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家庭农场走向成功

未来的农民，全部是像我这样子的，开着车，化着妆，在下田之余，我们和城市中产阶级一样，讲究生活品质，是很时尚的新农民。

——松江家庭农场主沈万英

政府主导下的松江模式

“70后”的沈万英在老乡眼中是个另类。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挤破了脑袋要去城里谋份工作，她却放着城里的舒适日子不过，回到田里干起了日晒雨淋的农活。

早上9点，家住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金胜村的沈万英，和普通的城市女白领一样，在上班之前坐在化妆镜前认真地化妆，不同的是女白领去的是办公室，而沈万英要去的是田间。村里人看着这个“招摇过市”的新农民，发出好奇又好笑的感叹：“哪里有农民像你这样的？！”沈万英的回答充满了自信：“未来的农民，全部是像我这样子的，开着车，化着妆，在下田之余，我们和城市中产阶级一样，讲究生活品质，是很时尚的新农民。”^[1]

沈万英的底气是有来头的。8年前，当她从父亲手里继承土地，准备投身农田之时，父亲的年均收入只有3万元，而如今她名下的承包地已经有115亩之多，除了种植水稻，沈万英积极拓展乡村旅游，融入特色农业科技，还搞了田间超市，并且把它搬上了互联网，现在她每年的收入已经突破了30万元。

新农民沈万英的成功，并不是个例，而这都源于上海松江区2007年以来推出的家庭农场试验。“家庭农场”是一个来自美国的舶来名词，含义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07年下半年，松江开始探索推广规模为100—150亩之间的粮食家庭农场。选择100—150亩这个区间，一是考虑到只有一定规模的土地流转才能给家庭农场主带来高于城市打工的收入水平，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是在“土地规模越大，种田盈利就越高”的一般规律下，家庭农场通过控制规模上限，旨在惠及更多农民，而不是养肥个别的大户。2001年以来，松江的粮食总产量逐年下降，逼近国家安排给松江的最低粮食生产保有量10万吨，为了确保完成生产任务，松江把粮食型(水稻)家庭农场作为优先发展对象。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刘守英眼中，松江家庭农场的模式是成功的。^[2]2015年，松江966户家庭农场主，占据了全区95%的粮食面积，每户的经营规模增加至143亩，亩产粮食超585斤，比流转前增加了34斤，户均收入也从2007年的6万元左右翻了一番，达到了12万元。上海松江区、浙江宁波、湖北武汉、吉林延边和安徽郎溪的家庭农场成为农业部推广学习的全国家庭农场五大发展样本。

总的来说，家庭农场的松江模式，呈现出两“强”的特点：

第一，强势政府主导。相比于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宁波模式，松江家庭农场更像是一场政府操盘下的包办婚姻。从土地的规范流转、家庭农场主的精细选择、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到退地农民的妥善安置等，都在松江区政府的运筹帷幄之中。松江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家庭农场主只在本村中产生，松江对外地人种田并不放心，外地人对土地缺乏管理热忱、不种粮食种经济作物等，都是松江拒绝外地人的原因。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在大多数松江农民眼里，规模化之下的家庭农场已经成为有利可图的香饽饽。这笔账很容易算，在外打工每年收入2万—3万元，而回乡务农保底收入就能达到5万—6万元。2014年，松江区井凌村新增的6个农场主名额，竟然引来了64位竞选者。这些竞选者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严格的资格准入，除了要求是本村人，男性农户必需在60岁以下，女性在55岁以下；竞选者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技能，村委会审核之后，还要经村主要领导、村民议事会等民主投票决定。除了对新农场主精挑细选，松江还建立了严格的家庭农场考核和退出机制，只要不能达到区里的生产要求，就会面临清退的境地，相反如果农场在每年的考核中能有较好的表现，区里则会嘉奖，奖励包括延长土地流转的合同期和扩大土地流转的规模。

