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利益差异性的政策优化研究

纵观自然资源的政策研究，虽然各国的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如何应对自然资源趋于稀缺乃至枯竭的问题，但由于资源的稀缺与枯竭都是建立在资源利益的差异性之上，因此各国的资源政策也都在一定意义对于资源利益差异性具有效应。

1.关于资源利用的政策制定与应用

学界首先对于资源利用政策的制定根据进行了分析，国外学者主要的着眼点是市场与实证根据，例如Peter Bohm（1985）认为在是否将理论研究和实证评估应用到政策制定的问题上，政策制定者和学界之间总是存在分歧：一方面实证分析确实能够提供对特定政策使用成本和优势的检测并指明改变的方向，因此获得学界的青睐，但这种评估容易忽略现实世界的实际状况而变得不切实际和有政治风险；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总是固执地拒绝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指导下制定执行政策，并对政策作出改变；Thomas Sterner（2002）认为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政策工具对环境和资源保护作用巨大，分别比较了美国、欧洲多年使用经济工具的经历，同时也选取了亚、非、拉丁美洲的富裕和贫穷的国家进行比较，认为可以设计出一种政策工具可以同时适用于不同环境，并能解决各种环境资源问题，如运输工业污染、水定价、渔业、森林和农业等。这种工具植根于经济，但同时也受政治、文化、法律、生态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须要满足公平和政治可接受性的要求。显然，Thomas的研究认为制定政策就需要直接考虑到资源的差异性问题。Melody Hessing等（2014）通过研究加拿大的资源环境政策，指出在现代资源日益紧张背景之下，各国政策正面临一种从个人和公司利益出发的、由市场主导的、无节制型的开采到政府有序管理、计划的趋势，这一政策上的转变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境资源保护意识的增强，也反映了人们在正视资源利益时间上的差异性的基础上对市场行为作出的相应调整，尊重保护后代的利益。

而国内学者对政策制定和应用的研究着眼于对制度方面的考虑，如许华（2005）认为自然资源法是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之一，分析了自然资源法的产生发展过程、目的和作用等，提出了关于自然资源法的确立可持续发展观，进行综合性自然资源立法，健全资源法相关制度以及加强执法和完善问责制度四个设想来完善和保障自然资源法；胡德斌（2003）介绍了自然资源规划的10个步骤以及资源规划的四种主要方法：利益主体分析，面向目标的项目规划法，多目标决策分析和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规划，认为自然资源规划的成功取决于各方广泛参与，缜密的逻辑认证，自然资源综合评价和应用高科技手段；周敬伟、严敏（2009）认为地下资源政策对于促进公平、实现全民共富意义重大，具体分析了我国地下资源政策现状，提出政策再造应以量子理论为基础，而政策创新路径应该从理念、体制、管理、市场、税收和社会六个方面入手，有效地完成政策再造，改变如今利益分配不合理的政策效果与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相矛盾的现状；冯南平（2008）认为解决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需要改变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转为循环经济模式，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相关政策，并实证研究了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日照生态产业园的现有运行模式，提出了园区可能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总结出我国循环经济的动力问题并提出了其解决思路以及如何构建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撑体系框架。(www.xing528.com)

2.关于资源利用政策的效果评估与借鉴的研究

国外对于资源利用政策效果的分析主要倾向于定量分析，即倾向利用实证数据对现有政策的得失和有效性进行评估，如Broadman和Hogan（1986，1988），Sweeney（1990）认为石油进口限制政策会造成两大风险与缺陷：一是这种政策会促使石油出口者们转变成更加紧密结合的组织来抵制或反击敌对贸易行为；二是豁免友好的国外石油提供者现实会减低进口限制的效力。通过对美国石油进口限制政策的实证分析得出这一政策带来的损失大于带来的利益；Robert A.Young（1985）认为美国现有的水资源政策面临着资源使用者和代价承受者背离的问题，通过美国实证数据分析得出：过多的补贴支付给了占有资源的受益者，如免于洪水的河道的拥有者，水上排污的工业和商业企业和使用公共水资源的灌溉者等，而解决这一背离需要减少对以上受益者的补贴并对一系列使用公共水资源的行为收费。Silvia Tiezzi和Stefano Verde（2016）选用2007年到2009年的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建立了测量汽油税率变化对汽油需求影响的模型，指出税率政策通过相对价格和长期政策信号这两大途径来影响消费者行为模式，从而引导整个交通行业的消费倾向。Gibson（1984）则应用了定性分析方法，认为正是美德日和其他IEA成员意见和政策的背离造成了石油储备有效协作的障碍，美国和日本占有最大的石油储备，但只愿意在面对危机的时刻动用储备；德国则倾向于限制需求，其他仅有少量或没有战略性石油储备的国家也只能选择需求限制政策。尽管他们的政策不同，但其效果都不足以应对能源危机。

