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瓦吉吉到阿拉伯之春：揭示性别歧视引发的社会动荡

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帮助抵御了经济危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是双向的，农民工能借助小农经济来躲避危机，这也是中国经济具有非常强大的、外人难以想象的弹性的根本原因。

——仇保兴^[1]

2008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30岁的村民席树鹏和他的妻子从广东打工返乡了。2009年的农历春节还在2月份，在村民眼里，这个时间点返乡似乎要比往年提早了不少。不过，眼下提早回乡的可不仅仅是席树鹏这一对夫妇，放眼2008年的凛冽寒冬，中国有1 000万农民工早早地收拾起他们的沉重行囊，踏上了返乡的征程。

就在那一年，一场发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是欧美消费市场的迅速萎缩，直接影响到了中国这个已经开足马力生产多年的世界工厂，沿海外贸型工厂大量的对外订单被取消，接着便是数量惊人的裁员。

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说，因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1.3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大约有15.3%也就是将近2 000万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他强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农民工失业潮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2]

席树鹏之前在广东汕头的一家新能源电子科技公司工作已经有一些年头了，他的月收入将近2 000元，妻子也在当地打零工，月收入也有1 000多元。除了每月的基本日常开销，夫妻俩手头基本宽裕，还有余力给老家的父母寄一点钱。在席树鹏眼里，这样辛勤但不失希望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工厂通知他，他被裁员了。

在后席村，像席树鹏这样的返乡农民工不在少数。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说，不论是在沿海的大城市工作的，还是在北方当建筑工人的，村里大多数青壮年都大包小包地回乡了，村里又开始变得热闹了。后席村是中国劳动力输出第一大省河南省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全村2 000多亩地，和绝大多数中国农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土地七八块”的基本情况一样，后席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亩左右，辛辛苦苦地种上一年地，1亩地的纯利润也只有几百元，难以支撑一个家庭的存活。前几年，大量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土地闲着也是闲着，这些人就把土地借给了村里人种，换点粮食作为租金，而这些留守的种田大户因为扩大了种植面积，收入翻了翻，生活水平也提升了不少。可如今，这些外出的劳动力纷纷丢了工作而返乡，借出去的土地都在酝酿着要回来。席树鹏说：“我想去做点小买卖，可银行不会贷款给我，种地虽不赚钱，但至少饿不死。”^[3]回乡不久，他就把自家包出去的地要了回来，和席树鹏一样，后席村的很多返乡农民工都意识到了土地的重要性，只要自家一亩三分地上能长出粮食和蔬菜，生活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否则连吃的都要去街上买，生活的压力就要大得多。

“阿拉伯之春”

如果说这场发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瞬间把很多普通人的生活推向了深渊边缘的话，那么，美国之后推行了长达6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则把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放在了火上烤”。美国为了走出危机，凭借美元的国际基础货币优势，强行开闸放水，推动货币的量化宽松，在导致美元持续贬值的同时，将巨大的通货膨胀风险转嫁给发展中国家。量化宽松引发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特别是能源、食品、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这对于一些经济结构单一，粮食需要大量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异于迎头一击。

失业后还有一块土地的席树鹏，在危机度过之前，还能勉强维持生存，相较于他，北非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84年出生的布瓦吉吉，出生在突尼斯西迪布吉德的一座小镇上，从小失去父亲、家境贫困的他十几岁就被迫开始工作，由于学历不高、工作难找，布瓦吉吉只能沿街摆摊卖水果以供养母亲以及弟弟妹妹生活。布瓦吉吉每月能赚取大约140美元，除了要负责一家日常开销，还得供一个妹妹上大学，生活捉襟见肘。2008年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大量的廉价美元推进世界市场，大大地推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生活成本，加剧了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2010年，突尼斯的失业率一度达到了30%，物价的飞涨让布瓦吉吉每月140美元难以支撑家庭1个月的基本开销。为了维持经营，他以欠债的方式买下了200美元的货品。然而祸从天降，在布瓦吉吉设好摊位不久，警察就以街头摆摊违法的理由，没收了他的所有货品，当地的一位女性市政官员与两名警察还一同殴打了布瓦吉吉。在阿拉伯国家，遭受女性侮辱无疑加重了事态的严重性，受到侮辱的布瓦吉吉前往地方政府驻地投诉，告官无门后，愤怒的布瓦吉吉一气之下选择了自焚。

