术带进中国，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都非常有利。这两位投资家准备在欧洲设立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但是他们为了让他们的投资项目获得更加广阔的中国市场，想寻找中国的合作伙伴。于是，他们通过朋友找到了我。我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提出创办中欧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建议，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后来我把这个机会给了重庆企业家，也希望给家乡企业做贡献。重庆的企业家们反应积极，迅速投资到欧洲，在卢森堡一起参与创办了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成为这个基金唯一的中国GP（普通合伙人）。然后我们就以中欧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名义，到中国重庆来设立中欧可持续发展基金，然后通过这个基金，将国际上优质的可持续发展项目源源不断地引进中国。这样的尝试和创新在中国非常具有领先性，但是多年过去，中国的产业和国际产业之间所构架的资本通道还是不畅通。

（七）投资海外企业少数股权

投资海外企业少数股权对于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来说，还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投资行为。过去经常有很多外国企业家找到我说，能不能找到中国投资者，参与他们的海外项目，几乎都被我回绝了。原因很简单，除了中国的投资公司以及很少的几个基金之外，中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在海外做直接投资的投资机构。但是有一种新的投资模式可能会流行，就是所谓的“外参内控”。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优质项目希望进入中国，但是这些国家的企业一不熟悉中国法律，二不熟悉中国市场，同时又希望引进中国投资者，认为只有中国投资者成为股东之后，才会重视这个项目在中国的落地实施。投资外国公司之后，中方投资者往往可以拿到一个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的机会，而这个合资公司就可以选择在中国上市。这种“外参内控”模式接下来可能成为引进全球技术进入中国转化，然后帮助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主流模式，而这个方面对中国企业来说，最多的机会就在以色列。

（八）投资海外上市公司（非单纯买股票）

投资海外上市公司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是非常稀少的，皆因为中国的国际化和全球化都是被动的、输入式的全球化，主动出击、走向海外直接投资上市公司严重缺乏动力。这种行为不包括在海外开户投资美国股票或者欧洲股票。这里所说的投资海外上市公司不是金融行为，而是产业行为。这也是我在2008年受日本金融家古川令治先生邀请，对日本产业和资本市场考察之后的感悟。中国和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都存在产业、技术、市场、产品等方面的协同性。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优质的上市公司其实应该大规模地在全球资本市场去寻找和自己存在协同性的上市公司，然后和这些公司在产业、产品、技术、市场空间上创造合作机会，再将这些机会带进中国市场。这样的投资不仅可以让中国企业获得丰富的国际资源，而且和国际优质企业的合作深入资本层次，建立资本合作纽带，更容易获得海外同行的认同。

中国几千家在主板、创业板、中小板、科创板上市的企业都缺乏这样的战略和意识。

（九）引进海外资本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引进海外资本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一般来说是产业行为，中国企业在中国所拥有的优势，得到海外同行的认可，中外双方企业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对双方发挥在中国市场的优势都有作用。

（十）出售中国公司的股份

出售中国公司的股份给外国投资者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具有成长性的企业，在高速成长的过程中，通过私募的方式获得海外资本的投资；另一种方式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在发展中获得国际资本的青睐，由国际资本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对于前一种方式，在中国直接投资市场还不成熟的时候，海外的投资者KKR、高盛、红杉资本、华平投资、日本软银等都在中国有不少投资。后来，随着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兴起，这个市场基本被中国资本垄断，海外资本的投资逻辑、文化、估值与中国存在较大的距离，海外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已经不活跃。对于后一种方式也是这样，很少有外国资本投资中国的上市公司，早年有巴菲特投资比亚迪、索罗斯（George Soros）投资海航，近年来还有KKR投资海尔，除此之外，我们很少听说有活跃的外国资本投资中国的上市公司。

出现这样的现象，难道是外国资本投资不活跃了吗？外国资本没有钱了吗？我觉得都不是，关键是中国上市公司的丑闻太多，具备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非常稀缺。同时，中国的监管机制也让投资者难以投资上市公司，不仅进入困难，退出也困难。这需要中国市场监管者深刻反思。

没有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怎么应对中国经济全球化，把握住全球化的机会呢？

（十一）出售中国企业的控股权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要以为把控股权出售给外国企业或者外国资本就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我们经常看到中国企业之间买来买去没有任何媒体关注，一旦一个稍有影响的中国企业将控股权出售给外国企业或者外国资本，经常就会被媒体上纲上线去进行解读。