第二，强大财政支持。松江区很好地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土地的流转与集中经营，本质上是新农场主将退出土地农户的微薄利益高效整合的一个过程，因此政府必然需要肩负起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2008年，松江区推出“土地换社保”的政策，鼓励部分农民退出土地以集中流转，政府则将失地农民全部纳入乡镇一级的社保体系。松江雄厚的财政实力有效支撑起这一套保障体系，失地农民每月补贴达到1 700元左右，这为失地农民扫清了后顾之忧。松江区在农业生产支持方面同样不遗余力，除去土地流转补贴，政府还通过现金直补、实物补贴和保险补贴等方式支持家庭农场。2011年，松江家庭农场共计收到补贴超2 600万元，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的调查，平均每户家庭农场获得的财政补贴有5.6万元，占家庭农场纯收入的60%。^[3]

对松江模式的评价，目前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松江模式既保障了国家粮食的供应，提高了亩均产量，又提升了农场主的收入，更把失地农民纳入了城镇保障体系，是一举多得的成功试验，应该作为模板在全国推广。还有一派认为，松江模式在发达地区可以搞，在大多数农区不可行，理由主要有两个： 一是松江的务农劳动力比例低，绝大多数农民已经从农地中脱离出去，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低，因此土地流转相对容易；二是松江的财政实力雄厚，无论是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保还是昂贵的种田补贴，都不是其他农区可以支持的。相关调查证实，虽然松江家庭农场的经营收入依然是大头，占据了总收入的六成，政府补贴只占到总收入的两成，但政府补贴在农民净收入的比重中高达60%，也就是说，如果取消补贴，户均净收入将从9万多元跌至3.6万元，以2个劳动力计算，再考虑到农业的劳动强度与工作环境，农户经营农场的意愿将大大降低。

尽管具有一定争议，松江家庭农场对于环一线城市地区的拥有相似城镇化水平、财政水平的区县仍然具有较高的样板推广价值。松江模式通过巧妙的政策设计，让种田重新成为一种有利可图、令人羡慕的职业，越来越多的沈万英从城市返乡加入其中，再次证明了“将来谁来种地？”是个伪命题——只要拥有一定规模以上的土地，配套上基本的社会化服务，种田就永远具备吸引力。

松江政府犹如一位精准的计算师，在城与乡、工与农之间寻找巧妙的平衡点。松江统筹考虑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确定了浦南主农，浦北主二、三产业的发展格局。“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才能带动农民致富”的基本规律，指引松江积极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城镇就业，给予企业安置补贴，给予“农转非”的农民额外的生活补贴。^[4]与此同时，在浦南，政府通过动态调整土地承包规模和财政补贴，既保障了家庭农场的体面收入，又防止其收入过高，避免引发务工农民回潮。

市场化的宁波模式

如果说松江模式是将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宁波模式则是市场“无形的手”发挥奇效的结果。宁波在浙江重商主义传统的影响下，凭借顽强的市场竞争与敏锐的意识，走出了一条市场化主导的家庭农场道路。

宁波家庭农场的出现，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一批种植养殖大户浮出水面，让宁波家庭农场初具雏形。90年代后期，这些种植养殖大户将经营行为工商注册化，以寻求进一步参与市场竞争，并逐步演变成家庭农场。截至2016年年底，宁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家庭农场已接近4 000家。

与多年来家庭农场蓬勃发展相伴的是，宁波市土地流转率逐年升高。2014年，宁波的土地流转率一马当先，高达61.8%，超过全国40多个百分点。宁波家庭农场的普遍规模在50—500亩之间，有的家庭农场甚至高达3 000亩。较高的土地流转水平，催生出家庭农场主较高的收入水平。据有关数据统计，宁波大部分家庭农场的年收入在50万—500万元之间，部分年收入超过2 000万元，纯利润突破500万元。

宁波家庭农场的发展，有几个特征值得关注：

第一，市场化特征。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带来的市场机遇是家庭农场宁波模式发源的根本动力，同样，面对市场不确定及多变的挑战，宁波模式呈现出市场化适应性的一面。相比松江模式单一的主粮种植，宁波模式更多地以高利润的果蔬为主，除了种植业，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为数不少，越来越多的农场还积极向休闲旅游等三产延伸，产业呈现出多元化、链条长的特征。不少农场还拥有自身的品牌，高端化、品牌化趋势显露。此外，家庭农场主的专业化、知识化与年轻化呈现出高度的普遍性，30—50岁的中青年人占据了七成，宁波还通过政策手段大力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市场化导向的经营模式，必然带来宁波模式的高生存能力与高盈利能力，相比于松江模式，宁波的家庭农场收入明显要高出许多。

