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超高速增长。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环境问题却日益恶化,人多地少的格局加之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中国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但与之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社会主义生态观念也是在不断深化和完善之中。
在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对于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中国而言,需要尽快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使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也非常注重建设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首先,邓小平及时纠正“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毁林毁草、围湖围海造田、破坏环境的问题,高度重视植树造林对环境的重要作用。1979年2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根据林业总局的提议,通过了将3月12日定为“中国植树节”的决议,这项决议的意义在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植树造林,加快绿化祖国和各项林业建设的步伐。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指出,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11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3棵至5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决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人人动手,每年植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1982年的植树节,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邓小平率先垂范,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
同时邓小平较早地看到了工业“三废”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及由此带来的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危害,针对油气、化工污染严重的状况,强调:一定要把“三废”处理好。在能源资源开发问题上,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能源资源的高消耗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主张要把合理开发与节约使用统一起来。邓小平同志在那个时候就有了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调控资源的使用的想法,他对于某些单位浪费能源严重,提出了:“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17]
解决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关键。邓小平在筹划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战略时曾多次强调,制定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要从国情出发。随着全国人口的不断增长,邓小平把人口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将它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和资源的有限性高度来考察和处理。
基于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现实,邓小平提出需要立法的保障,并提出要制定环境保护法。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8]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制定环境保护法;次年,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它是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开始走上了法制轨道。
邓小平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作用,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调强调发挥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使其成为环境保护的生力军。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发挥科技在污染物减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污染治理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
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真正将生态环境建设问题提升到了宏观战略的高度,并且指出要做到长远规划,科学布局,“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2.江泽民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思想
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尤其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决断后,民营、外资等非公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也意味着资本的利用量有了跨越式的变化,但同时造成了环境和资源的负载进一步加剧的后果。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时期的生态境遇已不限于邓小平时期的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人必须将毛泽东时期与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上升为只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才能解决发展的正确导向问题。为此,江泽民同志于1996年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这些都要求我们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19]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了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经济不应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而保护环境的前提是尊重自然生态规律。江泽民指出:“环境保护很重要,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20]“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注重优化结构,都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21]
江泽民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说到底,就是处理好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早在1991年,江泽民同志建议今后每年“两会”期间开一次例会,其名称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那时候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心中,在诸多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严峻的人口形势。1997年“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正式将环境问题纳入议题,并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讲的第一点意见便是“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表明,中央高层实际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
1999年,会议的名称再一次更改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并开始特别强调: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江泽民在会上明确指出,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确定的基本国策。他同时强调:人口、资源、环境这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
在中共中央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要求之后,人口资源环境领域的立法工作也进展迅速。在环境保护领域先后推出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在资源保护利用方面推出了《煤炭法》《节约能源法》《种子法》《防沙治沙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渔业法》等;在防灾减灾领域推出了《防洪法》《防震减灾法》《气象法》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双赢,为人民提供生态友好型的生活境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全面进步。
3.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了WTO以后,中国进入了超高速发展阶段,连续的两位数增长使得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却是进一步加剧,已经达到了临界值。我国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水环境状况严峻,污染物排放量大,构成发生变化,江河湖海受污染,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近岸海域污染较重,水生态失衡。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依然突出,室内污染危害加大。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日益突出。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较低;来自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生活等方面的环境噪声增加。生态环境退化严重。土地生态系统衰退,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局部地区相当突出,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5%以上;森林生态系统成数量型增长型与质量型下降并存的局面;草地退化严重,成为重要沙尘源区,导致北方部分地区春季频繁出现沙尘暴、扬沙和浮尘天气。而近几年由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不断扩大的汽车使用造成的尾气排放,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严重的雾霾气候,严重影响到了人们健康生活。(www.xing528.com)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基础之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大会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了党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之一,同时,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思路,将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在战略层面上又进行了一次提升。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都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一定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着眼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素质,切实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自然资源只有节约才能持久利用。要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培育人人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要在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坚决遏制浪费资源、破坏资源的现象,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三是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要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四是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也逐渐开始转变发展观念,改变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过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经济增长,并且不仅仅片面追求速度,而且还要考虑到环境的承载和发展质量。并且制定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决策。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即在讲究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同时,也强调保护环境不能以牺牲发展作为代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依然面临着人均GDP低下,区域发展不平衡,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尤其是社会保障和福利依然有许多不足。因此,在保护环境前提下,依然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4.习近平的“美丽中国”新发展
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了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同样的高度,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概念。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2]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怎样实现“美丽中国”做了全面的部署和规划。
首先,国土开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于目前中国来说“城镇化”无疑是推动中国发展、拉动内需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按国家统计局数据,截止到2014年年底,我国按照居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4.77%,而且基本上还在以每年1个百分点增长。这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可以是一种良好的态势,但是同样会对“美丽中国”的建设带来负面的压力和负担。因此“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提倡绿色城市概念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城市,农村地区的土地规划和开发也非常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坚定不移地几块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区定位,制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23]
其次,节约资源是根本之策。我国目前的工业制造能力,在500多类全球工业品中有200多类都是位居第一,比如说我国的钢铁产量是世界总产量的44%,水泥产量是世界总产量的60%。然而还有一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就是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中等程度以上的生态脆弱区占整个国土面积的55%。因此如果再继续进行粗放式地生产和发展,那么资源就会耗尽,环境也将遭到彻底破坏,而节约资源的必经之路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核心内容就是三低三高,低成本、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率、高效益、高收益。而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加大科技进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人们的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2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实现“美丽中国”,制度建设是根本保障。其中包括制定促进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相配套的财税、金融、价格等激励政策。尤其是要制定最为严格的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考核制度。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以GDP论英雄,这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行为,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和绿色GDP指标体系。通过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扭转过去片面的发展观。
习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最重要的是完善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建立起追究责任制度,对于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责。”[25]
2013年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农业现代化”“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绿色化”的概念,即将“四化”变成了“五化”。
早在2006年习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就论述过两座山的关系,他说:“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的演讲也强调:“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清楚地表明,在习近平看来,一旦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矛盾时,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保护生态放在首位,而绝不可再走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的老路。
“美丽中国”和“绿色化”的概念无疑是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特别重要的是,要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首先改变人们的价值诉求和思想观念,于是“美丽中国”和“绿色化”的概念,是对科学发展观中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拓展升级,不仅仅提出了“发展”的要求,同时还对发展的目标做出了阐释。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新发展理念凝聚着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在贯彻落实中,就要增强规律意识,坚持科学方法论。坚持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着力补短板、解难题,又不断挖潜力、增优势,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坚持理念与实际的统一,做到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不搞整齐划一、不搞大干快上、不搞层层加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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