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和全球化的关系

我在前面总结过，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是殖民经济的全球化，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是资本经济的全球化，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是数字经济的全球化。由于数字经济的特征是创建了一个全球化的虚拟世界，把全球化的虚拟世界和全球化的实体世界有机连接起来了，因此可以断定，数字经济引领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将会使全球化速度更快，全球化程度更深，全球化壁垒更少，全球化覆盖面积更广。原有的以资本控制的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被数字化重构之后，增加了一个信息链和数字链。

第一，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速度。按照5G技术逻辑，全球任意两个设备之间端对端的传输速度快于人与人之间视觉感知的速度，这就使得世界任意两点之间的感知时间和我们肉眼的感知时间是一致的，即在虚拟空间实现了零距离。速度改变了空间关系，使得我们可以和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和物通过互联网进行即时互动。这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期间是做不到的。速度改变带来的空间关系变化，使得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在如此高速的时空关系到来的时候，全球的所有活动都将随之发生变化。

在这个基础之上，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这样一些技术手段，将会使全球很多按照地域分割的行为转变成为全球同步的行为。

第二，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程度。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全球化速度的提高，会使所有国家、所有人对全球的联系进行新的思考，提高每一个人的全球化能力。这加速了全球数据的传播，并创造出若干丰富多彩的全球化需求，如知识的需求、数据的需求、娱乐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合作的需求、购买的需求、消费的需求等。此外，全球化的需求满足能力也会迅速提高，由此带来人与物对于全球化需求和供给的参与，提高了全球化程度。比如旅游，当某个旅行者需要规划设计自己的旅行线路的时候，可以预先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消费需求进行规划，然后通过智能的全球化互联网服务设计出满足自己需求的服务方式，这样就会非常精准地满足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旅游需求，提高旅游满意度。

第三，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壁垒。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化竞争会加速，由于全球化的透明度提高，全球化的壁垒反而会大大降低，由此减少全球化的风险。

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期间，产生了非常丰富、复杂的全球化规则，熟悉、了解全球化规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国家与国家的壁垒、行业和行业的壁垒、专业的壁垒、标准的壁垒、技术的壁垒、知识产权的壁垒、政治的壁垒、宗教的壁垒、文化的壁垒、生活方式的壁垒都是影响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全球化的需求是商业利益的客观反映，哪里有供给，需求就会到哪里去；哪里成本低、效率高、质量好，商家和资本也会到哪里去。而各种壁垒都是为了维护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所以，全球化的规则和壁垒实际上就是供给和需求的各种博弈，也是全球资本的利益诉求和地方资本诉求的博弈。

数字经济时代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会帮助所有机构和个人了解全球化的规则和壁垒，全球化规则和壁垒的透明化解析，有利于打通这些规则之间的联系，减少这些规则的干扰。规则的合理性竞争，会降低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成本，从而降低全球化的联系成本，防范全球化的风险。关键是资本经济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利益结构和利益产生的方式以及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变化会在各个层次上降低全球化的壁垒。

比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全球最厉害的生物制药企业都会来研发病毒灭活疫苗，研发成功后不仅能够迅速消除病毒给世界带来的危害，还能够获得很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中国和美国的科研人员都研发出疫苗，我相信美国疫苗就会给美国优先使用，投资和商业机构同样也希望将这个疫苗卖到中国；反之，中国疫苗也会这样。医药监管机构和政府行政力量就会根据各种情况制定各种政策措施进行干预或者规定，商业利益、国家利益、医疗安全都会成为保护因素。在资本经济时代，就会出现各种相互博弈的现象，从而影响疫苗的全球化市场开发。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利益关系传导机制不一样，美国、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产业互联网就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出各种疫苗的性价比，通过产业互联网销售疫苗的时候，产业互联网就会平衡各方利益，让生产制造者、商品检验、海关、医药监管机构、仓储物流、互联网平台、消费者的利益得到综合平衡，壁垒就会被打破。因为，很有可能美国的疫苗是通过中国的机构在中国出售，而中国的疫苗也有可能是通过美国的机构在美国出售。

第四，全球化的覆盖面积。由于全球化速度加快带来空间关系的变化，数字经济时期的全球化联系和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全球化联系发生很大改变。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全球化联系主要还是通过物理交通进行联系，物理交通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关，经济发达的地方物理交通就顺畅，经济不发达的地方物理交通就不顺畅，由此带来全球化覆盖面积的不平衡。数字经济时代虽然也需要大规模投资于数字经济所需要的通信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相对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隧道、桥梁的建设还是要容易很多。由于全球化的资源需求、旅游需求、教育需求、投资需求、产业发展需求会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倾斜，数字经济容易通过便捷的数字化联系方式，扩大全球化的覆盖面积。