第二，土地流转的独特性。余姚悠悠农场可以说是宁波家庭农场的一个典型代表，悠悠农场地处余姚三七市镇，承包的土地超过400亩，在过去的五六年间，规模扩大了近一倍。谈到土地的流转，农场主叶卫强坦言着实花费了不少心思。悠悠农场的土地大部分是从周边村庄流转过来的，和大多数地方通过村集体集中流转不同的是，叶卫强是通过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换来的，涉及的农户超过200户，其中的难度可见一斑。和悠悠农场一样，大多数有一定年头的家庭农场都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土地积累，从亲戚朋友、同村村民手里逐步流转，慢慢形成规模。虽然这些年土地流转途径逐步由个人在向村委会转变，但宁波仍然有1/3的农场土地是通过自发流转形成的，这显然与宁波模式的市场化传统密不可分。由于宁波城市经济较为发达，以前的土地流出较为容易，但近些年随着国家政策逐步向三农倾斜，农民对土地保障的预期提高，“恋土情节”升温，土地流转的难度加大，土地流转的费用也水涨船高。近些年，为了规范土地流转，避免土地流转纠纷，政府逐步介入，除了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体系，搭建三级信息服务平台，还专门建立了土地流转纠纷调处机构，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第三，雇工制的出现。由于宁波家庭农场规模普遍较大，传统的家庭难以支撑整个农场的运营，超过70%的家庭农场存在雇用工人的现象，平均每家农场雇用4—5人，其中不乏拥有高学历的大学生。有一些农场主还通过股份出让等方式，吸引大学生参股经营管理。雇工制的出现，是宁波模式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但这与中央提出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理念存在较大的冲突，家庭农场开始异化成为公司农场，这引发了许多关注者的警惕。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曾警告说：“像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动摇家庭经营这个基础，是很危险的。”^[5]

政府向左，市场向右，松江模式和宁波模式代表了中国家庭农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未来的中国家庭农场是该往左，还是往右呢？结论似乎没那么容易得出。

松江模式更像一位全职保姆，事无巨细地将一切梳理得井井有条，一处考虑颇深的细节设置更让人惊叹。和大多数地区土地流转使用弹性租金不同的是，松江的地租采用恒定的实物绝对地租，即每亩500斤稻谷作为土地流转费用——以当年稻谷挂牌价格为标准，再折算为现金支付。这一制度设计在市场派看来，绝对是政府过度干预的负面案例，但这恰恰保护了土地流转的稳定性。因为随着近两年土地租金的逐年升高，土地流转的纠纷逐渐增多，此外，实物地租的稳定性排除了地租对经营者利润的影响，更有利于经营者。宁波模式则在更加竞争化的市场之路上一路狂奔，更加开放的土地流转、更灵活自由的经营策略，当然，还有更好的盈利水平。

松江模式与宁波模式之争，政府与市场之争，似乎能映射出世界范围内农业发展的道路抉择困境。到底是“无农不稳”理念下的稳定优先，还是农业产业化浪潮下的效益优先？这似乎是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选择题。

我们不妨把视线移回到家庭农场的发源地美国，去看一看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变迁，或许能从中找到些许启示。

异化的美国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所代表的美国式农业生产方式，构成了美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部分，深深地印刻在美国的国家性格之中，然而今日的美国家庭农场在农业中的主导地位早已被大规模的企业农场所代替，原来独立的家庭农场纷纷破产被兼并，让位于“更高效”的所谓“工厂化农场”。(www.xing528.com)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统计，美国家庭农场数量已从1935年最高峰的681万家，下降到2010年的190万家，半个多世纪以来，近500万家家庭农场破产被兼并，而且这一趋势依然在延续。家庭农场大量破产兼并的背后是美国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与资本化的强势与蛮横。“Get bigger or get out.”(要么变大，要么走人)，大多数美国小型家庭农场在与政策扶持的资本化大农场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挤压出局。

