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当务之急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

——习近平

2016年，《新京报》一篇《悬崖上的村庄》将四川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乡的阿土勒尔村推向了前台，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阿土勒尔村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悬崖村”。

“悬崖村”阿土勒尔村地处高深峡谷的悬崖台地之上，与地面垂直距离高达800米，72户村民构成了这个规模不算大的聚居村落。因为交通不便，村子自古以来便遗世独立，与外界相连需要通过攀爬17条垂直的藤梯来完成。在这篇篇幅不长的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村里的孩子们攀爬藤梯的照片，由于小学建在悬崖下面，村子里10多个6—15岁的孩子不得不通过攀爬悬崖来完成上下学。在照片里，这些面容稚嫩但身手敏捷的孩子背着书包在陡峭地几乎成90度的峭壁上拾级而上，让人心惊。据支尔莫乡的党委书记所说，这条陡峭的上山之路已经葬送了至少七八个人的性命，而摔伤的人就更多了。由于上下山都由家长护送，暂时还没有出现学生摔死的情况，但危险时有发生。前些日子一个学生在攀岩时滑了一下，幸好崖边的藤条挡住，才捡回一条性命。

《新京报》的这篇报道让很多习惯了城市生活的“80后”“90后”年轻人诧异： 国内还有这般贫困的地区？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因“群峰嵯峨、四时多寒”而得名，是少有的直接从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生存环境恶劣，对外交通不便，凉山州彝族同胞长期与世隔绝，呈现出大散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全州11个民族聚居县无一例外的都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凉山州是中国贫困问题最突出、致贫原因最复杂的地区，也是中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特殊样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2 300元的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2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还有9 899万人。随着国家长期以来对扶贫开发的持续投入，目前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数量大、程度深，大多居住在地理位置偏远、资源匮乏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或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程度更深，自身发展能力更弱，脱贫攻坚成本更高、难度更大，且很容易因病、因灾、因学等致贫返贫”。而凉山州就是其中的典型地区。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中西部省份的贫困发生率普遍更高，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8个民族省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超过了20%，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有全国水平的六成，与城镇水平的差距也更大。

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开创性地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决策与部署。

2012年年底，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开启了极具象征意义的第一和第二次国内考察，他的首选考察地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这也被国内外媒体解读为新的中央政府在对外释放“不断深入改革与扩大开放”的信号。而习近平的第二次国内考察则稍许出乎人的意料，他将目的地定在了河北省国家级贫困县阜平县。习近平在阜平调研中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习近平看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执政党的重要使命，也是2020年小康社会目标的底线任务——“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更加意味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首次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这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人类而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对于当下积极谋求更高国际地位、更多话语影响力的中国而言，中国的脱贫对于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及欠发达国家无疑具备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在全球财富分配日益不均、发达国家社会撕裂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张，无疑是其作为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的最好体现之一。

精 准 扶 贫

2013年11月，习近平来到湖南武陵山区的十八洞村考察，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在十八洞村村民家门口的前坪上，习近平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记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十八洞村由此成为“精准扶贫”的首提地。在习近平看来，“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手榴弹炸跳蚤’不行。”精准扶贫思想，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来解决“四个问题”。

“六个精准”指的是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位精准、因村派人精准和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则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而最终要解决的“四个问题”就是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和如何退。自此，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指导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与行动指南。

发展生产脱贫

产业是脱贫之基、强域之本、致富之源，更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除了常规型的农业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等方式，国内很多贫困地区探索出一些符合自身实际状况的产业脱贫新方式，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山西天镇县是一个传统的山区农业县，221个行政村中有120个贫困村，超过4.66万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当地缺乏大的产业支撑，大量的农业闲置劳动力无法本地化就业，特别是妇女闲置劳动力就超过了2.6万人。天镇县看到了离县不远的北京、天津对于家政服务的巨量需求，创新性地培育“保姆经济”^[1]，打开了一扇脱贫新窗口。

根据北京家政服务协会的测算，北京家政服务缺口高达150万人，特别是老人陪护、病患护理和婴幼儿看护。在县扶贫办的牵头组织引导下，天镇县与北京、天津劳务就业部门开展合作，一方面组织家政就业培训，另一方面建立劳务输出的合作平台。天镇县特别注重家政技能的培训，把培训定位在育儿嫂、月嫂和护理师等几个细分的、市场紧俏的需求之上，与北京多个区的家政服务中心建立起培训、用人机制及劳务输出的全面合作机制，同时还与北京的职业大学合作，不断提高保姆的礼仪技能，更新知识结构等。从长远来看，天镇县有意识地打造保姆经济的“天镇品牌”，非常具有前瞻性。

