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最大的内需存量市场

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博弈的世界经济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郑永年^[1]

史蒂夫·班农，这个号称“影子总统”的极右翼分子，此前一直担任白宫的首席战略师。在2017年12月日本东京一场广受关注的演讲中，他把炮口对准了中国。班农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且中国的出口过剩使得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2]曾经担任过高盛公司洛杉矶分部副总裁的“华尔街人”班农对华尔街的一套把戏自然熟稔于心，然而精明的他并不会得罪后者，因为正是华尔街所代表的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产业重新布局中赚取了超额垄断利润。班农需要的是一个替罪羊，它就是快速崛起中的中国。他叫嚣，未来与中国的经济战将是美国面临的第一挑战，如果10年之内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将丢失全球的统治地位。

班农的言论引发了国内舆论的普遍关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判断，“班农主义”是理解美国战略思想变动脉络的一把钥匙，中美关系也许会像班农指导的纪录片《零时代》的结束语一样，“历史是季节性的，凛冬将至”。

一语成谶，虽然特朗普将狂妄不羁的班农踢出了领导班子，但“班农主义”却保留了下来。2018年以来，特朗普挥舞贸易保护大棒，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中美贸易争端一触即发。习近平曾言，中国应努力避开两大陷阱，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二是“修昔底德陷阱”。他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事实证明，从奥巴马、希拉里时期的高调“重返亚太”到特朗普时期的“班农主义”，世界老大对老二的遏制一以贯之，而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往来将首当其冲。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继而引爆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波及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外贸一落千丈，自此中央政府意识到逐步减少对外部市场依赖的必要性，提升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逐步成为战略调整的主要方向。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曾言，“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经济重心乃至可以和美国博弈的世界经济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3]郑永年的期望正逐步转为现实，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指出，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中内需的贡献比重已经超过90%，贸易依存度下降到33%，低于42%的全球平均值，而对美国的2 000亿元外贸只占到我国出口总量中的8.8%，风险总体可控，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高质量发展来应对冲击。诚如斯言，中国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都是投资内需的重要发力点，而农村的广阔天地所蕴含的潜力还远远没有释放，《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如果按照经济主要驱动力来划分，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40年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内需，这是一个典型的“供不应求”的年代，在经历了漫长的物质匮乏的年代之后，工厂终于可以开足马力搞生产，生产什么就能够卖掉什么，内需扩张快，物价不断上涨。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1994年国务院采纳了由吴敬琏等人提出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围绕价格、财政和税收三大主题，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中“三驾马车”尤为引人注目： 一是大幅贬值人民币，从内需转向外需，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打造世界工厂；二是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三是加大投资力度，发行国债以启动城市化建设。这个阶段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外需和投资的并举。

第三阶段为2008年至今。随着主要外部市场即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萎缩，中国意识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不仅仅要依赖外部市场，还要依赖于内需，打造消费型社会、创新型社会才是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国家一方面开拓外部需求市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持续推动区域平衡战略，促进东北、中部及西部的振兴与发展，与此同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此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这个阶段的外需驱动力逐步减弱，投资驱动依然强劲，创新驱动被提上日程，扩大内需成为根本动力。

中国最大的存量需求在农村

林毅夫曾言：“目前我国最大的存量需求在农村。”林毅夫早年曾追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攻读农业经济博士，他以准确预测中国增长奇迹而知名。林毅夫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大胆预测，到2015年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赶上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将在2030年赶上美国。这两项大胆的预测，在当年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如今前项预测已经被验证，而后项也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林毅夫一直看重中国广大农村所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他从需求侧角度判断中国的存量需求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外国企业的投资需求、私人企业的投资需求、城市里的消费需求以及农村里的消费需求，而农村里的消费需求将是当下以及未来中国最大的存量需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随之陷入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困境。一方面，由于外需缩减，城市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城市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力减弱；另一方面，“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普遍受到冲击，大量企业停工破产，农村劳动力被迫回流至农业。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林毅夫从1999年开始提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新农村运动”，而这项建言终于在2005年被采纳，国家由此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曾评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招活棋，这一步走好了就能够带动内需和消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一组2002年的数字或许可以阐释中国农村的消费潜力。2002年中国的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而农村的耐用消费品消费水平和城市相比差距巨大。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120台彩色电视机，而农村只有60台；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81.9台，农村只有14.8台；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洗衣机92.9台，农村只有31.8台。^[4]林毅夫认为导致农村消费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不仅仅在于农民收入水平低，还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供给不足，比如自来水设施的供给不足导致了农民不愿意购买洗衣机，而农村地区的电费贵导致了电冰箱消费意愿低等，这就是所谓的“买得起马，买不起鞍”的现象。

