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空间探究

经济增长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之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或产出水平的提高，通常是用某一期的经济总量与前一期的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为常用指标）相比而实现的增长量大小来表示。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首先，它是在不同时期的经济状态的纵向比较，显示出一种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为正，一般说明经济状况改善和扩展，经济增长为负则说明经济状况的退步甚至是恶化；其次，它不由单一的因素决定，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集合体，其中的各种因素的主次地位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对经济主体来说，经济增长是它们所追求的现实目标。经济增长意味着生产力进步、财富增加、工作机会增多、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因此它对整个社会进步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正因为经济增长是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在经济学这门学科确立以来，它就在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成为经济学家争相探索的研究主题。研究的重点就是引发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试图找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这一研究历经几个阶段，研究的侧重点也经过了多次转变，不同学派的学者根据自身的理论背景对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作出了多样解读。

早期的经济学研究聚焦于财富增长问题，这也是经济增长研究的雏形。古典经济学派就已开始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了资本积累对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性。他认为资本积累能增加生产性劳动，扩大生产规模，资本积累也能引致分工的专业化和先进技术的运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它是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途径。亚当·斯密阐释了分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内在联系，从而确立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地位。大卫·李嘉图在对收入分配的分析中发现了资本积累和收入、财富增长的关系，他承认资本对财富积累具有推动力，因此在收入分配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哈罗德在1939年发表的《论动态理论》揭开了经济增长研究的序幕。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大萧条之后，凯恩斯的“以需求拉动经济”的理论盛行，在此理论影响下，哈罗德和多马分别建立了以资本积累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即“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可简化表述为：，其中Gw是有保证的增长率，s是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Vt是资本产出比。这一简单的公式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比（或资本生产率）成反比。在某一时期内，假定资本-产出比是既定的，那么经济增长率就完全与资本积累率呈同比例变化，后者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数量上来看，资本积累率增长1%，经济增长率就为1%，资本积累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这种对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意义的强调，凸显了资本在经济增长上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了“资本决定论”，可以说是内生增长模型的雏形。这一模型特别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处于匮乏状态，即使劳动力资源丰富，它也不能替代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因此非常有必要强调资本与产出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使其成为发展经济学分析的一大利器。

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学家把眼光转向技术因素，检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意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索洛，他利用全要素分析法，把刨去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率之后所剩下的贡献因子定义为“索洛余数”，索洛把这一余量归因为技术进步，他认为除了资本和劳动之外，技术也是经济增长的一大源泉。^[1]索洛模型可简单表示为：k·＝sF［k，A（t）］－（n＋δ）k，k·为人均资本增长率，s为储蓄率，k为人均资本，n为人口增长率，δ为折旧率。在此模型中，人均资本增长率代表了经济增长率被放在等式的左边，而人均资本、技术、人口增长率（代表劳动因子）和折旧率作为解释变量被放在等式的右边。首先索洛承认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次，在此前提下，他放弃把技术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的做法，考虑到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这符合现实情况。这一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摆脱了把技术条件当成既定量的缺陷，也考察了在资本和劳动投入已接近饱和、收益递减的条件下，新的技术因素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动力和活力，这使经济摆脱了收益递减的约束，也明确了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也突破了“唯资本论”的局限，开拓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除了索洛本人的技术进步解释论，围绕着“索洛余数”这一经济增长领域核心概念，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试图把这一余数内生化到增长模型中，提出了新的从外生到内生的研究路径，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一批经济学家发表了很多以“内生技术变化”为主题的论文，如罗默、杨小凯、卢卡斯和诺斯。他们认为导致技术进步的原因主要是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引入知识或人力资本因素来反映技术进步，使技术内生化，他们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研究转变了方向和侧重点，也形成了一系列新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理论集合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www.xing528.com)

一是技术进步内生的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罗默。该理论的核心为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变量刺激经济发展，它是技术的内生化变量。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这一特性首先体现在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它不仅本身能带来经济收益，还能通过与资本和劳动等其他要素相结合来增加经济收益，比如提高资本的利用率，这是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两大渠道；这一特性还体现在产出增长对知识积累的促进作用，在经济收益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通常会加大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以实现收益的继续增长，这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科技发展、创新，促进知识积累。这一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系统为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助力，保证了知识积累的不间断，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一理论扩大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劳动力概念，以“人力资本”代替，即人力不仅包括现有的劳动力数量水平和社会平均的技术条件，还包括了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技术培养等，而人力资本指的是用于增强人的体力、智力和技能的投资^[2]，它是把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既可表现为社会中一般共有的知识、技术形式，也可表现为劳动者自身所具有的劳动技能。此模型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单独的因子，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卢卡斯更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根据卢卡斯的理论，人力资本积累有两大方式：一是通过培训和再教育，这是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二是劳动者自身在生产过程中学习掌握技能、积累经验，即阿罗的“干中学模式”，这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也是对“内在效应”的补充。这两种积累途径的区分拓宽了人力资本积累的范围，也为一些教育培训经费匮乏的国家和企业提供了另一种积累人力资本的新道路，在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这也是卢卡斯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

新经济增长理论以知识为基础，把技术内生化，鼓励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使原本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让位于技术和知识，这刺激了高科技和知识时代的到来。

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正在逐渐完善：从最初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建立，到索洛的含技术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线就是寻找刺激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经历的主要步骤就是核心要素的寻找—受到投入要素禀赋的约束—突破约束。从资本中心化开始，确立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需求不足，所以刺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大投资力度，以需求的增大来促进生产，这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来作为支撑。从这一角度来看，资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随着资本投入量的上升，有一个规律不可回避：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在这一规律作用下，当资本量达到某一水平后，继续增加资本反而会导致产出收益的下降，由此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开始探索其他刺激因素，发现新的技术条件下，资本的活力被重新激发，资本的收益率得到改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也会放松，因此得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的结论，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仅把技术条件当成外生变量这种静态分析方法不利于探究技术对经济的作用机理，因此展开了技术内生化研究。把知识和人力资本投入当作技术的载体，知识积累程度越高、人力资本投入越大，说明社会和个人的技术水平越高，对总产量的正面作用也越明显。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新经济增长理论修正了技术外生化缺陷，突出了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们也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在该理论指导下，迎来了高科技革命和知识革命。

很明显，经济增长研究沿着“资本—技术—内生技术”的脉络，每一发展阶段的核心价值都对应当时经济发展背景，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所要把握的也是对现实的理论性解读。

现阶段，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再是资本的不足、技术的落后，而是来自自然的约束——资源约束，而且这一约束与生俱来，因为资源量本身是有限的，加上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性和资源地理位置的固定性，使得资源稀缺性特征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经济活动在不断扩展，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和资源两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经济活动越来越受到资源的限制。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我们开始重视资源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