天镇县创造性地通过发展“保姆经济”，结合市场导向，充分发挥了妇女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具有很高的启发意义。

广东省肇庆市在资产收益实践方面创造出新的脱贫模式。肇庆是岭南名郡，虽然距离经济发达的广州市不远，但因其地处粤桂交汇的边缘山区，所以仍然存在着136个省级贫困村，脱贫之路困难重重。

和大多数农业贫困区一样，肇庆刚开始主要通过发展传统种养业进行扶贫，但受到特殊天气、病虫疫情和市场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扶贫成效并不好，扶贫资金相当一部分打了水漂。在总结之前扶贫开发的经验基础之上，肇庆市探索把各级扶贫资金用于建设或者投资商铺、厂房、水电、光伏发电等项目，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持续稳定产生扶贫收益。

肇庆市广宁县金山村竹子资源丰富，但给村里投资办竹子加工厂的风险又不小。在权衡利弊之后，肇庆决定将金山村的扶贫资金在广宁县城购置商铺，每年租金收益10万元，同时，又将一部分扶贫资金以借款的形式借给了村里的一家制香用竹签的民营企业，每年收取4万元的利息。这样既稳定了村里的年收入，同时又规避了直接投资建厂的风险，村民还可以在企业谋得一份工作，实现了一举多得。肇庆市端州区把对口帮扶8个贫困村的资金，用于建设端州城区的大型农贸市场，每年给每个贫困村稳定地带来9万元收益。而肇庆高新区则将对口帮扶7个贫困村的资金，用于在园区内建设大型厂房，为每个贫困村每年收取固定收益10万元。

肇庆摸索出一套“一村一商铺”^[2]的长效脱贫模式，截至2015年，肇庆市通过购置、建设商铺形式扶贫的项目超过130个，总投入达到9 170万元，总收益超过1 000万元。

肇庆市充分意识到发展传统产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采用更为保守但稳定的资产投资收益模式，为广大的贫困村带来了脱贫致富的“定海神针”。

山东甄城县积极推动“扶贫车间下乡”，探索出贫困村村民家门口就业的脱贫新模式。甄城县有省级贫困村103个，超过8万人的贫困人口规模，且这部分贫困人口外出打工的能力较低。

甄城县是全国发制品的购销集散地，近年来，发制品、户外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了25%左右的增幅，用工需求量巨大。县里看到一边是贫困村群众就业难，另外一边是城区企业招工难，于是创新式地推出“扶贫车间下乡”模式^[3]，鼓励引导发制品和户外家具企业把部分工序转移到村子里面来。从2015年起，县里尝试利用村子里的小学旧址、原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民宅等，在村里设置外协加工点。政府鼓励“扶贫车间”吸纳安置贫困人口，给予用电、租金等方面的优惠，以及一定的岗位补贴和培训补贴，并给予金融贷款支持。对于下乡的企业来说，相比在开发区，企业成本平均下降40%左右，对于贫困村村民来说，足不出村就能就业，有一份体面的收入。为了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就业，甄城县还对具有劳动能力的贫苦村民进行技能培训，经过培训的人员，月工资一般不低于3 000元。甄城县“扶贫车间下乡”的做法很快得到了规模性地普及，直接辐射带动超过67 000人就业，其中贫困人口超过了27 000人，取得了很好的扶贫效果。

异地扶贫搬迁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中国仍有约1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居住在深山、石山、荒漠、高寒等地区，生存条件恶劣。这部分贫困人口是脱贫攻坚战的硬骨头，实施异地扶贫搬迁乃是实事求是、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新京报》的报道给“悬崖村”阿土列尔村带来了意外的希望。四川省投资集团随后决定投资6.3亿元，以“悬崖村”为依托发展旅游产业，以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如今的“悬崖村”藤梯变钢梯、4G网络通了，农家乐和商店也出现了，游客纷至沓来，阿土列尔村70多户村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然而在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看来，“悬崖村”的解决方案并不能推而广之，凉山州贫困面大、贫困村数量多、贫困程度深，像“悬崖村”这样的村落还有很多，其中大部分并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潜力，最好的办法是异地搬迁。