布瓦吉吉的死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对失业率高涨、物价飞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愤怒，居民纷纷走上街头，与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与社会动荡。执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在骚乱爆发后的29天就草草出逃国外，这就是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

布瓦吉吉的死成为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革命的火种，成为“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起点。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等国家相继发生抗议运动或革命政变，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巨大的动荡之中。多年之后，埃及总统塞西曾经总结“阿拉伯之春”给各国带来的灾难性损失： 超过140万人死亡，1 500多万人沦为难民，基础设施的损失高达9 000亿美元。^[4]

很多西方媒体简单地把“阿拉伯之春”意识形态化，将其归结为“颜色革命”或是“民主革命”，但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北非街头政治的出现，根源在于高通胀和高失业，运动的发生不具备政治诉求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而是整个社会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高通胀和高失业的背后，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延伸与蔓延，是美国通过量化宽松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直接结果。

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超过5 0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2 000万农民工失业，巨大的失业群体无论放在哪一个国家，都恐将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然而，中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危机，2 000多万失业人口像一波潮水悄无声息地回流到了中国广袤的农村。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曾说，正是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帮助抵御了经济危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是双向的，农民工能借助小农经济来躲避危机，这也是中国经济具有非常强大的、外人难以想象的弹性的根本原因。^[5]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一个被指责与批判的词汇，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一个带有明显“城市偏向性”和“农村剥削性”的结构。1949年后，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要求三农无条件予以支持，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取了大量的三农剩余，为工业化发展实现了原始资本积累，为此，三农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农民工进城务工、城市周边大量土地的征用等意味着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三农资源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不断推出各项惠农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费、新增农业补贴、农民工自由进城务工以及户籍制度的不断放开等，带有“农村歧视”倾向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在消解。贺雪峰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正从“剥削型”向“保护型”转变，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能使广大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保障了弱势农民的利益，更维护了社会结构的弹性，对于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知青上山下乡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城乡关系史，我们发现，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历次城市经济危机爆发时，多次充当了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角色，使得每一次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失业人口都在农村快速及时地消纳，避免了社会动荡，成为中国顺利渡过历次危机的稳定器。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多年前，一部名叫《孽债》的电视剧，勾起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这部改编自作家叶辛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讲述了5个孩子从西双版纳到上海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故事。电视剧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背景，一经播放就引发了轰动，拥有下乡经历的叶辛曾经感慨：“当年仅上海的知青就有100多万人，这个群体是如此的庞大。”^[6]《孽债》是属于上山下乡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无论这段回忆是苦涩的、回甘的，还是难以言说的，里面都储藏着这一代人曾经艰难的生活、凄美的爱情和无悔的青春。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这一场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知识型人群迁徙的运动肇始于经济与就业原因。

知青上山下乡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初等教育的比例远大于高等教育，毕业的中小学生逐年增多，因为无法进入大学深造，城市就业机会也不足，这部分学生群体的就业逐步成为亟须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国家开始号召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高高兴兴返回家乡，参加农业建设，又动员城市的年轻毕业生下乡。在决策者看来，农村与农业吸纳过剩劳动人口的能力要远远超过城市。此外，苏联的成功经验也给了决策者信心： 在1954年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中，苏联一改以往移民开荒的办法，而是鼓动城市青年下乡垦荒。27万苏联青年下乡，不仅一举解决了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消除了粮食短缺。

以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及单一公有制的经济体制，是决定中国城市经济难以吸纳较多就业人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具有资本密集度高、投资回收期长、吸纳劳动力功能弱等特点。20世纪50年代，刚从抗美援朝战争中缓过来的中国，考虑到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大量引进苏联外资与技术，不得不维持以重化工为特征的“输血型经济”，就此艰难地开启了工业化之路。50年代末，由于中国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开始寻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中苏的“蜜月期”很快走到了尽头。伴随着苏联大规模外部投资的撤出，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难以为继。与此同时，随着单一公有制取代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个体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原先通过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就业的渠道被堵死。1960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负增长，财政赤字危机爆发，城市经济进入萧条阶段。1962年，城市就业人口从1960年的1.3亿人陡然大幅下降至4 537万人，8 000多万的城市失业人口短时间内出现，城市就业危机爆发了。

