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制度变化分析

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它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具体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最终的资源利益配置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将资源损耗、环境损害和社会效益考虑纳入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之中，建立体现生态文明的相关制度。从全球来看，生态文明制度与资源利益的时间和空间利益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石油为首的几种重要资源供应量极速减少，世界各地的森林资源减少和土地荒漠化现象愈演愈烈，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源量的绝对极限。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全面地阐述了资源衰竭、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为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系统地考察了工业化、人口增长、资源枯竭和环境加速恶化等全球性问题，认为资源是有限的，地球是有限的。这些研究都在向人类昭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与人类经济活动所需资源的无限性相矛盾，因此，人类必须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从资源的时间利益差异性来看，生态文明制度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当前的资源利益，但是会增加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源利益，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滑各期的资源时间利益差异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扩大相对同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益的不可分。据统计，近2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比发达国家快80%，世界矿产资源需求增长的近2／3也是来源于发展中国家。^[21]因此，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时，增加过多的生态文明制度的约束可能会减少一国的资源利益。然而，这仅仅是减少了当前的资源利益，而保护了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利益。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唤醒了人类对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关注。1992年联合国所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中通过的《21世纪议程》进一步加强了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观。此后，以挪威、德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将资源核算纳入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生态文明制度的具体制定在我国也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也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www.xing528.com)

从资源的空间利益差异性来看，不同国家的生态文明制度可能会引起全球资源利益空间转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空间利益差异性影响存在较大不同。目前，各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其目标函数存在着差异。生态文明制度约束程度的差异使得资源为各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不一样。大多数国家都是遵循“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所以，发达国家目前正处于环境治理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大量汲取资源利益，环保意识薄弱，过强的资源利益制度制约会影响其经济发展。然而，发达国家内部较强的资源制度约束并未使其放弃高污染产业的生产，伴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发达国家将高能耗型产业转入发展中国家，变向从发展中国家掠取资源利益，如在1990年，发达国家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达79.3%，其比重年均下降0.4%，到2000年比重达76.1%，随后年均下降1.2%，至2005年降为71.6%。^[22]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利益流向了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高强度资源制度反而助推了其向全球吸收资源利益。表面上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因为较弱的生态文明制度而没有抑制当前资源利益的获得，实则是发达国家借助发展中国家较为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从其获得了较多的资源利益，反而加大了资源空间利益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