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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建筑:让传统再次回归

时间:2023-05-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最终,同样享有盛誉的日本建筑师隈研吾以微弱优势击败伊东丰雄,成为新的奥运主体育场方案的设计方。建筑师的个性无疑会潜移默化地投影在其建筑作品之上,隈研吾也不例外。如果说过去半个世纪,现代化的车轮将乡土建筑的传统无情碾碎,那么隈研吾和王澍或许就是让这种传统重新回归的领路人。乡土建筑的回归毫无疑问,过去的30年属于中国城镇化,有胜利

乡土建筑:让传统再次回归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根基在农业文明,真正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筑在于以“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为主体的乡土聚落,在于有机整体的城乡关系,以及持续数千年的延续发展模式,一种处于文化自觉的地域性

——南京大学建筑学教授张雷

从扎哈到王澍

东京奥运会主体育馆的建筑设计国际竞标结果一出炉,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建筑界“女魔头”之称的扎哈·哈迪德在超过40个设计团队中脱颖而出,一举拿下东京奥运会主场馆的设计竞标。

中标方案呈现出扎哈一贯的强烈的个人风格,充满了未来感,整个新国立竞技场犹如一艘停在地面的宇宙飞船,随时可能喷薄而去。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毫不掩饰对方案的喜爱:“流线型和未来的设计体现了日本传达给其他国家的讯息,这个体育场会成为未来一个世纪的世界体育圣地。”[1]安藤忠雄的评价并非一家之言,2004年,扎哈成为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女性,而这个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评委会给予这个年轻获奖者的评价与安藤忠雄如出一辙:“她让建筑成为都市精力的虹吸管,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生命力的喷薄和流动。”扎哈的方案显然充满了创造力与未来性,这个张扬的混凝土巨物也似乎将成为东京下一个地标性建筑。

然而,扎哈的个人印记并非能成为所有人的盘中菜,中标方案一经公布,伊东丰雄、隈研吾等日本著名建筑师便公开抗议这个方案,3万多民众签名要求取消这个造型怪异、造价高昂的建筑提案。反对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造价昂贵,远远超出了原有预算;第二则更为致命,即破坏了场地现有的景观和历史文脉,侵犯了附近的明治神宫,与周边环境更是格格不入。伊东丰雄对这种强行入侵的建筑风格颇有微词:“扎哈擅长于将这种迎合消费主义的景观强行加诸在世界每一个地方。”[2]

面对强大的民意压力以及一干专业大佬的集体质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地便取消了与扎哈的设计合约,选择重新举行方案竞标。最终,同样享有盛誉的日本建筑师隈研吾以微弱优势击败伊东丰雄,成为新的奥运主体育场方案的设计方。与扎哈天外飞仙般的方案相比,隈研吾的设计注入了明显的日本风格,这个名为“木与绿色的竞技场”的设计方案,从日本传统庙宇中汲取灵感,大量地运用了日本本地化建筑材料——木材,低调内敛的风格与周边的环境也更为协调。

●东京奥运主体育场隈研吾方案模型

和“女魔头”扎哈盛气凌人的时尚化气场相比,日本人隈研吾要显得朴素、低调得多。他总是选择一身舒适且便宜的行头,看起来跟邻家大爷没什么区别。在他看来,价格高昂的衣服、宽大阔气的住宅等生活消费品会限制他的自由,他乐于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建筑师的个性无疑会潜移默化地投影在其建筑作品之上,隈研吾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东京的建筑工程锐减,加上饱受争议的后现代风格建筑M2项目的失败,使得隈研吾很长一段时间饱受冷落。和大多数日本建筑师出国深造或者转战国外市场不同的是,隈研吾开始走出大都市,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和乡村寻找机会。10年间,他主持的项目面积都很小,超过5 000平方米的寥寥无几,他坦言这段时间让他很有挫败感,刚开始完全不知如何从这些小型项目获得满足与愉悦。但后来,隈研吾逐渐意识到在东京做设计,时间和预算是核心问题,但在广大的乡下,他有机会、有时间直面建筑细节,直接跟工匠沟通,一起商讨建筑适宜使用什么样的材料以及怎么用这些材料。正是这种长时期的接地气的沉淀,隈研吾才逐步开悟:“建筑物不是物,而是人的容身之所,要让失去安全感的现代人,能够在建筑物里感受到一种温情。”[3]在隈研吾看来,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建筑物从周围环境中割裂开来,建筑物成为“符号”本身,将人淹没其中,而他认为与环境相比,建筑物应该是第二位的。在隈研吾的设计中,木、土、砖、竹等传统材料取代钢筋混凝土回归成为建筑的主要材料,光、影、风、阳光等能量流重新滋养于建筑之内,建筑开始变弱、消失甚至变负,建筑与人、环境重新融为一体,返璞归真成为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隈研吾把这种设计理念称为“负建筑”[4]