第五，全球化的利益传导和分配机制。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和资本经济时代的全球化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资本经济时代全球化的利益主体主要是公司背后的资本。资本控制公司，通过创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保障资本的决策、资本的价值和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资本企业的所有要素，尤其是最重要的要素，包括产品、技术、工艺、品牌、核心团队，必须听从资本的配置。一个公司通过资本的纽带作用控制或者关联旗下公司，各种以资本为纽带的纵向和横向的资本关联、业务关联、行业关联、资产关联、利益关联，构成了资本控制的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比如，波音母公司的资本均为个人持有，但是，这些持股人背后都有复杂的经济政治背景。他们通过资本的利益关系，控制公司所有资源，再通过母公司投资控股波音在全球的公司。他们还通过产业链关系，联系全球上万家零部件供应商，形成波音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最大的利益最终都会通过股票市场传递到股票价格。大股东不仅需要通过公司治理和管理来维护利益，控制和降低成本，还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公司以外的各种环境中营造利于公司生存发展的商业环境，包括政治圈子、舆论圈子、社交圈子、金融圈子等。(www.xing528.com)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与企业的内在要素、企业与企业的行业要素、价值关联要素、产品关联要素、金融关联要素都是通过各种产业互联网或者区块链来连接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是单一节点有利于另一个节点、若干个节点或所有节点的关系，而任意节点一定有另一个节点相关，它们共同成为有用的关联，然后产生价值关系、利益关系等。所有节点都由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精准地组织到一起，有进有出，共生共创。利益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手段以及利益分配方式，完全颠覆于资本经济时代，很难形成少数权力和利益相关者控制强大的产业并主宰产业体系的局面。资本的控制力下降，资本的分配比例在产业和行业利益中的比例，也会严重下降。

数字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少数资本持有者在政治生态中的影响力也会下降。

第六，数字经济的价值观将有利于形成全球命运共同体。数字经济与资本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价值观的区别。资本的控制力、控制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导致了资本经济的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衡，制造了剥削，制造了贫富两极分化。数字经济时代使资本的控制力，资本与企业、技术、产品、产业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化，数字价值超越资本价值，数字在经济中的地位高于资本在经济中的地位。数字与人、技术产品、产业、品牌的联系方式是共生、共享、共同赋能的联系方式，这导致财富的获得方式、财富的上升方式、财富的分配方式和资本经济价值观被完全颠覆，共享经济的价值观产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经济时代，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一书已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价值观分析得非常透彻，得到了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体系的认同。虽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市场的进步，把集中的资本分散为公开上市交易的资本，但是资本控制和垄断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同样，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税法、反垄断法、继承法等法律手段抑制资本的泛滥，但同样没有改变全球收入和分配两极分化的本质，甚至全球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日趋严重。4G之前的互联网也没有逃脱资本主义的本质，全球首富也出现在了数字经济领域。

但是，数字经济的高级阶段到来之后，生产关系将会发生变革，资本经济时代的资本纵向控制模式、资本决定分配模式、资本集约决定垄断模式都将成为历史。而数字化链接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使所有产业要素平行地构建在一个个产业系统上，每一个要素之间是相互需要的、互补的，包括资金平台。纵向的控制关系变成了横向的链接关系，在分配方式上，不是按照资本的大小进行分配，而是按照产业要素在产业互联网生态中所贡献的价值和作用进行分配。资本的集中分配利益机制被颠覆，少数人拥有财富变成多数人拥有财富，公平、平均就出现了。再弱小、再落后的地区要素，都有可能获得应有的价值体现，人类社会的治理结构发生变化，上层建筑发生变化，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最后接近共产主义理想。

数字经济对全球各行各业的影响、改变、融合，以及数字经济全球化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全球化方式，需要所有企业从业者从企业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角度进行解读。因为直到今天以及未来若干年，企业还是全球化最基本的细胞和载体，所有经济全球化都是由企业去承载的。企业的全球化能力决定了企业的全球化程度，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决定了产业全球化、数字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数字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实力。

但是我们需要清楚地看到，数字经济洪流滚滚而来的时候，我们对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还不够透彻，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形态、企业形态、组织形态还缺乏科学的认知。经济学界由于对数字技术不了解，无法解读数字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关于数字经济的各种解读主要来自数字技术领域。数字技术部门或者数字技术人才不断地描述数字技术框架结构并对应用终端满怀美丽的憧憬，或者口中念念有词地划分“链圈”和“币圈”，并把区块链当成颠覆经济的唯一技术。这些都不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数字经济，几个“网红”通过视频带货引发全民直播更不能代表数字经济的未来。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技术走出消费互联网、服务互联网、产品互联网、交往互联网，整合越来越专业、复杂、多样的数字技术体系，融入同样复杂的传统经济形态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开创出全新的经济形态。这需要高水平的系统架构师带领的数字技术精英与产业经济的精英协同工作，而不是随随便便有几个程序工程师就可以。

我们以海尔集团创建的卡奥斯系统为例，打开卡奥斯开源产业互联网平台，可以通过个人用户、机构用户、开发者三个入口进入系统。卡奥斯系统除了在海尔家用电器产品领域进行纵深开发之外，其横向系统也已经延伸到各行各业，链接了巨大的商业合作伙伴群体。但是进一步思考，卡奥斯系统渗透的纵深远远不够，如何解决横向延伸的边界和产业纵深的关系，是卡奥斯系统构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卡奥斯系统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产业互联网系统，却总是贴着工业互联网的标签。两个定义差距较大。工业互联网会在定义层面误导产业互联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