据数据统计，凉山州已经实施了超过11万人的异地搬迁，搬迁后的贫困村民除了能够享受比以往更高品质的居住条件、城镇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还能在城镇就业，另外留在农村的土地还能获得权益收入。因此，异地扶贫搬迁在凉山州有很高的欢迎度。

异地扶贫搬迁涉及群众迁移、住房建设、配套设施建设、村民后续发展、资金资源整合，有“挪穷窝”“换穷业”“斩穷根”的说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全国近1 000万贫困人口将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来摆脱贫困。

生态补偿脱贫

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区与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合，多数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都包含禁止开发区域，很多贫困村落都位于生态高度敏感区域。因此如何将脱贫与保护生态有机地融合起来，走出一条推动贫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生态与消除贫困有机统一的新路，就成为生态补偿脱贫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山西省是全国扶贫开发的重点省份，因为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森林覆盖率仅有20.5%，全省119个县区中近一半是贫困县，脆弱的生态和广泛的贫困相互交织，山西省面临着“一个战场”同时要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个战役”的重大挑战。而山西逐步摸索出“五个一批”的应对措施，包括退耕还林脱贫一批、生态治理脱贫一批、生态保护脱贫一批、干果经济林管理脱贫一批和林业产业脱贫一批。^[4]

山西将退耕还林的任务重点安排到贫困县，做到能退尽退，在国家补助的基础上省里再配套资金，增加贫困人口的政策性收入。山西以造林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将贫困县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将造林工程交由合作社实施，增加贫困人口的劳务收入。山西雇用贫困人口担任国家生态护林员，吸纳了1.9万贫困劳动力，增加了工资性收入。此外山西还发展干果经济林等多元产业等，增加贫困人口的经营性产业收入。

发展教育脱贫(www.xing528.com)

世界银行的数据证实，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当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少于6年时，贫困发生率一般大于16%，而教育年限达到9年，贫困发生率就会下降到7%。习近平指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发展教育脱贫包括实施基础教育提升计划、职业教育脱贫计划、高等教育支持计划等，而其中职业教育或许是脱贫计划中见效最快的方式。

四川省开创性地实施大规模跨区域的民族地区“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5]，高度聚焦中等职业教育，为全省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人才支撑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计划最早可追溯至2009年，四川出台《关于藏区免费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组织藏区初中毕业生和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到四川内地优质职业院校免费接受3年中等职业教育，全部免除学费，还提供生活补助等。2014年，这一政策走进了大小凉山彝区。2016年，按照《四川省教育与就业扶贫专项方案》，“9+3”部分自主政策又扩展到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兜底保障脱贫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安全平稳运行的压舱石，也是脱贫攻坚这场综合性战役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整个脱贫模式设计中，始终存在着部分老年人、病人以及残疾人贫困户，由于特殊的身体原因，他们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就业实现劳动脱贫，因此兜底保障脱贫就成为这些贫困人群的“最后一道防线”。

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1 88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其中928万人通过兜底保障实现了脱贫。

广泛的社会参与

在一般人眼中，扶贫是政府的事，社会团体、民营企业及公民个人似乎挨不上边。在长期的扶贫开发领域，“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的局面也印证了这种看法。

然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通过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等，明确要求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企业扶贫、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扶贫相继被列入顶层设计。定点扶贫指的是党政机关等公共部门有计划的筹集资金以及派遣专职人员进驻重点贫困县、贫困村，通过多种渠道协助脱贫。东西扶贫协作指的是动员东部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省(自治区)发展，加快西部贫困地区的脱贫步伐。万夫一力，天下无敌，脱贫路上，社会各界“众人拾柴火焰高”。

社会团体扶贫——中国城镇化促进会

阜平县作为习总书记扶贫调研的第一站，自然成为打造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的样本县。在参与阜平脱贫的众多力量之中，一支以设计与建造为特色的团队脱颖而出，这就是由李兵弟领衔的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乡统筹委。

李兵弟，乡村规划与三农领域的专家，曾担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连续多年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他指出：“农村城镇化是国家发展的大趋势，但不等于消灭村庄。因此我们与阜平县共同规划城镇布局，确定在阜平项目中，以村庄整治为主，不搞大拆大建，保留乡村传统文明与历史文化。”^[6]中国城镇化促进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单位的相关部门共同发起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是聚焦城镇化研究，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型智库。

