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源利益差异与经济不平衡的关系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人口的增长（已突破70亿大关），人类在生活和生产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多，在享受着资源带来的各种好处的同时，对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也提出了空前的高要求。人类无穷无尽的索取造成了许多资源渐渐趋于枯竭，资源的稀缺性被凸显出来；而稀缺性又挤压了潜在的资源利益总量，引致各国和地区相互竞争获取资源利益，在此过程中资源利益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即资源利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背后隐藏着资源利益关系不平等的事实。

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的无度需索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不能填补这两者间的差距，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将无以为继，可以说，资源问题已成当今人类面临的一大难题。

首先，就量上来看，资源是稀缺的。如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只占全部水资源的3%，而且还得除去一些冰川等不可直接被利用的淡水资源，所以实际上全球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只占水资源总量的不到1%，这远远不足以满足全球70亿人的生产生活需求，显示了强烈的资源稀缺性和有限性。人类对资源的需求随着人口暴涨和经济发展而逐步增多，与此相对应的是，资源由于被过度开采、利用、浪费而趋于枯竭的状态，如不改变现状，现已探明的煤和石油等储量只可维持几百年，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就将面临无料可用的惨境。人们的无度需求与资源的稀缺有限形成供需上的鲜明对比，并使现代社会处于资源危机的威胁之下。许多不可再生资源面临耗尽的危险，而可再生资源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不仅种类逐渐变少，且自我修复和更新能力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20世纪约有700多种野生动物和300多种野生植物濒临灭绝，在21世纪有更多的动植物种类面临灭绝的危险。

其次，资源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即资源利益具有差异性。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因分布、利用和分配等因素，资源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出现差距，形成了不均衡的资源利益关系。

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分布不均是不争的事实。以水资源为例，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全球用水量在20世纪增加了6倍，其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速的2倍。水资源不仅供需形势紧张而且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巴西、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印尼、印度、哥伦比亚和刚果9个国家的淡水资源占全球水资源的60%，这些国家水资源的利益总量充足。但是从人均水资源利益的角度来说，即便总量丰富，人均资源利益量可能却是匮乏的，比如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就属于典型的总量多均量少类型。也有一些国家的水资源利益总量就很稀少，如中东地区严重缺水，仅靠约旦河为生，为了抢夺唯一的水源还引发了多次争端；在非洲地区也同样存在着水资源匮乏而引发的争夺，如尼罗河流域水资源的冲突，其水资源利益极少，区域前景堪忧。除了水资源这一生命之源，其他资源如煤炭、天然气、石油等重要能源也有分布不均的特点，各国为了维持本国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不时为抢夺资源引起激烈竞争，甚至爆发战争。可见，资源的先天条件良莠不齐会导致资源利益有差距，并引发各种矛盾。

从利用角度考虑，各国的技术水平存在差异，资源利用程度也存在着不同。以传统能源——煤炭的利用为例，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发展清洁煤技术，这既是对全世界要求高度限制碳排放呼声的回应，也是对传统能源行业的重新激活。预计在近期投产的美国Kemper火电站，它以煤炭为主要原料，采用新技术将煤炭经高压低氧环境气化，然后将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和可燃气体分离，其中的二氧化碳被注入附近油田用于开采石油。^[1]这一新技术不仅规避了煤炭的劣势——燃烧时制造温室气体、污染环境；还创造了新的优势——有利于石油开采，一举两得。而很多国家还在采用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日本等国研发的煤炭液化技术，甚至一些非洲国家仍沿用最原始的直接燃烧煤炭的方式来取得动能，显示了技术水平差异带来的巨大资源利益差异。同时，资源消费情况也大相径庭，据世界银行发行的《绿色数据手册（2016年）》表明，发达国家的资源人均消费水平和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普遍比发展中国家高。据统计，全世界人均能源使用量为1 894千克石油当量，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能源使用量都远超过世界平均值，达到4 656千克石油当量，而孟加拉国、刚果、哥伦比亚、乍得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能源使用量都低于世界平均值。很明显，对资源利用程度和利益量在各国间有较大分歧，因此而来的资源利益也有分歧。

就资源的分配来看，资源市场上的定价权主要由发达国家控制，它们生产的资源高级产品价格高，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资源属于初级产品，价格低廉，形成剪刀差，发达国家凭此法获得高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因其政治上的弱势，只能听之任之；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开发权落入发达国家和西方跨国大公司手中，保障了后者的资源供应，为它们经济的未来发展打下基础。因此，资源分配上也存在不平等的关系。总体说来，发达国家多凭其在资源利用和分配方面的优势占得资源利益的先机，而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凭其自然禀赋将出卖资源原产品或初级产品为作为经济支柱，还有一些国家则干脆既无自然禀赋优势，又无社会条件优势，因此从资源中获得的利益较少。