如果说以混凝土、钢铁为主要材料的都市主义已经开始式微的话,那么尊重地方特有景观、孕育地方独特文化的新建筑思潮正逐步成为新宠。2012年,普利兹克奖被授予给中国建筑师王澍,他也是第一个被授予该奖项的中国人,委员会给予王澍极高的评价,认为其作品“根植于深厚的中国地方文化底蕴,创新地运用了原始的材料和古老的符号,富有神秘和神话色彩,展现出极致的原创性和感染力。”

●王澍代表作: 拥有中国山水意境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王澍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这个很早就在同学眼中展露出怪才气质的年轻人素来特立独行,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死屋日记》把炮火对准了整个建筑界,甚至在毕业答辩会上狂妄地声称“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康算半个”。而当时中国科学院院士齐康,也是王澍的导师就坐在台下。毕业后的王澍依旧选择一种“隐居”的生活,与工匠们一起在工地里干活。远离浮躁与喧嚣的日常让王澍的作品逐步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古典气质。王澍操刀的杭州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是其个人风格集中体现的经典样本,这个从中国古典山水画中汲取灵感的作品,勾勒出一个桃花源般的传统田园世界,传统的建筑材料加上世传的工匠技艺,王澍重拾几乎消失的传统,让一个梦幻般的田园世界重新回归。

隈研吾非常欣赏他的中国同行,与工匠一起工作的经历是他们两个共同的标记。他和王澍一起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留下了印记,他设计的中国美院民俗艺术博物馆远远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拥有瓦片屋顶的村落。设计利用中国特有的灰瓦,构筑出参差的坡地,建筑与其身下的茶田彼此交融,不可分割。王澍形象地评价其为“一个很典型的日本忍者,有点神秘兮兮地躲在象山南坡上。”[5]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古建筑学专家陈志华曾说:“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也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门。”[6]隈研吾和王澍一样,从东亚的传统乡土建筑中汲取出灵感与力量,反过来滋养他们的作品。如果说过去半个世纪,现代化的车轮将乡土建筑的传统无情碾碎,那么隈研吾和王澍或许就是让这种传统重新回归的领路人。

乡土建筑的回归

毫无疑问,过去的30年属于中国城镇化,有胜利者必定有沦陷者,后者就包括乡土建筑。受到“城市即是先进”的思潮影响,加上现代建筑的成本、安全、高效等多方面综合优势的碾压,乡土建筑全面溃败,乡村风貌急剧变化。西洋风、不中不洋风、快餐式现代风等不同类型的建筑风格迅速侵蚀乡村风貌,乡村建筑形式快速西化,在功能上简化,文化内涵也逐步消逝。传统建筑的消逝伴随着“千村一面”的出现,使得建筑所承载的地域文化、乡土文化遭受到难以估量的破坏,而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中华文化也在现代化的冲击中逐步沉沦。“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正如这句流行语所言,当钢筋混凝土、标准化效率所代表的城市主义将荷塘月色牧童野趣、清风明月一同推平之后,亿万人的乡愁注定将无处寄托。

冯骥才,除了作家、艺术家的头衔外,他还有一个备受尊重的称呼——“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年过古稀的冯骥才常年为中国濒临消失的古村落大声奔走疾呼,在媒体及公众面前谈论的也总是古村落保护。“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古村落,2010年是270万个,10年就消失了90万个,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中国1 3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在这些古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全部都在村落中。”在冯骥才看来,“中国古村落的价值绝不小于万里长城,抢救古村落就是和时间赛跑。”[7]

2012年,受到冯骥才呼声的影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成立了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邀请冯骥才担任主任委员,同时住建部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截至2019年6月底,四部局已经开展了五批次的中国传统村落评选,6 900多个村落成功当选。相比于更为知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的数量似乎要多得多,但相关保护性法律法规的缺失以及中央财政资金匹配的匮乏,使得这些传统村落的保护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2015年11月,首届中国古村大会在乌镇举行。这个大会集聚了传统村落保护行业最精英的一批专家、学者与实践人。国内建筑保护界的学术泰斗、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是大会的总顾问,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乌镇操盘手陈向宏、北京大学知名旅游规划师吴必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以及乡建专家孙君等。首届古村大会落地乌镇,正是看中了乌镇在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方面的经验与成就。