20世纪60年代初，上山下乡成为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农村不仅仅成为吸纳城市失业人口的庞大蓄水池，更要为城市工业化提供更多的资源输出。1965年，周恩来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长期绵延不断的工作，其目的是要使城乡结合起来，工农业结合起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将来是要使这三大差别逐步减少、消失。”

1968年，毛泽东发出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迎来第一波高峰，仅1968、1969年两年，就有超过4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在这第一波高峰的背后是城市经济的进一步恶化，随着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严峻，1965年开启的“三线建设”将全国基建资金的一半用于战略大后方的建设，这项客观上只是国家产业资本纵向平移的战略调整，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除了兵工厂和三线建设，城市人口很难找到就业岗位。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后的几年内，城市生产力集聚下降，粮食减产、工厂停工，城市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持续降低，加上招生考试中断，超过400万人无法进入大专院校的老三届学生大量积压在城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充斥着饥饿、狂热以及混乱的城市像一口通红憋闷的热锅，随时都有炸裂的危险。1968年4月，中央正式提出“四个面向”，即发动城市过剩人口“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导引分配，给城市释放压力。之后的几年内，城市青年下乡的规模保持在每年100万人左右。1970—1972年，全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过热期，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新一轮的城市经济危机又爆发了。随之而来的1973年的通缩措施调整，中央提出严控职工总数增长，3年内不招工。于是，从1974年开始，新一轮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又开启，仅1975年一年，人数就高达250万左右。

在艰难的工业化发展之路上，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与代价，三农则在其中扮演了现代化稳定器与劳动力蓄水池的角色。在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化发生危机之时，高度组织化、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三农组织，打开了城市过剩人口疏解的大门，吸纳了超过2 000万的城市被排斥人口，消除了大规模社会动乱的隐患。(www.xing528.com)

以中国经验横向比对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土地过度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呈现出单向化而非弹性的双向化，农村由此丧失了劳动力蓄水池的天然功能。城市危机一旦爆发，无法将失业人口导入三农，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由此产生出贫民窟这样的城市肿瘤，失去土地基本保障的城市贫民亦成为永远无法消除的社会动荡因子，等待着下一轮危机的到来。

输 入 型 危 机

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结束，历经20多年、总计约2 000万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一次庞大的知识型群体的大迁徙，这与几十年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另一波规模更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大迁徙，形成了独特的对比，两者构成了中国现代城乡大规模人口对流的奇特图景。

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农村是一个以高度组织化、集体化的人民公社为细胞的有机体，“大锅饭”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城市失业人口下乡成为可能，此外，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以及毛主席独一无二的号召力也是促成城镇化人口逆向流动的必要条件。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土地小农化回归”取代“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宣示了农村组织失去了新增外来人口所需的弹性，城市失业人口也就丧失了回归三农的原有条件。20世纪90年代初，以三大赤字引发高通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再度来袭，以朱镕基为首的中央政府大刀阔斧推进系统性改革。其中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抓手的国有企业改革催生出了千万级的城市失业人口，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荡风险，然而这次危机已经不具备向农村转移过剩劳动力的土地层面的基础条件，因此，中央政府只能系统性推出包括汇率改革配套出口导向战略、分税制改革、城市化战略配套开放房地产市场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借助大力度的经济结构调整，解决经济长远发展与近期就业问题。温铁军在归纳中国60年历次经济危机转嫁规律时指出：“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工业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就能得到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并引发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外向型出口战略浮出水面，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随即远征欧美，催生出中国的新一波经济繁荣，大量的农民开始离土离乡，进城兼业。而另一驾马车，以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则进一步推动了广大的农民从土地中剥离出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将成为影响21世纪全球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这个颇受第三世界尊重的经济学家解释道，中国的城镇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5亿的巨型劳动力增量，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劳动力的总和。