在李兵弟牵头的城乡统筹委的周围，集结了众多优秀的规划设计团队。作为国家社会团体组织，城乡统筹委发挥社团会员的专业优势，起到了联系全国城乡建设领域一流专家、团队服务农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阜平这场艰巨的脱贫攻坚战中，由城乡统筹委遴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21支规划设计团队参与其中。

“水青瓦木抬梁，青石院黄泥墙，小披檐花格窗。”城乡统筹委以美丽乡村改造作为切入口，将当地人记忆中的村落环境重新复原，既保留了以建筑特色为代表的当地传统文化，守住了原住村民的旧有生产生活习惯，又使得这些村屋能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正如乡建专家孙君所言：“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城乡统筹委全面参与了阜平县的第一、二批“四美乡村”项目，覆盖100多个项目点，包括村落民居、学校、医院、养老院以及乡村酒店、客栈及民宿等各种类型的建设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与口碑，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村民，都对焕然一新的阜平新农村面貌纷纷点赞。

民营企业扶贫——恒大模式

民营企业不计回报地深度参与脱贫攻坚，这放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想象的。而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积极作为的企业，其中恒大集团就是其中的典型。

2017年5月，在恒大集团帮扶乌蒙山区扶贫干部出征的壮行大会上，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深情地说：“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还在农村；没有国家的14块的助学金，我也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恒大也没有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我们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回报社会，我们必须回报社会。这不是空话，也不是虚话，这是我的心里话。”^[7]许家印的一番肺腑之言折射出现有制度环境下中国巨型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微妙关系，更印证了执政党在广泛调动社会资源上的巨大能量。

恒大集团从2015年年底开始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3年内投入30亿元，通过一揽子综合措施，到2018年年底实现了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的全部稳定脱贫。如今，“恒大模式”已经成为民企扶贫的典型样本，恒大集团因地制宜地通过产业扶贫、异地搬迁扶贫、吸纳就业扶贫、发展教育扶贫以及特困群体生活保障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成功协助大方县摆脱了贫困县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扶贫蓝皮书： 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将恒大的扶贫模式列为了民企参与脱贫攻坚的典型案例。

如果说巨量的资金注入是“恒大模式”的基础的话，那么恒大的扶贫人才注入则是“恒大模式”的成功关键。从2017年起，恒大决定将扶贫对象从大方县扩展到整个毕节市。恒大从全集团系统内部选拔出321名领导干部和1 500名扶贫队员常驻毕节市扶贫前线，这些扶贫人才被派驻到毕节市各县、乡、村，恒大还单独成立了恒大大方扶贫管理有限公司，专门用来管理这支派出队伍。这支队伍进驻毕节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当地干部一起翻山越岭深入各村，进行入户调查，恒大扶贫团队用了半年时间采集了毕节市全部34万户、100多万贫困老百姓的详细资料，并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了“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系统”，对海量信息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统计分析，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制定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措施。

恒大集团不仅把毕节市“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在帮助贫困县脱贫之后，恒大集团手把手地将后续的产业项目全部移交给地方政府独立运营，将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资金、人才、渠道和管理等毫无保留地输送给地方，为地方可持续发展注入了稳定的动能。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昌海认为，企业参与社会扶贫，往往只会捐款捐物，只注重“输血”而忽视“造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脱贫问题。而恒大集团史无前例地派出不同领域的精英直接驻扎扶贫一线，这在中国企业扶贫史上也是首创之举。^[8]

2020年，中国将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这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而2020年也是乡村振兴的第一个三年计划的结束之年，在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2050年之前，这个三年或许时间不长，但意义重大。全面振兴从脱贫开始，实现脱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也注定会是给予中国乡村振兴大业的一个开门大礼。

【注释】

[1]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等： 《脱贫攻坚》，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71—77页。

[2]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等： 《脱贫攻坚》，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94—99页。

[3]参见胡富国： 《读懂中国脱贫攻坚》，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12—114页。

[4]参见胡富国： 《读懂中国脱贫攻坚》，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130页。

[5]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等： 《脱贫攻坚》，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28页。

[6]康胜利： 《阜平不脱贫，我们不撤岗——中国城乡统筹委助力阜平脱贫攻坚纪实》，《中国扶贫》2018年第2期。

[7]参见许家印演讲视频： 《恒大的一切都是党、国家和社会给的》，新浪财经2018年9月20日。

[8]参见《恒大模式何以成为民企扶贫教科书》，新华网2018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