随着逆城镇化进程的到来,我们不难发现,最早认识到乡土建筑价值的往往是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商业性景区,而乌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相比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先行者,如周庄、西塘等古镇,乌镇算是一个后起之秀。据阮仪三的回忆,1998年乌镇邀请他进行整体保护与旅游规划,那时的周庄旅游开发已近10年,而西塘也已经有5年,这些将传统乡土建筑保护起来,植入旅游业态的古镇接连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让后来者信心高涨。乌镇在阮仪三的指引下,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使用旧料修复老房子,除了未整治的老房子采用了旧材料,就连已经修好的也不惜拆掉重做,以保证老旧的感觉。乌镇的操盘人陈向宏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茅盾故居所在的东栅,和西塘等古镇只做一层皮不同的是,陈向宏大胆地对整个东栅整体改造,河道整治、管线下埋,他顶住巨大的压力将那些影响整体风貌的混凝土新建筑全部拆除,事实证明,他的大胆为乌镇带来了新生。东栅2000年开门迎客,1亿元的前期投资仅用了3年时间就全部收回。在东栅获得成功的陈向宏信心爆棚,在之后的西栅的开发中,他更为大胆地使用旧料建造仿古建筑,在他看来,长三角旅游已进入度假时代,而乌镇将在一干古镇中后来居上。西栅商业上的成功将乌镇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不过围绕仿古建筑的争议让陈向宏颇为头疼,在历史文化街区内新建仿古建筑,即使使用旧料,也与历史文化街区提倡的“去伪存真”原则南辕北辙,甚至有人引用美国影片《楚门的世界》来批评西栅,指出其不过是某种虚假的繁荣与存在。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但传统乡土建筑的回归让人逐步意识到其在商业上的巨大价值潜力——在钢筋混凝土世界中获得短暂现代性满足的人群,仿佛又一致性地调转身姿,渴望回归传统与田园,在自然与乡土环境中找寻遗失已久的乡愁。在西栅开发中投资的国企中青旅无疑是乌镇商业成功最大的受益者,2007年中青旅以3.55亿元收购乌镇景区60%的股份,2014年中青旅乌镇的当年净利润就达到了3.11亿元,中青旅在其他板块上不断受挫,而乌镇的投资给这家上市公司带来了90%以上的净利润来源。

●以北方稀缺的水为魂,将古建筑复制做到极致的古北水镇

尝到甜头的中青旅联合陈向宏,把乌镇模式复制到了北京郊外的古北镇。对于前些年密云水库旁烤根玉米肠就算是乡村旅游的北京中产阶层来说,古色古香的古北水镇无疑是一场不能错过的盛宴。2014年古北水镇开业,当年实现营收1.97亿元,而之后的3年业绩狂飙,2016年营业收入突破7亿元。司马台长城下,这个犹如天外飞仙一般降临的古镇,将“用旧料建仿古”的模式做到了极致,以至于很多反对仿古建筑的古建筑专家都对其赞不绝口。2018年,姜文电影《邪不压正》在古北水镇的露天广场举行首映式,以墙为幕、以地为席的观影体验让人仿佛回到了童年的乡村,整部影片充满了浓郁的老北京气息,肌肉健硕的彭于晏在水镇的灰瓦屋顶上下翻飞,让人不经感叹这身手、灰瓦以及远处的山峦与蓝色的天际完全融为一体的美妙。

与商业保持距离,甚至抗拒商业往往是历史文化保护的一种天然态度与选择。诚然,很多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往往在商业的功利性面前遭受折损,然而很多时候,商业反过来也能成为促进保护与传承的一支催化剂。

莫干山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南非人高天成从莫干山老别墅颐园中汲取灵感,接连创办了裸心乡与裸心谷之前,很少人会想到莫干山半山腰上的破房子能这么值钱。这个精明的外国商人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莫干山引爆了一场汹涌的“民宿热浪”。这股热浪裹挟着城市人群对田园乡愁的渴望,将乡土建筑的价值从历史的深处重新拉拽了出来。2006年,莫干山一栋土屋的年租金只有1万元左右,而这个价格在10年后的2016年翻了10倍。虽然价格高企,然而莫干山的民宿老板们依然赚得盆满钵满。2012年《纽约时报》把莫干山推荐为“全球最值得一去的45个地方”,把莫干山现象推向了高潮,这些半山腰上的破落房子在度假的商业浪潮下重新焕发出新生的魅力。