再次，资源利益的差异性与全球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有紧密关系。随着资源危机的深入，全球的资源利益差异性明显，特别凸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源利益不均衡关系上，这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全球0.7%的人占有全部财富的一半，全球73%的人口属于较贫穷的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不足1万美元。财富高度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拥有全球超过90%的财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占有世界上大部分财富，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再从GDP排名来看，除中国、印度和巴西，其他排在前十名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名次较低。在其他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劣势。从资源市场看，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话语权和定价权，仅依靠供应低廉的资源初级产品来获得微薄利润，而在购买发达国家的资源高级产品时却被迫支付高昂的代价；从技术来看，技术水平落后，且教育水平也远远落后，无法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后续发展科技力严重不足；从政治来看，在《京都议定书》、多哈会议等涉及全球资源、环境的国际会议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对过去的浪费、污染行为买单、要求被平等对待的呼声总是被忽略、得不到回应。这种“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局面同时反映在资源利益的获得和经济增长、发展上，因此，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然后，资源利益的差异性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横向的比较上（包括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个人之间），还体现在以时间为序列的纵向比较上。

就资源利益的时间差异性而言，在分布方面的基本走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储量逐渐因社会进步和需求增大而减少。据2016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环境评估前沿报告》指出：由于人口剧增、人类对自然界的不断开发和利用，一些生态系统所遭受的破坏已无法逆转，一些资源的枯竭已在所难免，气候变化等问题已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课题；同时人类又不得不面对更多前沿问题的产生。又据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在20世纪下半叶，北半球平均温度很可能高于过去500年中任何一个50年期，并可能至少是过去1 300年中平均温度最高的50年，报告认为如果气候增幅超过1.5度，所评估的物种的20%—30%将面临灭绝；如果超过3.5度，则有40%—70%将面临灭绝，^[2]这对全球生物资源来说简直是一大劫难。在IPCC第五次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为避免气候危机，各国政府将需要使排放达到峰值，尽快淘汰化石燃料，并向100%可再生能源转型。^[3]这些报告说明与过去的任何时期相比，人们面临的资源危机威胁更大。

从利用方面考量，资源利益的时间差异性也颇为明显。据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当前资源的开采速度过快，石油、煤、天然气资源在没有新增储备的情况下所能维持的年数分别为54、64、112，^[4]这大大冲击了前人的资源是大自然的恩赐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念，因为在过去，人类对资源的开采、利用速度缓慢、消耗总量少，所以根本不用考虑资源所能维持的年数。

从分配方面也可知，各时期不一样的分配制度导致了资源利益在各时期的差距。资源的产权经历了由公有到私有、由计划到市场配置几个阶段。在所有权制度尚未确定的原始社会，资源基本没有配置制度可言，氏族或部落采取有需即取的原则；随着所有制的确立，人类开采、利用资源技术的进步，人们才可在满足已有的需要的同时用多余的资源来用于交换，继而慢慢形成了资源市场；进入现代社会，所有权意识深入人心，且资源交易已从一地、一国境内延伸至别国，乃至全世界。随着国际资源市场的建立，资源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最优配置，因此较之前的社会阶段，资源的分配范围更广、也更有效率。

最后，中国的资源利益也显示了鲜明的差异性。不光全球范围内存在着资源利益不均衡现象，一国境内的不同地区也存在这种非均衡的资源利益关系。

就分布而言，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华北、西北地区，天然气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海域，还有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综合说来，资源赋存呈现“西多东少”的特点。

从利用来看，由于利用程度不同，东西部资源利益差异明显。东部已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带，资源开发、利用等技术成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5年东部地区的煤炭消费量为163 993万吨，是西部的1.25倍（西部地区当年的煤炭消费量为131 134万吨）；原油消费量为36 699万吨，是西部的3.6倍（西部地区当年的原油消费量约为10 297万吨）；天然气消费量已达981亿立方米，是西部的1.3倍（西部地区的天然气消费量为756亿立方米）。很明显，东部地区的各类资源消费量一直高于西部。

在分配方面也反映出东西部资源利益的不平衡。由于东部的经济改革起步早、市场化程度深，资源由市场配置的成分较高，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不如东部地区。此外，各个地区实行的资源保护、开发政策也都不同，政府对低碳技术的推行、对绿色经济的支持都能影响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以及资源的未来利益。

分布、利用和分配上的差距，使得东西部从资源中获得的好处有差异，而这一差异性特点又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相呼应。我国的东部地区因为沿海的地理优势，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技术先进、经济发达，而西部地区交通闭塞、人口稀少、技术落后，经济欠发达。201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是401 651.69亿元，几乎是西部地区的3倍（2015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是145 018.92亿元）；东部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西部地区工业总量规模小，发展水平低，工业化进程推进缓慢，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都不及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也比西部地区高；等等。这些现象都显示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差异。

