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利用资源缩小资源利益差异的对策探讨

为实现缩小我国资源利益差异性的目标，首先要区分资源利益差异性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同表现。该差异性在时间上的表现反映在我国当前资源利益和未来资源利益、当代资源利益和后代资源利益的不协调上。要缩小资源利益在时间上的差异性，重点在于对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区别对待。不可再生资源或储存性资源的突出特点是当前的消费速度会影响未来的可得性，这意味着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有着此消彼长的冲突关系。人类在处理这类资源的关键问题在于掌握时间上最佳的利用速率，使有限的可利用资源在到达数量极限之前能在各期内合理分布，实现资源利益的最大化，那么难点也就在于寻找最佳的利用速率和配置效果。我国的不可再生资源蕴藏丰富，品类齐全，包括石油、煤等重要能源，这是自然优势，但是相对地，我国的消耗量也巨大，举例来说，2011年我国的已探明煤炭储量是2 157.9亿吨，煤炭消耗总量是34.2亿吨（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消费量相当于总储量的1.6%，如果没有新的煤炭资源的探明以及煤炭的进口，那么意味着在70年之后所有的煤炭资源将耗竭，我们将面临无煤可用的困境，经济发展也无以为继。因此在我国实行不可再生资源最佳配置、优化利用的政策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许多学者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内才能创建可实现最佳速率消耗的必要条件^[11]（Fisher，1981），历史证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在我国资源产权国有化的背景下，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导致了寻租、与企业勾结等腐败行为产生，控制权主体的逐渐收益行为就是“印度综合症”——贿赂权通过规制和许可证系统化^[12]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非法企业和政府获利，合法企业被“劣币”驱逐，资源流向非法企业，而无法保证资源流向的效率性和优化。资源市场的建立可有效规避这一风险，把资源控制权放到透明、公开、公正的市场上进行转让，有需要的、也愿意为资源的控制权、使用权付出经济代价的企业最终获得资源的转让，以保证资源流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因此，资源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最佳利用的必要条件之一。

可再生资源或流动性资源有特殊的可再生性，在使用、消耗、加工、废弃等过程后能自我修复、还原、再生，从而具备循环、反复利用的能力，与不可再生资源形成鲜明对比。在保证一定的自然条件和外在环境的情况下，可再生资源的量可基本维持一定，甚至能增加。所以人们对它的关注点集中在如何合理维护、保持更新、再生速度，而不是探索资源极限的最高点。水、大气、生物、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属于可再生资源，我国的可再生资源也非常丰富，开发利用潜能巨大，可为经济发展做出非常积极的贡献。但是资源数量上的丰富以及可再生的性质并不代表它们是永久的资源，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如果不能满足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这种“无限”的状态也会变成“有限”，因此要有限度地使用。它们虽然可自然更新，似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少，但是一旦人类的不当使用超过其自身的更新、再生或繁殖能力时，这些资源的数量会递减，特别是那些面临临界带的资源，供给流的自然恢复速度跟不上耗竭的速度，那么它们跟不可再生资源一样，也有被掠夺到灭绝的危险。因此，对于控制资源消耗速度和支持资源自身更新能力维护的政策对于保护可再生资源是必需的，比如建设大型的回收利用网点，建立循环利用的激励机制等，从政策上支持、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从而在不影响当前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未来利益的存在和实现。

我国资源利益在空间上的差异集中表现在东部和西部资源利益的不一致，这有其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沿海地区因其便利的交通位置，经济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生产工艺先进，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劳动力素质较好，金融业发达，资金比较充裕，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改革开放以来享受了国家赋予的诸多优惠政策，主要生产和输出精加工、深加工和附加价值大的制成品，但能源、矿产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储量稀少。中西部地区的区情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刚好相反，除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广阔、低素质的劳动力更加富裕外，其他方面例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资金拥有量、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主要生产和输出自然资源及其初级加工品。简言之，从自然因子的角度看，西部远远优于东部，从技术和制度因子的角度看，东部先进于西部，两者间的资源利益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增长的速率不同。(www.xing528.com)

为平衡空间上的资源利益差异、缩小双方的差距，应强调尽量发挥双方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促进繁荣和稳定。西部要发挥资源自然禀赋高的自然条件优势，东部要发挥技术先进、制度成熟的社会条件优势，以东部的技术和制度来促进西部的自然优势的发挥，以西部的自然条件来支持东部的经济发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