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开放经济体制也经历了从政策性开放迈向制度性开放的渐进性过程。中国开放型经济得以建立与初步发展，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为进一步深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

1.第一阶段：1978—1991年，以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起步和探索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成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端，拉开了我国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大幕。从此，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早期沿海开放型经济发展。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中，梯级的区域推进并由此形成全方位、滚动式、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是一项成功的探索。1979年7月，中央批准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灵活的经济政策以促进对外开放；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88年又批准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84年5月，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开放城市；1985年2月，将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闽东南厦漳泉为中心的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年初，中央又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实行对外开放，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早期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一个关键的步骤，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积累了经验，具有示范效应。同时，通过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对于增加就业、积累外汇、促进经济增长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也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政策性开放举措的实施。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经济状况，我国必须以特殊的政策体系开启对外开放的进程。因此，我国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并赋予经济特区更大的自主权，给予经济特区在外资引进以及外贸方面特殊优惠政策，实施灵活措施。优惠政策的实施，加之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使得经济特区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获得了快速增长，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情况，我国将优惠政策的实施拓展到其他区域，推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外贸体制改革的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解放思想基础上，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历程。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贸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之前，我国实行国家统制的外贸管理体制，国家对进出口商品实行严格的集中统一管理，管理方法单一，进出口许可证管理、中央计划管理和行政管理成为当时主要的管理手段。这一时期的外贸经营权完全被国家控制和掌握，实行国家集中、独家经营、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的外贸管理体制。1978年之后，外贸企业逐步实行政企分开、两权分离，通过推行外贸承包责任制以及取消出口补贴等措施，外贸经营权逐步下放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主体。外贸体制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外贸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国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复关”谈判的启动。作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原始缔约方之一，我国却长期徘徊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之外。1986年我国正式递交申请，要求恢复我国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拉开了我国“复关”“入世”的历程。“复关”谈判的开启，有力推动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加快我国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动力。

在试验探索阶段，主要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验性。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具有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起点低的典型特征。在这样一个大国，不搞开放不行，搞开放又具有很大的风险。因此，对每一次开放措施或方案，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后及时推广，不成熟或有缺陷的就调整完善，失败也及时控制在试点的范围内。第二，对外开放步骤的渐进性。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文化状况、发展水平及其他诸多条件参差不齐，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不能采取一步到位的做法，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梯度推进的步骤。中国从经济特区开放，到沿海局部地区开放，再到整个沿海地区的全面开放，是有步骤的渐进式开放过程。第三，以特殊政策推动开放。不论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区，国家都给予了其吸收和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的特殊优惠政策。另外，中央对地方政策放权，特别是给予其外贸经营权与投资自由化的某些特许。因此，该阶段的对外开放是特殊政策推动的开放，它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前发展。第四，重点开放沿海区域。早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初期，我国政府就确定了“重点开放沿海地区，逐步向内地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沿海地区与海外市场距离较近，海上运输便利，具有得天独厚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为对外开放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2.第二阶段：1992—2000年，全面扩大开放阶段

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坚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要求进一步加大开放的步伐，由此开创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解决了对外开放深化发展的根本制度性障碍问题，对此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推动作用。

沿海开放型经济深入发展。1990年4月，国务院以“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实施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战略。与早期深圳等经济特区开放情况不同，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以第三产业为中心，充分利用其产业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金融、航运以及文化、电信等产业，进而有助于上海的经济发展，并推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1992年，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虽然也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支持，但其开发开放主要依靠体制创新，并通过体制创新建立与世界经济相契合的制度基础，进而深度融合国际市场，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得以深入进行，开放型经济发展跃上更高水平。

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以后，中国特殊经济区的布点开始沿江、沿边一直扩展到内陆地区。中国的特殊经济区开始由线、面开始向网状拓展，从地理上看形成了许多条开放通道。特殊经济区的布点速度加快，布点密度加大，开始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为了适应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国际上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园区的一些做法，1990年6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992年之后，国务院又陆续批准在天津港、大连、张家港、深圳沙头角、深圳福田、福州、海口、厦门象屿、广州、青岛、宁波、汕头、深圳盐田港、珠海设立了14个保税区和享有保税区优惠政策的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等。

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国际规范的外贸体制。首先，进一步实行外贸出口企业自负盈亏改革，改革外汇留成办法，缩减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调整进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以及市场调节的范围。其次，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外贸经营权从审批制度向登记核准制度过渡。最后，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和完善，对外经贸活动有法可依。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及其后续的修订，成为我国外贸经营活动与管理走向法制化轨道的重要标志。

