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的缘起

周　柔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利用传媒反腐倡廉。其直接动因是：执政地位要求党开展反腐倡廉的新探索；党员、干部成分的复杂化使反腐倡廉建设更加紧迫。现实条件是：党掌握了大众传媒的领导权，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关键词】党建；反腐倡廉；中国共产党；大众传媒；缘起

反腐倡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认为报刊、电台等大众媒介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成为约束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武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利用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进行反腐倡廉建设。

一、刚取得执政地位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腐倡廉的新探索

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意识到执政之后即将面临防腐拒变的新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醒全党领导干部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如何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变化，不断探索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形式新方法，这是刚刚取得全面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之后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会议认为此时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已经萌生了消极享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领导者要警惕“糖衣炮弹”，力戒骄傲，工作上取得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这是保持团结的重要条件。党的领导者要廉洁自律，自觉抵制腐朽特权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三反”运动中揭露出的许多领导干部的贪污犯罪就与资产阶级有直接关系，“各地机关、部队专门派人到上海核对‘三反’材料的有3765个单位，案件6.3万余件，涉及上海的私营工厂、商店2万户。北京市‘三反’运动开始后，仅一个星期就揭露出有2923人的贪污受贿问题与1659户工商业资本家有关”（孙瑞鸢：《三反五反运动》，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二）官僚主义作风和以权谋私现象的凸显使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任务更加艰巨

官僚主义是剥削思想的产物，主要表现为脱离群众，以“官老爷”自居，不与群众紧密联系，置群众利益于不顾，“贪污、浪费和违反财政纪律现象之所以相当普遍存在，是和各单位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温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如“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农业部在陕西关中地区发放了200余万斤棉籽，可播种棉花17万亩，但这个工作没有做好。从收购到储存、试验、发放，存在着一连串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收购时检验不认真，将新、陈、好、坏的棉籽都收了进来，储存又不注意，致使棉籽受潮发霉。各推广站试验时，有的出苗率只有30%，却不上报；有的假报出苗率为50%，未经检查便信以为真，作为一般标准采取加倍播种方法，向下发放。播种时也不向有经验的棉农请教，采取补救办法，以致后果严重，棉花出苗率只有一成左右。国家损失投资30亿元（当时货币折人民币30万元），群众的损失更大”（常黎夫、姬也力：《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一年——纪念彭德怀同志九十诞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在西北局全体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报告，指出这一典型事例，在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动。随后党中央将这一报告选为整党文件印发各地，并指示新华社进行广播宣传，使全党干部从中受到了教育。

二、党员、干部成分的复杂化使反腐倡廉建设更加紧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许多资产阶级、旧官员、旧知识分子中的投机分子和捣乱分子浑水摸鱼，纷纷急于加入中国共产党，表面上看是积极拥护党组织，实际上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今天，革命已在全国胜利，情形就更不同了。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会有很多腐败、投机分子想要混进党内来，而且由于地方党政部门把关不严，没有充足精力培训党员，据1951年春统计，全国共有共产党员580万人，其中仅1949和1950年就新增加党员270万人，党员数量发展迅速并且成分更加复杂。刘少奇指出：“全党党员数量最近两年迅速地增加了约一倍，这已经是不妥当的。”党员数量的激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但由于入党时培训和把关不够，新党员整体素质较低。新增的270万人中不乏投机分子和捣乱分子。而干部成分的复杂化给反腐倡廉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1951年3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由于党的和非党的干部大量发展，从国民党政府机关留用下来的非党干部就有百万人左右。这些人思想方面还存在着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小农意识和官本位思想，这将不同程度地给新政权带来官僚主义的危害，使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中国共产党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具备现实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大众传媒的领导权(www.xing528.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所管辖大众传媒的干部任免权领导和管理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新闻事业，逐步采取措施接管了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大众传媒，重新整合和管理，并对少数民营大众传媒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设起新民主主义大众传媒体系。大众传媒体系领导权主要属于中宣部，下设各级领导机关，如新闻总署、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地方再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中国共产党对大众传媒的领导，有利于党通过大众媒体开展相关反腐倡廉的建设。

（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广大人民群众拥有了较为广泛的政治权利，参政情绪不断高涨。1951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处理的群众来信就多达19660封。这些信件中涉及控告干部、提出各种建议及反映问题等各方面的内容。195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通过并实施，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政热情。在第一次全国性的公民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有2.78亿，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在随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全国各地群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人民群众通过报纸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批评监督的积极性也较高，1950—1953年，仅《人民日报》就刊登了4243篇读者寄来的批评性报道，日均刊登批评稿超过4篇。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1922年，中共中央创办了机关报《向导》，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地位的确立，党也逐步认识到报纸刊物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份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该报明确指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 1934年前后，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约34种，而且发行量都达到了几万份，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量已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的发行量。在随后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就对利用报纸杂志开展反腐倡廉进行了初步探索。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就开始利用报刊开展党内教育，《红色中华》在创刊时就强调：“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1938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认为，党报应该遵循党的政策，地方党部必须把党报、杂志上主要同志的论文，当作党的政策和工作方针。可见，利用党报杂志对全体党员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文章作为开展党员自我批评的重要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党内反腐倡廉教育的早期探索。1948年10月，分管新华社工作的刘少奇在与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强调：“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

利用报纸杂志揭露领导干部的贪腐行为从而实现群众对权力的监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又一重要举措。在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开辟了《黑报》《反贪污浪费》两个专门揭露苏维埃干部和工作人员中不良行为的专栏。《黑报》专门揭露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则专门披露贪污浪费事件，其中第168期的10个版面中就有7个版面涉及违法乱纪的报道。

（四）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报纸上宣传介绍苏联共产党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派出记者代表团到苏联交流学习。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共产党随即把舆论监督的对象从资产阶级政权和当权者转向无产阶级执政党及工作人员，开始由主要监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转向监督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和错误行为。苏联在新闻理论和报刊实践中有不少新的探索。主要有：一是利用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普切林认为苏联共产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是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保证”。在党内进行批评对任何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都是有益的，只有从犯错误中学习，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为了保证报刊的顺利发展，1921年12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地方报刊的决议》。1922年3月，苏联十一大通过的《关于报刊和宣传》，确认报刊是影响群众、组织群众为之斗争和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坚强有力武器之一。

学习苏联的经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195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列宁《论我们报纸底性质》，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毛泽东同志《论自我批评》，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作为各级党委和党报党刊在讨论和执行本决定时的学习资料。”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新举措：一是在报纸上广泛介绍苏联共产党办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1950年1月4日，《人民日报》新开了《新闻工作》专刊，编者提出要大量翻译有关苏联丰富经验文章，“至1950年12月止，《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专刊，刊登翻译了列宁、斯大林利用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开展工农通讯员活动的工作经验文章近30篇”（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列宁、斯大林和苏共的相关文件被大量翻译推广学习。北京三联书店翻译推出了有关苏联办报经验的书，其中刊登的苏联译文，除针对重大事件者外，比较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如有关马列主义宣传、干部教育和党的工作方法等。二是派新闻工作人员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开展面对面学习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派遣许多记者到苏联《真理报》社和塔斯社学习。1954年1月8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率领各新闻工作人员代表团访问苏联，学习苏联经验。邓拓在感谢莫斯科对代表团的热烈接待时指出：“中国新闻工作者此来是为了全面学习苏联报纸的先进经验。”1954年之后，中国逐渐出现学习苏联办报经验的高潮。

（作者单位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