1999年，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大学联合出具的一份调研报告分析，农村电价每调低一毛，对彩色电视机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370元，对电冰箱需求的刺激作用和洗衣机需求的刺激作用则分别为667元和909元，显然基础电价的调低将会引发农村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说：“农村潜藏着巨大的投资和消费空间，简直可以说是‘饥渴’，用‘给点阳光就灿烂’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一条乡村道路建设可以带来村民购买摩托车的热潮，村村通电、通水、通电视等可以大大带动农民对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的消费。”^[5]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两减免、三补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减免及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一系列惠农措施，农村消费数据飙升。2000—2003年，我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增加量只有1 000亿元左右，而在2004年增加量就翻番达到2 312亿元。2011年之前，我国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直快于乡村，而最近几年，借助于乡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消费潜力的打开，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开始逆袭城镇，2017年全年的增长率为11.8%，高于城镇的10%。

因此，只有改善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农村的这种消费潜力，包括厨房、厕所等相关产品的消费潜能才能被挖掘出来，城市里的过剩生产能力才能得到消化，继而企业走出困境，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通道再次畅通，农民收入提高，从而形成正向的良性循环。

林毅夫判断，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1元钱中至少有9毛钱会变成农民的收入，新农村建设不仅能启动消费需求，还能增加农民收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主要依赖国家与政府，据有关统计显示，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到2013年，三农投入总计约7万亿。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 一是99%以上的行政村实现了“五通建设”，包括道路、自来水、电、电话和宽带；二是实现了农保的低水平全覆盖，农村孩子上学免费，医疗有部分可以报销了。对广大农村的持续高强度投入，不仅仅释放出大量的需求潜力，有助于将各行各业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掉，更有助于创造农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一般规模较小，往往就地选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积极的贡献作用。

很多人心存疑虑甚至提出反对意见：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生活，对农村的大体量基础设施投入是不是某种巨量的浪费？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顶峰应该会在70%左右，仇保兴认为不同于城镇化率高达80%以上的以外来移民为主的“新大陆国家”，中国属于传统的拥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家，中国小农对于土地的黏性更为强烈，因此城镇化率不会一直走高。林毅夫则认为，到203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估计会在70%左右，也就意味着仍然有30%的人口会生活在农村，而全国总人数到那时保守估计有16亿人，也就是至少还有5亿人居住在农村，那么现在为改善当下6亿农村居民生活而投资的基础设施，到2030年仍有5亿人在使用，绝不算浪费。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补充道，乡村振兴会给中国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因为农村还有将近6亿人，城里人很多东西都有了，而农村的人还没有，这样，农村就有需求，所以市场的空间巨大。

著有《中国模式》^[6]一书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指出，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而在经济层面，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这种模式中，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总是能保持平衡。很少有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始终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对关键的经济领域保持着绝对的控制，一旦发生危机，国有部门经常能起到平衡市场力量、缓解各类危机冲击的作用。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已经由“有缺点的小伙伴”调整为“主要战略竞争者”^[7]，中美之间未来的竞争将会远大于合作，贸易争端很可能只是开端。以中美关系为风向标的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与敏感，将进一步促使中国修炼好内功。在近两年民间投资放缓的基础之上，政府投资将进一步加大投入，以带动民间投资，特别是在增长较快的三农领域。《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明确指出，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根据中央各部委的计划，2018—2020年，中央联合地方将在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方面加大投入，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的各项短板，投资规模将达到4.52万亿元。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8年9月，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荣获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自2003年启动以来，已有16个年头，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在全省启动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16年以来，浙江省久久为功，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截至2018年年底，浙江省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建制村全覆盖，卫生厕所覆盖率98.6%，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率97%。“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得浙江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扎扎实实地走在了全国前列，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省^[8]，更大大地提升了广大农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被当地百姓誉为“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9](www.xing528.com)

2018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为重点，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这是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模板在全面复制推广的行动方案。习近平曾批示，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起步早、方向准、成效好，不仅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认可，他要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根据韩长赋的估算，这项三年工程到2020年至少需要3万亿元投资，这也将成为乡村振兴的第一枪。

乡村电商——打通最后一公里

2018年7月，拼多多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这个创立时间不到3年，主打四、五线城市和农村市场的年轻电商企业的快速崛起，让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始料不及。然而，伴随拼多多声名鹊起一并而来的，还有诸如“山寨货”“假货”“消费降级”等负面标签，当所有的评论者和预言家都在预言中国进入消费升级的增长通道时，拼多多的出现无疑在宣示，在普遍的消费升级趋势下，还有新的原生性需求在悄悄孕育和爆发，这就是来自广大农村的消费需求。