早年就有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徐工集团被外国资本收购的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也有过柯达收购中国感光材料企业而引起纷纷议论。几年前中国著名的果蔬饮料企业汇源果汁本来会被可口可乐收购，价格高达80多亿元人民币，结果在商务部审批的时候没有被通过，导致企业实际控制人朱新礼无法实现战略退出，近些年该企业业绩严重下滑，估值不到30亿元人民币。不久前，KKR收购中国LED龙头企业雷士照明，再次被国内媒体说成是中国企业贱卖给外国资本。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还有这样不顾事实的报道，更加体现了中国经济在国际化、全球化、市场化的道路上，行走艰难。雷士照明这样一家企业在非常成熟的LED行业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行业地位和优势，创始人吴长江和我曾经有过交集。在雷士照明和德豪润达产生恶性竞争之前，吴长江通过他的助理和我有过短暂的交流，他希望和我合作。我和他交流结束后，回去研究了他的资本运营动向，发现了他的企业危机，第二天再次主动约他，给他发出危险的警示，他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听不进去我的建议，结果很快就在股权大战中败下阵来，身陷囹圄。经历这样的折腾，企业大伤元气，而这个行业由于技术门槛不高，雷士照明早已经没有当年的优势，价值低估很正常。如果KKR并购雷士照明之后，利用自己在全球的资源和整合能力能够让雷士照明再创辉煌，对于雷士照明这个企业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十二）引进海外金融资本创建合资产业基金

这样的思路其实应该算是中国金融和资本的开放之路。中国私募基金十几年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疯狂到衰退的过程。数不清的基金公司再也难以募集到钱了，前面投资的资金也都投光了，没有多少公司是成功退出的。在这样的乱象下，怎么会有海外基金来中国和中国资本合作组建合资基金呢？但是我相信，经历疯狂之后冷静下来的市场应该回到市场的本来状态了。

关于资本的全球化远不止这些内容和形式，我之所以把资本全球化的内容罗列这么多出来，还是觉得资本全球化在企业全球化这个话题中很重要。产品全球化、技术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品牌全球化都是企业全球化的单一要素，只有资本全球化才是企业全球化的根本。没有资本的全球化，其他要素的全球化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企业全球化也就是无本之木。

第八，全球化观念。如果说资本全球化是企业全球化的根本，那么观念的全球化就是企业全球化的灵魂。从我在2008年开始对全球并购业务进行探索和实践以来，我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观念问题。这个问题，仅仅从经济全球化的范畴已经难以解读，可以上升到政治、文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理解。

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曾有过对立的观点，这来自非常久远的历史根源。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世界经济、文化的领先者，只是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之后从世界巅峰跌落下来，既没有完全经历殖民地社会，也没有完全采用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依靠共产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的人文心理非常复杂而纠结，与西方文化很难深度融合，导致东西方产生巨大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古代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就是神秘、古老、封闭的，中国在古代和现代、落后和进步的交替状态下，交织着自尊和自卑。中国自身的人文心理处在剧烈的碰撞和变革时代，尚未形成新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体系，几乎所有西方著名的经济政治观点对于今天中国的解读都是不准确的。这就导致中国企业家的全球化观念淡薄，全球化意识也不强烈，而几乎所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发达国家的文化、商业、科技成果都会被改造成为带有中国符号的东西。通俗的表达方式就是“山寨”。

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观念变化。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开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比较片面。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如何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从民间到政府都有很大的分歧，一直到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做出了“不争论”的论述，中国才有机会从观念上接受市场经济，第一次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市场经济。从这以后，中国的全球化观念才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才会大规模融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也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重建了对全球化的理解。但是，中国的全球化是输入式的，中国并没有全盘西化，一开始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没有清晰的价值和取向，而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所以，中国的全球化观念异常复杂。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观念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国企。国企主要承载发展国有经济的使命，它们在中央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也需要承担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职责。它们的全球化观念主要是对接全球化过程中在中国落地的技术、产业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而像早期中国化工、中粮集团、中联重科等国有企业开展全球化产业并购重组的纯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行为会渐渐减少。这些企业的全球化观念更多是以我为主的观念。

二是大型民营企业的全球化程度较高。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一带的大型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外向型的企业创业模式，依托全球化浪潮进入中国的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对全球化的理解相对成熟。最典型的就是华为，也包括福耀、美的、TCL、阿里巴巴等。这些企业对全球化都有非常系统的认识，全球化的程度很高，对全球化的理解也很深刻。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在演讲时就说，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应该成为全球化的企业。

三是大量内地民营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存在巨大差距。大型民营企业虽然很有代表性，但是数量少、比例低，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才是中国经济的主力军和最具有成长性的企业群体。而正是这个群体，对全球化缺乏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企业从观念上缺乏对全球化的理解，理解误区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不知道全球化为何物，不主动去理解全球化和自己的关系。

二是以为全球化等同于“走出去”。

三是各级政府、学术部门、科研部门也没有把全球化和企业的作为联系起来。

四是以为全球化只是一个概念，太大、太虚，不是操作性内容。

五是中国已经那么大了，全球化与我何干？

数字经济时代会出现全新的企业全球化模式。首先，数字经济会使企业全球化更加容易，因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本身就会将全球的物理空间紧紧连在一起；其次，资本经济的全球化模式将被重构，资本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控制模式和产业、商品、企业要素资源的拥有模式将转换为价值协同、价值共享、利益共生、资源共有的关系。产品、技术、人才、市场、客户、品牌都不是通过控制和拥有来获得利益和价值，而是通过相互协同、相互关联形成的横向利益传递和价值传递来推动全球化。中国企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在推动企业全球化的同时，运用数字经济企业全球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