如果说特定区域的乡土建筑价值能在商业的扶持中复苏,那么总有一部分是无法受益于大规模的资本下乡,而它们就需要情怀的辅助。(www.xing528.com)

54岁的钱小华是中国著名书店先锋书店的老板,他一手创办的先锋书店曾经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为“中国最美书店”,先锋书店亦成为南京城重要的文化地标与名片。在朋友眼里,钱小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偏执狂”,因为他拒绝与商业为伍,他坦言“内心是和商业决裂的”。

2008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众多民营书店倒闭,先锋书店亏损高达上千万,钱小华下乡来到黄山市黟县的碧山村思考出路。碧山村山高田广、阡陌如绣、白墙黑瓦、鳞次栉比,在这个幽静秀气的小山村里,他的艺术家朋友欧宁等人发起了乡村重建的“碧山计划”。钱小华受到情怀的感染、朋友的鼓动,决心在碧山村开设一家先锋书店乡村店。在偏僻的乡村开设书店,这个疯狂的想法无异于自杀,不过钱小华这个偏执狂并不这么看:“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从没有离开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就一定失败吗?在城里开书店是商业,在乡村开书店是事业。”[8]2014年7月,碧山书局开门迎客,这是由一座拥有两百年历史的祠堂改建而成的书店,典型的徽派建筑,斑驳的历史感的外墙,原样保留的内部结构以及郁郁葱葱的绿植与花卉,加上琳琅满目的各类文艺书籍,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与文艺青年们为之沉醉。为了平衡资金,碧山书局推出文创产品,一旁同时开业的猪圈咖啡馆让书店的盈利能力上了一个台阶。运营两年后的碧山书局,终于实现了盈利,其中图书销售占到了收入的35%—55%,其余收入来自徽州地图明信片、文创产品以及咖啡等饮品。

碧山书局打开了钱小华的“乡村乌托邦”版图,接下来的几年,他接连在桐庐莪山乡戴家山村和丽水松阳县陈家铺开设了第二、第三家乡村店。钱小华邀请了建筑师好友、南京大学教授张雷担任桐庐云夕书店的设计师。张雷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根基在农业文明,真正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筑在于以‘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为主体的乡土聚落,在于有机整体的城乡关系,以及持续数千年的延续发展模式,一种处于文化自觉的地域性”。[9]这几年,张雷的设计触角开始伸向农村,他牵头成立了南京大学可持续乡土建筑研究中心,大半的时间都待在了农村,在他看来“乡土已经是他全新的战场”。张雷在莪山乡留下了5个不同类型的乡土建造项目,包括民宿、酒店、博物馆、普通民宅,还有钱小华的先锋云夕书店。书店的主体是村庄主街旁的一个闲置小院,包括两栋黄泥土坯房屋和一个突出坡地的平台,设计方案基本保留了房屋和院落原有的建筑结构和空间秩序,将衰败的现状修复到健康的状态,而并非完全剔除。土坯墙、瓦屋顶、老屋架等承载着时间与记忆的元素成为空间的主导,连同功能再生的公共性,共同营造出文脉延续的当代乡土美学。钱小华毫不掩饰他对这些乡村书店的喜爱,这个“大地上的异乡者”仿佛在中国传统乡土建筑中为自己柔软的心找到了舒适的壳,他坦言尽管这两年城市实体书店因为政策扶持有回暖的迹象,很多城市空间都邀请他回归,但他决心把乡村书局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乡村书局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回报,支撑着我们前行的,不是商业,不是利润,而是书店的实践之路。是为了民生,为了启蒙,为了乡村的文化复兴,这是作为文化人的使命担当”。[10]

东梓关村成了网红村。东梓关是浙江富阳富春江边的一个安然恬静的古村落,富阳人郁达夫曾在这里留下一则名为《东梓关》的短篇,“东梓关在富春江的东岸,钱塘江到富阳而一折,自此而上,为富春江,已经将东西的江流变成了南北的向道……”郁达夫笔下的东梓关是一个恬静、悠闲、安然、自足的江边小镇,岸边有轮船码头,因为航运带来的繁华,池塘边的青石板小街上店铺林立,船家商旅、秀才文化、贩夫走卒络绎不绝。如今的东梓关遗留下了近百座明清古建筑,还有不少颇具价值的历史古迹,然而最近将东梓关推上“网红村”位置的并不是郁达夫或是这些古建筑遗迹,而是村里新建的一片“杭派民居”。