以上这五大现实要求理论界回答如下三个问题：①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资源利益在时间和空间上如此大的差异性？②这种资源利益的差异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通过什么途径或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③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资源利益的差异性问题？这三个问题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从现实层面来看，现存的全球制度创新没法解决上述问题。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对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和如何适用问题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是否考虑历史责任以及人际公平还是国际公平等问题争论不休。另外，还有应对能源危机的国际组织——国际能源署（IEA），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全球制定合理的能源政策，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石油市场信息系统，改进全球的能源供需结构和协调成员国的环境和能源政策，但是由于它的成员国只有28个，未涵盖所有国家，且关注点主要在石油资源上，因而无法调动所有国家一致行动来解决资源危机问题，也不能很好地管理除石油外其他资源的利益分配。现阶段，无论是国际公约、会议还是国际组织既未能建立处理资源利益非均衡性的原则，也没有实力来协调所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无法改变各国经济不平等发展的局面，这些事实恰好说明以上三个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就现有的理论研究而言，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分析来为解答这些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①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②利益理论关于这方面的利益分析；③资源经济学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但是，总体而论，这一研究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1）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承认资源是劳动产品。马克思发现了自然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资源对生产率有积极影响，人类能借助资源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说明了资源能为生产带来的好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源利益的存在，但是，马克思认为某些资源由自然界创造，不必经过人类劳动的加工，不具有劳动价值，因此被摒弃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考察的框架外，其分析也是有限的。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试图揭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的深层原因，探讨解决危机的实践方法。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自然观、资源观和消费方式进行批判，最终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能消除资源、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隐含着关于资源利益以及资源利益差异性的观念。首先，现代社会资源危机的存在说明了资源利益的减少；其次，生态危机的爆发说明资源利益在时间上的差异性，像资本主义萌芽初期那样的资源利益充足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但是它只考虑到资本主义制度，对制度的考察还是比较单一且不具体。(www.xing528.com)

（2）针对资源利益理论展开的研究还很少。利益理论的研究自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起，承认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个人技能影响利益差异性，而李嘉图的自然禀赋理论直指资源利益在空间上的差异性造成国家优势，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资源利益差异的描述。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有了集大成式的发展，从生产角度出发把经济关系的核心定义为利益关系，认为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归根结底就是利益关系的差异性。中国学界对于利益理论研究更加深入与系统，对利益的定义进行多方面阐释、对利益具体分类，并指出利益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为资源利益差异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奠定基石。并根据利益的分类，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利益的差异性，如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尽管如此，关于资源利益的研究还有较大的余地，对资源利益理论着墨不多，已有的这些研究仅仅将其放在环境研究中作了分析，把资源和环境利益混为一谈，而且并未提出资源利益差异性的概念，关于具体资源利益的差异性也还没有系统的研究。

（3）资源经济学围绕着资源稀缺性这一前提，主要研究自然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以及对资源利用开发的原则，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诸如关于资源利用政策的研究较为丰富，围绕着资源诅咒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也很有价值，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

一是这些研究大多以资源的稀缺性和枯竭性为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承认了资源利益的差异性，但这两个性质与资源利益的差异性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前者只是对资源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后者则是对资源利益的深刻研究与本质揭示。而资源经济学对后者的研究明显不足。

二是资源经济学关于影响资源差异性因素的分析大多局限于对自然因素的分析，对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影响力的分析很薄弱，尤其把三者结合起来的系统分析和数理分析更不多见。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和经济增长的分析由于没有将造成资源利益差异性的因素分析作为基础，因此显得过于线性化，对两者关系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的考察也无法展开。

（4）资源利益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未形成完整系统。关于资源利用政策的研究相对理论分析显得较为丰富，这是近年来资源经济学更关注实际操作和应用分析所致，主要从资源利用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着手，分析它们对资源利用的意义，暗含了技术和制度能影响资源给人们带来的满足的思想，是间接的关于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对资源利益差异性作用的分析。但此类研究也有较大的局限性，它们大多从实际的某项技术或某个制度出发，过于具体，而没有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一般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理论分析，政策利用上更具权宜性，缺乏战略性。

在现实生活中未就这三个问题达成共识，也无破解之法，在理论上也缺乏系统的论证来剖析这几大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资源利益差异性以及它与经济不均衡发展之间的关系，延伸理论和现实的研究维度。

