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资源利益差异性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主要包含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源环境的理论观点以及后来针对现实生态危机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之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概念和直接的理论分析，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关于这一主题的间接性的理论分析以及暗含的主线。

1.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基本观点

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资源极其丰富的前提条件之下，并且将其放置在劳动价值之外抽象掉了，但是，在经典作家的理论分析之中，这些自然资源不可避免地与劳动发生联系，因此，也就经常会还原在其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了“自然生产力”的论点，认为自然力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当自然界为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提供原料、创造生产条件的同时，自然资源也可以通过人类劳动转化为财富，成为物质财富的来源之一，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自然资源还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即在同等社会劳动条件下，劳动率与自然条件有很大关系，他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马克思还举例分析“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2]可见，在这里，马克思在充分肯定了自然资源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自然资源在劳动生产率作用中的差异性。

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自然资源的理论分析不仅具有上面这些很明确的关于自然资源作用于生产力过程中差异性的观点，而且也具有很宏观的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直接认识，诸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与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声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

显然，马克思认为，当代人的耗用资源的行为不仅会影响自身当前的资源利益，也会影响子孙后代的资源利益，如果当代人过度地攫取，那么下一代人的资源禀赋自然会变小。这一观点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的认识，也是资源利益时间差异性的直接表述，这一认识说明了资源在代际间、时间上的分布不均，会导致前后代人所获得的资源利益有差异。

关于资源利益量的衡量问题，马克思没有直接的论述，但是他对土地价格的阐释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马克思认为，未开垦的处女地等资源是非劳动产品，不具有劳动价值，但是因为现代产权制度的存在，地主可凭借土地的私有权获取地租，而土地的价格由地租以及银行利率决定。马克思对这种无劳动价值但有价格的土地产品的量的分析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土地资源的利益量的测度，说明了除了劳动价值之外的其他衡量标准存在的可能性，即虚拟价格的合理存在。

2.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基本认识(www.xing528.com)

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后，随着人类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环境、资源双重生态危机，针对这一现实，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了理论反思，并发起了绿色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以对资本主义批判为特征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成立了，这一学派虽然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上对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揭示与分析，但是，在他们的理论分析之中也可以发现他们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基本观点与认识。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生态危机的根源，但是，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与资源差异性问题密切相关。①他们认为人类统治自然的欲望和观念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最深层原因，而人类的这种观念则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其企图是要把所有自然资源都当成原材料来占有，生产无限扩张，最终导致资源枯竭以及人的自我毁灭（威廉·莱斯，1993）。这一认识实际上看到了由于人类的需求欲望导致了自然资源在时间上出现了非均衡性的状态。②他们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最具时代特征的异化消费现象是破坏环境、资源的最根本原因，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威胁。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对消费行为进行约束（本·阿格尔，1991）。这一观点实际上考察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资源非均衡发展。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必然会破坏环境、滥用资源，保护资源的方式就是改变利用资源的方式，从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转移到使用可再生资源，否则危机将会持续（安德烈·高兹，1975）。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分析资源非均衡发展的原因。尤其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加注意到制度对于资源差异性的作用，并更加明确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消除生态危机，还把资源危机看成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契机。（David Pepper，1993，詹姆斯·奥康纳，1997）。这些分析对于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也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较大的发展，一些研究追随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并对其介绍、分析（刘仁胜，2007，王雨辰，2009），也肯定了国内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研究成就，同时纠正因研究方式简单抽象等造成的误读（孙民，2014）。一些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探讨它对中国现实的指导作用，有助于解析我国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彭必源等，2009，何祥林等，2008，陈增贤，2015）。一些重新解读马克思资源理论思想，把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本质联系统一到为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高度升华了人与生态的关系（刘思齐，2006），指出应当透过人与自然的矛盾去分析人与人的矛盾，通过不断改革社会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陈学明，2008）。

总之，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虽然没有明确的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的主体认识中都突出如下思想：

首先，现代社会资源危机的存在说明了资源利益在减少，即原本充足的自然界资源储备到了20世纪就慢慢减少，到达了濒临枯竭的状态，这意味着人类可利用资源的数量的减少，人类可从资源中获得的直接好处也相应减少，而生态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人类的资源利益受到了极大程度的损害。

其次，生态危机在现代替代了经济危机而存在，恰好证明了资源利益在时间上的差异性。在资本主义刚萌芽以及发展初期，资源充沛，在生产活动中基本不需要担心资源缺乏的问题，而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成熟期，资源匮乏现象一再出现，已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关注的大问题，可以明显看出资源利益在过去一两百年间逐渐减少的趋势，说明了它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