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源利益制度的演变分析

国际资源利益制度变化由国际能源利益制度的变化和国际气候利益制度的变化来表现。

国际社会围绕能源这一问题已经形成了形式丰富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能源合作制度的实质仍是“无政府下的独立行为体之间争夺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17]国际能源市场不仅涉及各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关系，而且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权力分配相关联。^[18]

就世界上的相关能源利益制度制定机构而言，目前有关能源制度指定机构包括G7集团、国际能源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这七个国家作为主要能源消费为协调经济政策，形成了G7集团，目前这七国集团在国际能源制度制定中充当着决策者的角色。但是，G7集团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其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等方面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很难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且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源机构，那么它们所制定的相关能源政策就很难保证有效地执行。国际能源署是1974年经合组织针对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而设立的多边能源组织，目前其成员国有26个。国际能源署的宗旨是：保障公平合理的石油供应；保障紧急状态下的能源供应与分享；增进石油生产国与其他石油消费国的合作关系；推动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达成谅解；建立国际能源情报系统与国际协商机制；促进加强新能源的研发。^[19]然而，该机构是与经合组织挂钩的，突出了相对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很难建立有利于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此外，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是1960年成立的，现有14个成员国，这一组织控制着世界上2／3以上的石油储量，并为世界上提供了40%左右的石油消费量，自成立以来，曾多次通过价格上涨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经济平衡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OPEC被视为石油卡特尔，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与其抗衡，近年来，一些成员国遭到了瓦解，其对世界能源制度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弱化。

如上所述，能源利益制度的建立离不开能源经济与政治权利的结合，无论是生产国还是消费国，都会利用国家主权来干预能源市场，能源的价格并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正是因为能源市场不仅涉及一国的经济利益，更关乎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当今的国家能源利益制度存在垄断和诸多不平等的地方。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在分析国际能源机构时得出结论：美国、英国和德国把持了国际能源机构中的关键位置，形成了“核心集团”。在国际能源机构中，尽管表面上有些政策被制定出来，但是一旦触及核心成员国的利益，这些政策或机构就变得形同虚设。也就是国际能源利益制度只是一些核心成员国的利益体现，长此以往，已经俨然变成核心集团追逐能源利益的一种手段。(www.xing528.com)

国际气候制度的博弈是国际资源利益制度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面对全球变暖的现实情况，相关制度的制定和讨论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热议。但是综观全球气候制度的制定历程，不均等的利益关系为国际气候谈判和政策制定造成了巨大的阻碍。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世界气象组织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1990年联合国大会发起了就《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的谈判，两年之后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该公约开始接受签字。直至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首次设定了具有法定约束力的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极大地巩固了《公约》，协议书于2005年2月正式生效，建立了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三个灵活的机制。在议定书中，还规定了参与国的减排任务，所有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较于1990年需下降5.2%，然而很多国家并未达到这一标准，2001年美国更是以“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退出议定书。2009年12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了联合国第十五届气候变化会议，但是巨大的利益分歧使得该会议一直处于僵局，不欢而散。2010年仅约20多个国家元首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六次联合国气候大会，最终仍未能完成“巴厘岛路线图”的谈判。2015年底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通过《巴黎协定》，旨在各国共同努力、遏制全球暖化趋势。该项协定将世界多数发展过国家和地区纳入，但并无设定强制约束力。而2017年6月，美国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增加了该协定推动的难度。尽管气候变化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成员国合作来推行生态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机制往往存在“口惠而实不至”的现象，比如当前GEF的可用资金总规模仅为43亿美元，远远少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预测的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每年约需要1 00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

结合国际能源和气候利益制度来看，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所说：“霸主的‘游戏规则’特征在于非对称性，霸主比其它国家有更大的强制权力，同时也掌握更多关于自身实施强制行为潜力的信息。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就引起了其他国家对声望、威慑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考虑，从而影响了它们的行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