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根据中国的实际,多次阐释其对外开放的思想。早在新民学会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其会员要立志走向世界,主张学习西方知识。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同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互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是互相适应的。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一起解决问题。”[18]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未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多次提到开展对外开放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强调了要向外国学,指出不仅经济落后时要向外国学习,“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19]。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管美国人的也好,英国人的也好,日本人的也好,我们用得着的我们就得跟着学。”[20]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不仅包括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也包括政治、文化以及军事领域,具有全方位性。1934年,毛泽东在论述当时的经济政策时提出经济建设中心是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使对外贸易第一次以经济中心任务和主要经济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之后,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21]。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学习外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优秀成果,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22]
毛泽东提出了对外开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第一,尊重国家主权与独立自主的原则。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事务时指出:“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的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23]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24]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既看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但绝不能关起门来建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毛泽东是积极主张争取外援和对外开放的。1958年6月,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中指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5]第二,平等互利的原则。在1944年8月18日发出的《中共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明确提出:“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26]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更为具体和明确。第三,要有批判地学习。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同时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7]。既要反对一切照搬照抄的倾向,也要反对一概排斥的倾向。
虽然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存在一些局限性,同时由于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这些思想也远远没有得到实践。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思想,不仅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和思想的基础。
2.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其理论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件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三大历史性转变,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为改革开放确定了指导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又进一步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同作为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更加强调和重申了必须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些都使得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一样,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
概括地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思想包括以下内涵:首先,对外开放要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在对外开放中,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28],“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9]。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0]在1980年8月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指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31]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更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济方式、管理方法。”[32]
其次,对外开放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性所决定的,一方面,中国会从对外开放政策中得到很大的好处,“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33];另一方面,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最主要地表现在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也只有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4]“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5]
最后,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消极影响。同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一样,当今经济全球化仍然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因此实行对外开放,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36],但是对外开放不会把中国导向资本主义。“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针对一些同志的担心,邓小平同志对实行对外开放的积极效果和消极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相反,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从而有助于坚持社会主义[37]。
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之上,深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且结合世界发展新趋势而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对毛泽东“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上的一次新的飞跃。
3.江泽民的对外开放思想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主要体现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制定和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不断完善对外开放国内区域布局;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更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等。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江泽民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内涵非常丰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是:“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38]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www.xing528.com)
其次,制定和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1997年,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国不仅要积极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必须下大力气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999年,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要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以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进。并且强调,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投资办厂,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搞经济技术合作,同西部大开发一样,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走出去与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二者缺一不可。2000年,中央正式明确提出制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2001年,实施走出去战略写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并得到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确认,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开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江泽民同志在阐述走出去战略内涵时深刻地指出,只有大胆地、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我国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我们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我们也才更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业;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以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增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从微观的实际出发,还要着眼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和安全。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加强对外合作都是一个大战略,应该不失时机地抓紧部署和实施。
再次,不断完善对外开放国内区域布局。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作出了扩大开放沿海城市和内陆边境城市、沿江城市和省会城市,开发开放以上海浦东新区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发带等重大决策,有力地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发展。江泽民就经济特区的发展指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发挥窗口作用、试验作用、排头兵作用,而且要发挥得更充分。”为此,要坚持经济特区以及沿海比较发达地区同内地的横向联合,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做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我们创建经济特区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经济特区本身的发展和现代化,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要通过经济特区的发展,充分发挥它们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辐射功效。”[39]
最后,积极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江泽民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创造了市场方面的有利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多年的成就已被世界所认可,而且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入世界经济。
4.胡锦涛的对外开放思想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新发展,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对外开放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无论是在广度、速度还是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特征。一方面,市场更为开放,资金、技术、人才等流动更加广泛和迅速,生产要素优化重组,产业转移加快进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更加密切,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金融风险时起时伏,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上升,南北差距拉大,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衡效应更趋严重,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胡锦涛提出,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我们必须善于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回应挑战,加快发展。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断构筑对外开放的新优势,是胡锦涛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在全球的比重不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双向流动的新阶段。针对这一变化,胡锦涛强调要努力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胡锦涛还提出了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目标。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在强调“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从政策性的对外开放转变为体制性的对外开放。构建并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和布局,即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二是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努力促进对外贸易从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提高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三是提出“两个创新”,即创新外资方式、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四是把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推进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五是要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切实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5.习近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他还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40],“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41]。
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加强开放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凝聚开放的共识、增强开放的自信、理清开放的思路、提高开放的能力,积极把握开放主动权,再创新一轮开放红利期。在开放的原则方面,要坚持内外统筹,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力度和顺序,以国内改革发展的需要为依归,最大程度地为我国发展争取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做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践行者、国际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以及和谐世界的建设者。在开放的重点方面,放宽投资准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有序开放,扩大对外投资。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亟须开放这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改革与开放是我国发展的两大动力,是孪生兄弟,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在条件,开放也是改革,为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和活力源泉。面对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增加改革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需要通过开放来推动,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增强市场的决定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中国、促进公平竞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等。全面审视中国改革发展大势,我国的开放不是被动之举,而是自身的内在要求。不开放没有出路,开放止步不前也没有出路。
文明互容互鉴互通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42],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43]。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面临新一轮重构,我们要抓住机遇,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树立开放的经济安全观。对外开放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风险与利益同在。开放中要始终坚持两点论,兴利除弊,化危为机。扩大开放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因开放增强实力而更加安全,也因外部影响更大而风险因素增多。但总的来看,开放比封闭更安全,有实力才更安全。我们应努力实现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的有机统一,在扩大开放中动态地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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