中国城镇化的主力，就是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最早夹带着尘土与歧视的字眼，这个从千年中国传统小农土壤里走出来的、规模庞大的群体，已然成为当下城乡流动人口的主力军。截至2017年，这支队伍的数量已达2.87亿人，几乎相当于美国的全国总人口，两倍于日本的全国总人口。2017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3%，而其中的差距就是这支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巨大群体。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提出加快户籍改革，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然而并非所有农民工都愿意放弃农村户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村户籍在土地产权上拥有的特殊权力，即农村承包地的承包权和农村宅基地的权力。这样的农民工群体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大中城市周边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农民工，其所拥有的承包土地及农村房产所代表的价值也更高，这类人群既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又占有农村户籍的特权；还有一类是难以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具有临时性，扎根城市的能力弱，一旦风险来临，最早失业的人群就是他们，就算拥有城市户籍，他们也很难在城市拥有体面的生活。贺雪峰认为，当下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不是制约城镇化的主要障碍，相反，实际上已经变成保护性结构，土地对于农民实际上是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激进地推进城镇化，让农民工失去土地，只会打碎这个弱势群体的最后生存保障，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风险。

2008年的经济危机属于输入性危机，失业的主体是原本就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工，这些在农村拥有一亩三分地的兼业农民很容易就能通过返乡来躲避危机潮，等危机过后，再伺机返城寻找工作。

席树鹏所在的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劳动力输出的第一大省。2008年的河南转移输出劳动力2 100万，其中900万人在河南省内务工，1 200万人在省外寻找就业机会，农民工人数占到了全国农民工总量的1/10。2008年的12月，和席树鹏一样，河南回流的农民工数量急剧增长，超过了370万人，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因为经济危机丢掉了工作。在河南，人均1.1亩耕地的现状，虽然能给一部分农民工提供最底线的生存保障，但大多数农民工在失业后并不愿意重操旧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由于习惯了城市生活，且没有务农经验，在很多地方政府眼中，如果外部危机长期盘桓，这个“农二代”群体可能会成为乡村治安恶化的最大隐患。

2008年11月，中央政府以霹雳手段推出总额高达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投向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方面，其中涉农投资超过了1/3，吸纳了大部分失业农民工再就业。到2009年3月，河南省失业的300多万农民工中，就有200万人顺利转移就业。4万亿迅速稳定了快速下行的经济势头，保住了平稳的经济局面，解决了大部分失业的农民工再就业问题，将社会不安消除在了萌芽阶段。

蓄水池的修复

历史上的危机处理经验，让中央政府与决策者看到了三农在危机过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未雨绸缪地推出“蓄水池”修复的各项措施。

2000年国家开始在江西试点取消农业税，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这项延续了数千年的第一税赋进入了历史。农业税赋取消的背后，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税在整体税收结构中比重的不断降低，2003年比例已不到1%，另一方面农业税征收成本高昂，税钱甚至抵不上税务部门的各项开支。

2005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新阶段，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过多年发展，中国98%的行政村实现了五通(路、电、水、宽带和电话)，乡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为乡村创业与内需提振搭建起新平台，农村成为“鸡犬之声相闻，微信群里往来”的新世界。

2008年以后，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持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历史性超万亿。此后，“美丽中国”“美丽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新概念、新理念层出不穷。2015年，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目标直指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7年，习近平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重中之重战略地位，切实把农村农业优先发展落实到实处”，将三农问题解决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全面实现。

中央持续加大三农扶持力度的结果，是农村蓄水池功能的不断完善、农村创业环境的提升，以及乡村内需市场的进一步打开。截至2017年，已有50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这一数字还将继续扩大，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正构成当下逆城市化的一道新风景。农村基础设施的提升、城乡收入的不断缩小，亦打开了农村久违的内需市场。

【注释】

[1]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2]参见陈锡文在2009年2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3]参见《财经》杂志总第229期，2009年1月19日。

[4]参见埃及总统赛西于2018年1月17日的公开演讲，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5]参见CCTV2《中国经济大讲堂》2018年4月12日节目《仇保兴： 城镇化，我们如何规避误区？》。

[6]参见《孽债： 作者叶辛计划写更多有思想性的知情故事》，东方网2013年。

[7]温铁军： 《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