在全方位开放阶段，主要特点包含以下三点。第一，改革推动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开放经济体制的发展，其改革进程积极推动了对外开放的深化发展，为中国对外开放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为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兼顾区域平衡。随着开放的扩大深入，各地区在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待遇上的差异开始缩小。国家开始通过实行适当的产业倾斜和区域倾斜政策，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放步伐，以此缩小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完善对外开放格局。第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中国已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往来，美、日、欧洲、中国香港地区、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对外开放区域已从经济特区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进而扩大到沿边、沿江地带甚至内陆省会城市和地区，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由东部到中、西部的多层次开放格局，开放产业也已拓展到服务业等诸多领域。

3.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体制性开放阶段

2001年至今，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深入发展新时期。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提出了建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进一步明确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思想，标志着开放型经济思想的形成进入一个新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再次强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开放型经济的思想，为我国新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开放型经济向纵深发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从政策性开放逐渐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真正开始构建具有“制度性”深刻内涵的开放经济体制。在政策性开放背景下，地方政府会积极向中央政府寻租，并以此使外商获得更为优惠的待遇。这一过程会产生扭曲，导致资源浪费，影响开放型经济的质量效益，造成福利损失并带来经济风险。制度性开放则更加注重构建与开放型经济相契合的制度机制，深度融合国际国内市场。制度性开放以制度创新为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推动力，以全面和相对稳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对外开放的行为规范和激励机制，使得对外开放的推进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成员国在一个统一、公开、平等和透明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对外经济交往活动，即规范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运作方式和制度环境。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了包括市场准入、降低关税、贸易规则、政府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承诺，实质上就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建设开放型市场的承诺。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要求中国最终建立一个公平、透明、法制清晰、规范的开放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一外在制度改革压力下，中国从1999年年底开始就对中央层面的法规制定进行了修改调整。截至2002年12月，中央层面制定、修改、废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有关政策措施1 000多条。此后中央和地方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到“入世”5周年时，中国已经完善了立法的透明度和行政公共参与制度；在转换政府职能、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执法行为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尤其是2004年4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后的《外贸法》，将实行了50年的外贸权审批制改成登记制，标志着中国提前半年履行了放开外贸权的承诺。

中国自由贸易区是指在国境内关外设立的，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原则上是指在没有海关“干预”的情况下允许货物进口、制造、再出口。中国自由贸易区是政府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最重要的举动，其力度和意义堪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和90年代开发浦东两大事件相媲美。其核心是营造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内外资的投资都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商业环境。

2013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其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这是我国设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也是我国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上海自由贸易区产生的意义和目的不在于通过争取国家优惠政策来促进自贸区的发展，而是旨在顺应国际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需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新制度、新机制，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不断积极参与双边、多边以及区域合作的经验，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并以开放促进改革。因此，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是其根本所在。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新探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基础，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其改革的方向是终结审批制，逐步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通过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的探索，使未来上海自贸区范围内的外企管理逐步与国际接轨，由审批制转为备案制。第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产品创新、离岸业务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并逐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等探索，都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第三，探索贸易监管方式，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在贸易领域，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以体现自由贸易区的“境内关外”最大特色。第四，探索服务贸易发展新模式。上海自由贸易区将通过金融服务领域、航运服务领域、文化服务领域、商贸服务领域、专业服务领域以及社会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新探索，打造我国服务贸易新高地。

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顺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积极探索。通过探索，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加快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的目的。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广东（三大片区：广州南沙自贸区、深圳蛇口自贸区、珠海横琴自贸区）、天津（三大片区：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挂牌仪式2015年4月21日分别在广州、天津和福州三地举行。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试验区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

广东自贸区战略定位：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发展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试验，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粤港澳深度合作，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监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贸易园区^[44]。

【注释】

[1]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2013年10月7日。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4—49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www.xing528.com)

[10]同上书，第40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167页。

[1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页。

[14]《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15]《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1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17]《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年版，第20—21页。

[19]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论十大关系》讲话。

[20]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22]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论十大关系》讲话。

[23]《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24]《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25]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

[26]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27]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论十大关系》讲话。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30]同上书，第87页。

[31]同上书，第351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3]同上书，第44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35]同上书，第356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9页。

[37]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发表于198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38]2000年11月15日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39]1994年6月江泽民在考察珠海、深圳等地时的讲话，《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0页。

[40]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

[41]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42]2014年7月15日习近平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发表的题为《新起点新愿景新动力》的讲话。

[43]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44]《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百度百科［引用日期2015-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