“杭派民居”的设计师孟凡浩曾是南京大学教授张雷的学生,他坦言民居的设计受到了画家吴冠中的影响。吴冠中笔下的水墨江南,白屋连绵,黛瓦层次,缕缕炊烟,三两飞鸟,是很多人回不去的故乡,而孟凡浩将吴冠中的水墨画在东梓关还原了出来。

东梓关村有不少居民住在年久失修的历史建筑中,居住环境非常简陋,为了改善老百姓的住房条件,同时保护村落原有风貌,村里决定新建拆迁安置房。孟凡浩提出,新建的片区必须和老村子能融合在一起,形成有机自然的形态,“这里的水系、古樟树、老房子应有尽有,只需激活。不打破村庄固有的风貌和村民的习惯,才是对生活方式最好的尊重。”[11]最终,历经两年80多次实地调研,反复修改方案以及3次村民大会,设计方案成功出炉。

孟凡浩在寻找一种介于传统老宅和现代城市化居住模式之间的状态,现代的设计语言抽象出连绵的屋顶线条,神似吴冠中作品中的屋檐线。在材料上,民居采用更为经济的砖混结构,配以白涂料、灰面砖和仿木纹金属格栅,大大降低了建筑造价。在功能上,为了方便村民的生产与生活,这些独栋别墅都有3个小院,前院放置单车、农具等,侧院放置柴火和杂物,南院则用来绿化与休闲。最终,一个既符合老百姓生活需求,又能与老村子和谐共生的新水墨江南画卷落地变为现实。东梓关村以每平方米1 370元的成本价为村民代建,每栋价格在40万元左右,同时投入了1 300多万进行绿化景观、道路网络等配套建设。

●杭派民居: 吴冠中画作的再现

2016年,住建部公布第二批田园建筑优秀实例名单,东梓关村杭派民居获得二等优秀实例。2017年,孟凡浩和他的团队更是凭借此项目一举夺得有建筑界最具影响力设计类奖项之一的Architizer最佳评审大奖。除了频频获奖,东梓关居民的“用脚投票”或许是对设计团队更大的肯定,不少在外打工的农民,在听说漂亮的回迁房落地之后,纷纷选择返乡创业,在富阳打工的朱勇杰返乡开起了茶室,配上几件卧房,稍微收拾一番,一间漂亮的民宿就成型了。2017年春节期间,朱勇杰在网上晒出了几张民宿的照片,瞬间就引爆了朋友圈。

富裕的长三角地区最为敏感,较早地意识到传统乡土建筑的价值,然而这片土地也是最早遭受建筑风貌破坏的区域之一。巴洛克、美式田园、伊比利亚风、地中海风、东欧城堡风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曾经犹如一锅大杂烩在江浙地区的农村汇聚,在江南秀美的山水之间,推陈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魔幻现实主义。

学界越来越多的共识显示,传统村落的复兴、乡土建筑的保护,除了要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配套资金、支撑技术等方面全面完善与提升之外,普及原住民的保护观念越来越成为核心与源头。与村民们做宣传、讲道理是必需的,但效果往往一般,只有通过一定的资源整合,建立起一批示范村或者示范点,让村民切实地体会到传统风貌、乡土建筑带来的实在价值,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村民的观念,最终实现保护的成本由全社会共同承担。

【注释】

[1]参见《东京废了扎哈·哈迪德的设计,给中国哪些启示?》,《南方周末》2015年8月6日。

[2]参见《日本新国立竞技场始末——扎哈沦为日本排外主义的牺牲品?》,《东方早报》2016年4月6日。

[3]参见《隈研吾,让建筑消失的建筑师》,环球人物网2015年10月10日。

[4]隈研吾: 《负建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参见《建筑师王澍: 像写诗一样造房子》,《新周刊》2018年5月15日。

[6]参见《中国乡土建筑之现状——陈志华教授访谈录》,《中国名城》2010年第4期。

[7]参见《中国10年消失90万个古村落,抢救古村落和时间赛跑》,南方网2015年7月9日。

[8]参见《理想主义就一定会失败吗?先锋书店的乡村乌托邦书局》,《南方周末》2018年8月2日。

[9]王铠、周德章、张雷: 《时间/空间——乡土聚落渐进复兴中的莪山实践案例研究》,《建筑遗产》2017年第2期。

[10]参见《钱小华: 我为什么坚持先锋书店未来的选择在农村》,腾讯网2018年4月30日。

[11]参见《杭州富阳东梓关村: 打造现实版的《富春山居图》,《西安晚报》2018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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