国内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则大部分偏重于定性分析，如谷树忠、曹小齐等（2001）提出了五阶段说，从资源处置、开发和供给三个角度描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五个阶段的中国自然资源政策的演变，并认为资源政策虽然完成了从计划地、同一孤立地、盲目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转变到了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区域差别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但仍存在非一致性、非权威性、非公正性等缺憾，并提出政府规划、全面负责、促进转型、系统协调、差异设计等建议以及未来政策热点的展望；常青（1991）综述了印度的环境和资源政策，包括环境政策、林业政策、能源政策、土地政策和水资源政策五个方面，指出正是将贫穷和经济欠发达作为环境和资源状况恶化的主因才导致印度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牺牲了环境和资源，并引发了大量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付庆云（2006）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东主要国家如沙特、伊朗、卡塔尔等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和产量、消费和对我国出口量的变化等数据，认为中东地区各国的油气资源已经呈现出：①增加石油储量，提高产量，扩大出口，发展中下游产业；②扩大天然气勘查开发和利用，增加天然气消费和出口；③吸引外资加速油气工业发展，开展与东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等三大趋势，已经走向了油气并重，上中下游兼顾的油气经济发展之路。宗瑞英（2010）指出“先污染，后治理”资源政策并不合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环境保护思想，具体描述了其思想形成的背景、发展与成熟以及具体应用和实践，认为此思想包括资源保护主义和自然保护主义两种特点，并根据历史分析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绝对不能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付成双（2011）也认为当今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美国极其相似，面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因此分析了19世纪美国政府的西部资源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和西部资源政策，认为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源政策虽然调动了开发和利用西部资源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了环境问题和资源浪费，所以美国的发展道路并不适用于中国。程新、沈镭（2011）认为外国资源政策会对我国发展政策造成影响，并具体了分析了欧盟非能源矿产资源的供求与政策的现状与未来政策走向，指出由于欧盟对矿产进口的高度依赖，它会采取“区域保护主义”以及“攻击性”的资源政策对待任何限制原材料和能源出口的国家，因此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我国应在WTO框架下尽量避免冲突，采取与欧盟中小型资源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的战略。龙花楼、李秀彬（2000）历史地描述了从1776年起至今美国土地资源管理政策的变化，分析了美国土地政策的特点并揭示了其不足，最后指出：根据美国政策的启示，为中国土地资源管理政策提出了减少大田农业开发带来的水土资源压力、保护土地农业生产力、土地政策应持续多尺度、适当和灵活，以及充分运用市场手段四点建议。贺缠生、傅伯杰（1998）综述了1776年起至今美国水资源管理政策经历的五个阶段及变化，总结出重视环境用水，强调改进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等十大特点，揭露出过分强调水资源管理的私有化，水资源数量和质量管理机构分离等几点教训，并认为中国应借鉴美国水资源政策以促进我国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孙悦民（2012）概述了美国包括海洋公约和合作协定，海洋资源法律制度和海洋资源规划几个方面的海洋政策，总结出政策纵向层次高、横向内容全面、过程运行好等三大特点，提出我国的海洋政策应借鉴美国政策三大优势，不断完善和发展。查道林（2001）认为自然资源丰富，将自然资源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资源政策会促进落后地区的成功开发，并具体分析了美国西部大开发的自然资源以及政府资源政策和特点，认为自然资源丰富是成功的前提，而合理的资源政策包括移民政策、土地利用开发政策、矿产资源开发政策和商业资本政策，它们是成功的重要原因。而我国现阶段的西部大开发也应该借鉴美国成功经验并提出开发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上、不同地区不同资源采取不同开发对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开发、采用“移民”政策、盘活国有土地等五大对策建议。袁朱（2010）以美英南非沙特等国为例，分别分析了国外的煤电资源、油气资源和水电资源的法律和相关政策及其特点，提出了我国能矿资源发展应该设立专门机构先行制定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市场价格体系、推进产学研和科技进步、实施能矿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及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再教育工程五点建议。陈甲斌（2004）整理了我国开发利用天然气以及煤炭资源政策，将其具体划分为准入与开发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环保政策、区域政策、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政策、对外合作政策七个方面并进行综合分析，指出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依然不合理，同时开发资源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应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