拼多多有“农村的电商巨头”之称，与逐步转向中产消费的京东与淘宝相比，拼多多“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下沉能力要更强，低价策略也与广大农村的消费需求更为契合。拼多多的创始人黄铮曾坦言：“拼多多的成功，运气成分要占据大部分，市场的爆发出乎我们的预料。”

拼多多的横空出世，只是农村电商爆发式增长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农村消费潜力连接上互联网之后的一轮集中溢出，就像许多年前的城市电商。据数据统计，我国农村网民的数量已经由2012年的1.56亿人增长至2017年的2.09亿人，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以上；2014年的农村网络零售额只有1 800亿元，而3年之后的2017年，这个数字就突破了1万亿元，达到了12 448.8亿元。这轮疯狂的增长似乎还未有停歇的意思，因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还只有35.4%，仅相当于2008年的城镇互联网普及率。可以预见，随着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无论是网民规模还是网络零售额都还会有非常可观的增长。阿里巴巴2019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数据可以佐证，淘宝天猫超过70%的新增活跃消费者来自下沉市场，即广大的乡镇与农村市场。

乡村旅游——新的万亿级消费市场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报告》，报告指出2016年是中国进入“大乡村旅游时代”的元年，国内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史无前例地突破了25亿人次，乡村旅游已经从小众旅游转变为大众旅游，且迎来了井喷式增长阶段。随着人们综合收入的不断提升，找寻乡愁、回归田园的欲望愈发强烈。过去5年，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数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32%和26.2%，2017年全国乡村旅游收入达到了7 400亿元，距离万亿级市场只一步之遥。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未来中国乡村旅游热潮还将持续10年以上，旅游接待人数的峰值估计会在2025年到顶，达到30亿人次。伴随着乡村旅游消费兴起的，是乡村投资规模的不断膨胀。民宿、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以及各类乡村旅游休闲地产投资迅猛增长，2016年，全国乡村旅游类产品实际完成投资3 856亿元，同比增长47.6%。

乡村旅游的爆发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新消费革命的版图之一，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三件套”，到2000年以后以汽车、住房为代表的高端消费，再到当下以旅游、健康、教育等为核心的消费趋势，中产阶级综合收入的不断增长是背后隐藏的主线，而这个阶层对身心健康、环境生态、休闲放松等需求的不断增长将推动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以自驾游为主力的乡村旅游快速增长，已经成功占据了旅游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个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在乡村与城市之间自由切换的“乡村旅居”将成为新的消费时尚。

根据农业农村部2019年4月的最新数据，一季度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同比增长8.7%，超过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2.7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2%，超过城镇增速1个百分点，中国乡村内需已悄然成为后来居上者。

●乡村旅游： 中国中产阶级的新宠^[10]

笔者认为，乡村振兴担负的重要使命之一，就在于以政府政策为引导，带动市场力量共同参与，不断挖掘与扩大拥有无穷潜力的农村内需，使得未来中国经济构筑在更为广大而坚实的消费社会之上。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以上，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然而这个水平线依然只有美国人均GDP 6万美元的20%，日本人均GDP 4万美元的30%。这个差距不妨可以从中产阶级比重这个角度来阐释，相比于发达国家50%—80%的中产阶级人口比重，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比重只有20%左右，而发展空间很大一部分就在农村。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占据劳动力比重不高的农民群体，往往不是这些国家的最低收入群体，而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农民收入都接近城市平均收入水平，是消费能力极强的一个群体。完全可以想象，未来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也将在农村诞生。

【注释】

[1]浙江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参见《班农： 偏执且疯狂的“冷战活化石”扭曲中美战略关系的努力注定徒劳》，《光明日报》2019年5月16日。

[3]参见郑永年： 《美国最怕中国成长为消费社会》，载于《参考消息》2018年8月8日。

[4]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

[5]参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是拉动内需被忽视动力》，载于《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11月21日。

[6]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7]参见金灿荣： 《2019年，中国外交怎么走？》，观察者网2019年1月2日。

[8]2018年8月20日，农业农村部和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在北京签署《共同建设乡村振兴示范省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浙江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带动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9]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新华社2019年3月6日。

[10]本书中标注▲的图片系作者购买于图虫创意网并经过授权可用于出版用途的作品；标注●的图片系作者拍摄的作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