最早的美国家庭农场，确实是依赖家庭劳动力的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式农场，然而今天的家庭农场已面目全非，大规模地被依赖机械与资本，还有雇用劳动力的企业型农场所代替。2012年，美国的《大西洋月刊》曾发表一篇题为《家庭农场的胜利》的文章^[6]，里面所举的“家庭农场”典型是一个拥有33 600亩耕地，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的农场。农场拥有3名全职劳动力，一个是农场主本人，两个是全职职工，在农忙时，农场会另外雇用季节性的短工。这是一个高度资本化与企业化的农业公司，与家庭农场的本意已相去甚远。在美国农业部的统计口径中，家庭农场也并非是指依赖自家劳动力的农场，而是指“经营者及其家人拥有农场一半以上所有权的农场”，这显然与国内以及国际上大多数家庭农场的定义相背离。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美国超过一半的农业总产值来自占比只有2%的超大农场，73%的农业总产值由超过1万亩的大农场所生产，美国近200万家农场还雇用了60万—80万农业雇工，和100万—200万的农业短工和季节工。^[7]

2009年，一部名为《食品公司》^[8]的纪录片脱颖而出，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食品公司》揭开了美国食品工业的面纱，暴露了大资本化下的美国粮食与食品产业的黑幕——美国的食品正在被少数企业控制，在巨大的利润面前，这些托拉斯巨鳄们视消费者的健康、普通农民的生计以及生态环境为无物。影片指出，美国的商业化农业正在彻底改变美国传统农业的面貌，对此美国普通消费者却全然不知。走进一家普通的美国超市，柜台里摆放着超过3万件琳琅满目的各式食品，而你不知道的是，这3万多件产品可能只出自4—5家大型跨国食品公司，这些打着“家庭式农场的”“传统的”“纯天然”等宣传口号的产品，早已不是你想象中的家庭农场的产品，而是彻底被资本化的工业化食品。

过去50年里，美国农业加快了生产的集中与资本化转型，原来独立的各类家庭农场纷纷破产兼并，逐步沦为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工具，而原来的农民则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下异化为失去独立性的产业工人，他们逐渐成为合同工，负责给大型跨国公司们生产工业化的农业产品。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急剧下降，农民资产净值的回报率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10%下降到2%，而工业化食品加工部门的股票净值的年均回报率则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9]

卡罗尔·莫里森是美国一家普通农场的农场主，她和美国第四大肉类生产商Perdue签订了肉鸡养殖的合同。在Perdue公司掌控的肉鸡养殖农场里，这些小鸡通常被密集地养殖在暗无天日的不通风的大型鸡舍里。卡罗尔说：“这不是养殖，这是规模化的生产，就像工厂里的生产线。”^[10]通常的农场养殖需要90天时间，小鸡才能生长成熟，而在这些鸡舍里，经过39天的生产，这些鸡就能成熟下线了，但由于生长太快，骨骼和心脏并没有跟上肉的生长速度，所以这些鸡通常只能走上几步就跌倒了，因为它们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这些跨国公司改变了食物的生产方式，他们不是在养鸡，而是在生产鸡肉。卡罗尔说，投资一座禽类养殖场通常需要30万美元，一旦农场主到银行借债投资建设，跨国公司就会在后续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地要求农场主升级设备，从而逐步控制农场，如果不照办，农场就会失去订单。这些农场在与跨国公司的订单合同中，收益越来越少，30万美元的投资带来的是仅仅不到一年2万美元的收益，而这背后是跨国公司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小农场谈判能力的逐步沦丧。20世纪90年代末，4家跨国公司——泰森、嘉吉、史威福特和全国牛肉加工公司控制了美国84%的牛肉加工，泰森、史威福特、史密斯菲尔德和荷美尔4家公司控制了全国64%的猪肉加工，嘉吉、ADM和邦基控制了71%的大豆压榨加工，两个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和杜邦控制了美国60%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11]

政府政策协助了跨国农业企业摧毁了美国传统的家庭农场农业。美国农业部建立在林肯时期，被广大农民亲切地称为“美国人民的部门”，然而时至今日，它已经异化成为美国商业化农业的游说部。大部分农业补贴款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农场主手里，而是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数据显示，超过72%的农业补贴款被交到了大型农业集团手中，农场越大得到的补贴越大，而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并没有带来更高的效率，也不意味着更有利于生态多样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健康消费。大农场在与小农场的竞争中，凭借其资本密集型的优势，借助高额的政府补贴，往往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而小农场由于规模有限、利润率太低，无法对生产活动进行补偿，从而不断落入破产和兼并的陷阱，反过来，大农场通过兼并家庭式小农场从而不断扩大规模，以争取更多的政府补贴。

