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之前,全球资源处于相对充足状态,足以支持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人们只把资源当成是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17世纪的威廉·配第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首次触及了土地这种自然资源在经济中的作用描述。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全球人口膨胀,经济快速发展,直接导致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加。经济繁荣、生产力提高的背后是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资源无穷尽的原始想法在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同时,资源的短缺就成为人类面临新的挑战,为此资源经济学作为解决资源稀缺性或者匮乏问题的学说就应运而生了。
资源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分两个方向,第一种是以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资源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合理配置机制。从18世纪开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家研究了资源的稀缺性,认为通过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调配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庇古(2009)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基于“外部性”理论,提出通过征收“庇古税”,即污染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距来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弥补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缺陷,它成为了政府管制、税收的依据。与之相对立的是科斯(2009)的产权理论,他认为在协议成本较小的情况下,只要明确单一的产权就足以解决外部不经济,使通过市场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市场调配资源失灵的现象不存在。这些纯经济讨论把资源当成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要素,不强调各种资源的特性,而是抓住外部性和稀缺性等共同特点来加以分析。第二种跳脱纯经济学理论框架,从自然资源为出发点,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资源学问题。20世纪初,经济继续增长,但是资源稀缺性并未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得到彻底解决,相反,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丛生。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资源问题,从而,脱离经济学框架的资源经济学就产生了。
资源经济学虽然没有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直接研究,但是,这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建立在“资源枯竭”或者“资源稀缺”基础上,而资源枯竭与稀缺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枯竭表明原来是丰裕的,稀缺是相对富裕而言,这些都是在说明资源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因此,这一研究前提可以归结为资源利益具有差异性的这一现实背景。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资源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见端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源经济学刚刚成形时期的研究文献就是关注资源的枯竭性问题。1931年霍特林在《可耗尽资源的经济学》建立了“霍特林模型”,证明了资源的可枯竭性,提出资源耗竭理论。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资源经济学的产生,意味着资源经济学是将资源枯竭性作为其研究的主线内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扩张进程不断深入,发达国家的“高消耗”发展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散播,城市化进程加快,人类侵入自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手段呈多样化和大规模化,导致资源进一步的匮乏和环境的破坏,这迫使学者们反思和怀疑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正确性。罗马俱乐部的报告(2006)《增长的极限》预言了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度持续,因为其中一个重要条件——自然资源源源不断的供应是不现实的,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后果将是整个地球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崩溃。资源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了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之后,阿兰·兰德尔的《资源经济学》标志着此学科完整系统的建立。同时,也奠定了资源经济学是以资源枯竭为其研究背景,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其目标的理论框架。(www.xing528.com)
在这一资源经济学的大前提和大背景下,我国学界对于资源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有一些发展。如我国最早关于资源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集中对土地这一资源的研究,章植的《土地经济学》于1930年面世,随后有张丕介的《土地经济学导论》、朱剑农的《土地经济学原理》相继出版。这三本书都是关于单种土地资源枯竭与利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首先是各个政府部门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各地区的资源储备、区域划分、评价等工作的开展,这是对实际资源情况的调查,这些研究显然开始考虑资源利益的非均衡性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对资源经济学进行系统理论研究:
一是对自然资源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研究,这实际是对资源利益的表现方式的理论研究。这一研究主要围绕马克思的自然资源无价值理论展开,第一种观点:认同马克思,肯定自然资源无价值有价格,认为资源的价格即是地租的资本化(如胡昌暖,王彦副,1993);第二种观点:推翻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前提,认为自然资源不但本身具有价值,而且人们在开发、利用它的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也转化为价值融入资源中,因此在给资源定价时,价格必须包括地租、成本和利润三部分(李金昌,1990)。另外还发展了自然资源综合价值或多价值理论,徐蒿龄(1995)认为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有存在价值和环境价值。资源价值的多方面正说明了资源利益的多方面,除了经济好处之外,还有无形的环境好处等。
二是关于资源的使用制度研究,这一研究表明资源经济学将制度纳入到研究视野之内,这也为本研究将制度纳入到资源利益差异性研究提供重要理论依据。这方面研究集中在自然资源产权市场建立的理论上,焦点也是资源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之争,一种观点赞成资源公私产权共存,建立市场化的资源所有权制度,实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市场化,形成公私产权对接的资源产权混合市场(王万山,2003);另一种观点表明实现资源产权私有化的必要性,产权交易是自然资源成为商品、资本、资产的前提,它的目标是实现产权所有者利益最大化。
总之,基于资源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出在资源不同程度地靠近枯竭状态时,这一经济学应运而生。在发展的第一阶段,当某些资源出现时间的差异性时,学者们开始考虑某种资源的减少对于人类利益的影响;第二阶段,当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枯竭状态时,学者们反省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否正确,这是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反思,已经由一种资源利益转向对所有资源利益的关注;第三阶段,资源更接近枯竭状态时,学者们思考资源是否能可持续发展,资源利益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资源不可持续发展,则资源利益最终会达到“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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