为此，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和利益理论为基础，从利益的角度对资源利益差异进行剖析，力求解释这一非均衡现象，找出它与经济不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将在理论上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实践上继续践行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1）将资源和资源利益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纳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虚拟价格论的框架中进行探讨，将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将扩宽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研究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源也有过分析，研究资源带来的自然力对生产率的作用，但是这一分析是简单、片段的，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同时因为他的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内容，主要研究凝结人类劳动的各类产品，而一些资源完全靠自然生长、不经人类之手就可被直接使用的特性使得它们被排除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之外。本书将把资源分类为完全浑然天成的资源和加入了人类劳动的资源，把一部分资源划入到劳动产品的类别中，也置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下，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范围。

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对利益关系作出剖析，认为它是经济关系的核心，而利益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经济利益。本书沿着该逻辑，建立了以资源的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资源利益概念，这是对利益内容的扩展。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又指出，人们为利益奋斗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异性，而本书对资源利益的差异性、不均衡性的研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证明了不同利益主体在资源这一层面上获得的利益不一样，确实存在差距，因此才要奋斗。这是对利益理论在资源方面的例证，证实了它广泛的适用性，丰富了利益理论的研究内容。

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主要围绕着生态危机的形成原因和解决方法，倾向于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至少就目前来说这在实践中的可行性不大。本书探索了造成资源利益差异性的三大因子，分析了各个因子对资源利益的影响机制，构建了数理模型，并从实证上证明了自然因子、技术因子和制度因子对资源利益的作用。这些分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在人类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前，可以用改变技术、改进制度等方式来提高资源利益的获得，减轻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破坏，甚至促进自然环境的修复，这些都不失为当前解决危机的现实性措施，从理论上完善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理论。

（2）深化资源经济学关于资源利益差异性的研究，分析了作为前提条件的稀缺性的形成原因，可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源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资源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就是资源日益稀缺、匮乏的事实。在研究过程中，往往把这一现象当成既定事实，把关注点全放在如何扭转这一局面或者如何延缓资源枯竭的方法上，而未深究资源稀缺的问题为何困扰现代人、而对以前的人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为何对一些国家威胁很大、但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压力并不重。本书既回顾历史，追溯自然资源从丰沛到枯竭的过程，又具体事例具体分析，探查造成资源利益在时间和空间上差距的多种因素，不仅描述了资源稀缺程度的现状，也建立了影响资源利益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找出能改变资源利益减少（也就是资源稀缺）的途径。

（3）找出影响资源利益差异性因素，进而改变现实资源利益的不均衡性和不公平性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的现状，如果解决不了资源危机问题，经济发展将受到资源的制约。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为人们带来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正面影响，还让人类陷入了资源匮乏的负面尴尬境地。暴涨的人口、空前的需求和有限的资源成为21世纪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生命之源——水资源的危机率先爆发，已影响到全球约40%的人口，据估计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30亿人口缺水，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40个之多。其他资源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按照当前的开采速度，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将在100年内告罄。同时，人类的浪费和污染加剧了资源供应不足的危机，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落后、资源观念落后等导致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如果不改变这一局面，人们将面临无资源可用的可怕境地，这对全球的经济是个巨大打击。因为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充当原材料、工具、生产场所等角色，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所以如果资源能给人们带来的满足越大，说明它在生产中起到的作用越积极，那么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因此，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这一形势的恶化。

本书通过研究资源利益的影响机制，寻找造成资源利益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能引起资源利益量变化的因素，找出各因素与资源利益之间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通过增强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来提高资源利益，缩小资源利益不平衡性，或抑制可能发挥消极作用的因素来阻碍资源利益的减少，防止资源利益差异进一步扩大。本书还验证了资源利益差异性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不平衡之间的关系，为通过调整资源利益差异来平衡经济发展的实践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4）对于改变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路径，坚持绿色发展理论，保持可持续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沿着“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使得环境、自然不断恶化，资源利益逐步递减，根据资源利益差异性影响机制理论，可通过技术的改进以及适当的制度来改变这一状况，使得资源利益差异性不再成为危害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负面因素。

资源利益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全球范围内，还在中国有鲜明的体现。我国在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近四十年间，过分注重GDP的增长，而忽略了资源、环境等对经济长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可持续因素；不注重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而是沿着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现在已尝到了恶果。国际能源署（IEA）2016年报告指出，中国在2000—2015年的一次能源供应量增加了167%，占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将近一半，占世界煤炭需求增长的85%。在此期间的能源需求增长比欧盟在2015年全年的能源需求总量还要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能耗的飞速上涨。不可否认，多能耗为我们创造了高GDP，但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贯彻，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单位GDP能耗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说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从单位资源中获得的资源利益并不高。我国已是资源进口大国，对外进口依赖严重，如果不改变这一局面，其他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对我国资源的出口来控制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将丧失经济的独立权，后果不堪设想。

本书尝试构建资源利益差异模型就是为了考察哪些因素能影响资源利益差异，从而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来达到缩小或扩大资源利益差异的目的，进而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这是为现实中的各种方法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