高度资本化、商业化的工业式农业，除了将垄断性收益放入少数人的口袋中之外，还给整个美国的社会与生态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20世纪90年代，一份提交给美国农业部长的报告指出： 美国农业正从家庭式向商业化转变，其过程带来的社会成本非常巨大，整个农村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乡镇空无人烟。^[12]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美国的农民数量锐减了30万人，这些家庭农场的农民们由于无法与政府、资本联姻的工厂化农业竞争，纷纷被迫离开这一行业。

工业化食品的生产，虽然让农产品的价格有所降低，但带来的却是消费者对于食品不安全的忧虑上升。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抗生素约为50万磅，现在这个数字增长了50倍，其中80%直接被倒入饲料中以便让动物不生病。^[13]工厂化农场的动物们被终生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中饲养，以便于节省投资与管理成本，这让很多动物生病与发疯。抗生素的滥用，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抗生素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以前常用的一些救命药物现在对人类疾病已经毫无用处了。工厂农场和屠宰场的卫生条件也是造成每年大部分食源性疾病的原因，大多数与食物有关的疾病，是由于食物被动物粪便污染所致。而这几年在全球范围内被大量推广的转基因食物，则将食品安全的争议推向了高峰。包括欧盟等国家与地区，纷纷将转基因农产品种植与相关进口食品列入限制范围，但作为动物饲料的转基因大豆、玉米等还是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大多数国家。中国也掀起了一场关于“主粮要不要转基因化”的激烈争论，引发了普通民众对转基因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极大担忧。工业化农场同样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污染隐患，20世纪90年代末，工业化畜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水污染源。

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曾言：“今天，美国的家庭农场已经是虚构多于实际、文化幻想多于经济实用的象征。”^[14]回头再看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家庭农场，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超过87.7万户，平均规模约200亩，经营耕地面积达1.76亿亩，占到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15]

笔者认为，家庭农场无疑是中国未来实现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央一号文件及各类政策也连续多年把发展家庭农场作为重点摆上议事日程。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经营作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仍然不可撼动，家庭农场将持续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在中国这个以小农为底色的农耕文明国家中，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最终还是无法成为农业生产的支配性力量。简单地计算一下，按照每个家庭农场100亩的生产规模来算，中国18亿亩土地只能分摊覆盖到1 800万户家庭，如果是200亩，那么覆盖的家庭数量将更少。而中国有2亿户农民家庭，因此可以预见，家庭农场只会是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的一种有限补充。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基础、历史人文条件不一，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自身的家庭农场模式，无论是政府主导的松江模式，还是市场主导的宁波模式，都有较高的借鉴与示范意义，但避免大规模地出现美国式的大工业化的工厂化农场，应是最基本的底线所在。

【注释】

[1]参见《经济半小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纪事： 松江竞选当农民》，CCTV2 2017年7月1日。

[2]参见《经济半小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纪事： 松江竞选当农民》，CCTV2 2017年7月1日。

[3]刘守英：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调查》，《上海农村经济》2013年第10期。

[4]袁吕岱、操家齐： 《政府与市场双轮启动下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选择——基于上海松江、浙江宁波的调查数据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5]《华生： 破解土地财政，改征地为分地》，《新京报》2014年11月18日。

[6]黄宗智：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中国乡村研究》2014年第1期。

[7]黄宗智：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中国乡村研究》2014年第1期。

[8]《食品公司》是由美国Participant传媒出品的94分钟纪录片。该片由罗伯特·肯纳执导，于2009年6月12日在美国上映。

[9]参见美国纪录片《食品公司》。

[10]参见美国纪录片《食品公司》。

[11]威廉·恩道尔： 《粮食危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

[12]威廉·恩道尔： 《粮食危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13]威廉·恩道尔： 《粮食危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

[14]黄宗智：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中国乡村研究》2014年第1期。

[15]《农业部： 全国家庭农场达87.7万个，平均经营规模超200亩》，《经济日报》2013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