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前的实践

在新中国最初的岁月，由于国家面临着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现代化任务，因此，改造自然以发展生产力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任务；而且，因为当时工业化程度不高，尚未导致生态问题凸显。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还是非常重视发展中的协调问题，在吸收了“发展的自然条件”理论，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提出生态文明的重点应是解决好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平衡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发出如下的生态文明思想。其一，环境污染治理思想。毛泽东在后期开始意识到，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以“生产的自然条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因此，他提出应该清醒地认识人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不能盲目地搞工业化。这促使党中央与国务院在197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对环保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这使我国的环保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其二，水土保持思想。毛泽东始终将“水土保持”作为国家的重点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强调：“开荒”要以不造成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为限，保持好开荒跟生态的平衡关系。在他的直接关注下，国务院在1956年设立了水土保持委员会，专门领导管理水土保持的具体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的思想。其三，各业综合平衡发展思想。毛泽东说：“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富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成长起来，于是需要大量粗精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产品，农林牧富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15]这实际上是说，生态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要用各业综合平衡发展的方式来实现自然生态的平衡。

但是理论上的认识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由于盲目地追求快速发展，对于环境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由于政府实行的政策如围湖造田、退牧种粮、毁林开荒等，加上贫困农民对资源竭泽而渔的行为，共同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其主要表现是，森林毁伐、土壤侵蚀、耕地丧失、沙漠化等。“1949—1978年，黑龙江木材采伐总量超过11亿立方米，同时林木新增长量仅为6亿立方米，减少量超过新增量约5亿立方米。在黑龙江林区腹地大兴安岭，1964—1978年，近20万公顷林地砍伐后没有重新造林。该省伊春地区每年树木采伐量是新植树木数的2.5倍，建国20年间林地面积减少了10万公顷……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局部地区，全国的森林面积都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减少，从黑龙江的冷杉、松木到海南岛的红树，从四川亚热带混合林到浙江竹林数量都在急速减少，总数达到1 600万公顷以上……除了森林面积急剧减少以外，沙漠化、土壤侵蚀、围湖造田、水污染等生态问题同样相当严重。20世纪70年代，陕西榆林、延安和山西吕梁地区每平方公里每年损失表土10 000吨以上，黄土高原绝大部分地区同一指标平均值为4 000—5 000吨，侵蚀最严重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千沟万壑的不毛之地……围湖造田致使中国淡水鱼产量严重下降，1978年内陆天然水产捕捞量仅为1954年的一半，占淡水总产量的30%，而50年代则占70%……”^[16]

原先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重工业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并未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但“大跃进”开始后，全国各地自建高炉大炼钢铁，部分不适合发展钢铁工业的地区，也不顾环境脆弱，开始土法炼铁，致使环境污染，森林植被被破坏。“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全国提倡“牧民不吃亏心粮”，牧区纷纷开荒种地，造成草场退化，引起土地沙漠化和沙尘暴。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政府也派团参加了大会。中国政府也看到了中国的环境问题事实上已经很严重。为此，1973年8月5日到2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www.xing528.com)

这次会议取得了三项成果：第一，做出了环境问题现在就抓，为时不晚的结论；第二，确定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第三，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把环境保护工作列上了议事日程。

此前，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少了，二个正好，三个多了”的新的生育政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认识到我们目前处于和平与发展阶段，而不是革命与战争年代，不需要过多的人口。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还成为国家的法律。我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基本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

综上所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期的生态文明思想虽然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其中还是包含了一些真知灼见。这些见解是把马克思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理论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同时，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和教育，为以后的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