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自然因子为人们可获得的资源利益设定了一个最大限值,相当于为人们建立了一个资源利益的大仓库,但人们最终能拿到多少好处还跟其他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技术是人们把资源利益运出仓库的工具,如果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那么就为把所有资源利益运出“仓库”创造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为人们获得最大限值的资源利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技术对资源利益的作用机制是通过资源利用效率而建构起来的,资源利用效率是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管理的重要指标。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增加资源利用效率,因为它能有效促进资源的利用、对污染的控制,还有助于资源的替代和节约、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技术对资源的正面作用已成为学界研究的关注点。有许多实证分析试图证明技术水平与资源利用率之间的关系,马海良等(2012)关注技术进步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贡献,发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加1%,将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分别增加0.37%和0.27%[2],这从数量上证明了技术与资源利用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延伸来说,资源利用效率直接影响资源利益量,在资源消耗量相同的情况下,资源利用效率越高,获得的资源利益量越大。通过资源利用效率这一中间桥梁,建立了技术水平与资源利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技术水平越高,资源利用率越高,从而可获得的技术资源利益也越多,反之亦然。
根据第四章的分析,我们清楚了解到技术是获得资源利益的重要条件,同时它也是导致资源利益差异性的三大因子之一。无论是资源开发技术、资源利用技术,还是资源保护技术,它们对维护资源利益、保持资源利益的可持续发展都意义重大。
综观我国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评价有关资源的技术水平的标准尚未完全成形,因此确定这一数据需要借助考察其他的数据。一般认为它与整体的技术水平发展程度、对科学研发的投入以及经济水平息息相关,在经济越发达、对科研越重视的地区,技术水平越高,在经济欠发达、对科研投入不足的地区,技术水平就越低。地区间的技术水平的差异造成资源利益在空间上的差异,成为技术资源利益的空间上的差异。
在我国,东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普遍比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平高。用Deap2.1软件可计算出我国各地平均的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3]并整理出以下结果见表7.3:
表7.3 2003—2009年中国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值(www.xing528.com)
结果表明东部地区2003—2009年的技术变化率平均达到4.6%,超过中部地区的0.8%和1.1%。这说明了东部地区在科研开发、技术引进等方面领先于中西部,继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并持续扩大与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利用先进的技术,东部地区能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和管理资源,从同等量的资源消耗中获得更高的资源利益。这一推论可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的数据中得到印证。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公布的数据,2011年,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的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工业能源消耗量/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值为0.739,意味着生产1单位的工业值需要耗费0.739单位的能源,也就是说消耗1单位的能源能生产1.353单位的工业值;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的平均值为0.978,意味着生产1单位的工业值需要耗费0.978单位的能源,也就是说消耗1单位的能源能生产1.022单位的工业值;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的平均值为1.388(其中西藏的数据缺失),意味着生产1单位的工业值需要耗费1.388单位的能源,也就是说消耗1单位的能源能生产0.72单位的工业值[4]。由此可见,由于地区间技术水平的差异,每消耗一单位能源,各地区可生产的工业值量有差异,东部可生产的工业值最大,为1.353,意味着它获得的资源利益量最大,西部可生产的工业值最小,为0.72,意味着它获得的资源利益量最小。本书选取2011年一年的数据为例(2011年后国家统计局数不再发布该项数据)来说明技术资源利益在空间上的差异,事实上,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04—2011年,这一东高中西低的现象一直存在,东部的技术资源利益一直优于中西部的技术资源利益。如果把中国的地区继续按行政单位划分的话,也可看到各省在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上差异。再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北京市的单位工业生产总值能耗最低,为0.46,也就是说1单位能耗能产生2.173单位的工业值,宁夏省的单位工业生产总值能耗最高,为2.28,也就是说1单位能耗能产生0.439单位的工业值,两者间的资源利用效率相差将近5倍,可见两者之间的技术资源利益差异非常明显。这表明了在我国,不仅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存在着技术资源利益差异,各省之间也存在技术资源利益差异,证明了技术资源利益在空间上存在差异。
技术资源利益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时间上。回顾我国的发展史,随处可见生产力进步、技术创新发展的痕迹,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技术也日新月异、飞速提高。
有关于资源利用的技术进步成就也有目共睹。最突出的是那些惠及全国的资源利用工程。如西气东输工程,利用自动化控制技术,采用干支结合、配套建设方式,建成了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上海、全长4 200千米的输气管道。这么大规模、高技术的工程在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初期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远没有现在发达,所以无法克服恶劣地理环境、施工条件所带来的困难和阻碍。正是由于技术的发展,2000年之后西气东输工程才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始动工;建立这一耗资巨大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对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它减轻了我国工业对煤矿的依赖,增加了天然气的开发利用,调整了我国能源和产业结构,使能源结构更合理化,既通过利用天然气增加了资源利益,也保证了煤矿的不过度消耗而导致枯竭,保障了未来的资源利益;它给沿线的居民带去了可直接利用的资源,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与煤相比,天然气更清洁、对大气的污染更少,有利于空气、环境的治理;对西部人民来说,它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了西部的经济发展;对东部人民来说,解决了资源匮乏的困境,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除了西气东输工程之外,还有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工程,它们同样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起大规模的、把自然资源利益丰富地区的资源输送到自然资源利益贫乏的地区,实现优势互补,既为前者带来直接的资源的经济利益,又为后者的生产生活、经济发展提供直接的资源要素。如果没有这些先进技术的存在,在几十年前或者几百年前,这些巨大规模的工程是不可能实施的,所以技术的发展程度影响着各个时期、时代的资源利益的获得,也就是说,它会造成资源利益的时间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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