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公有制经济制度基本理论

1.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产生出与此相适应的交往形式；而“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在人类历史上，自原始公社制度以后，先后经历了三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演变阶段，即奴隶制经济制度、封建制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更迭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的反映，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该制度下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两点：一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在竞争压力和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求驱使下，资本的发展促使了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这借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部门之间联系的增强以及国内市场的拓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了出来。同时，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所占用，在自由竞争和竞争者实力不均等的叠加作用下，“资本逐利”的特征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必然导致大量中小生产者被兼并或破产，资本价格（利润）的相对增加，劳动价格（工资）相对降低，社会分配发展的趋势体现为收入差距日益两极分化，穷人的收入和消费愈加减少，富人的收入增加但用于个人消费的那部分财富相对于投入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财富也在不断减少，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的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不足。于是，当资本的利益驱动与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相矛盾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马克思认为，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4]。

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无法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过程在大工业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组织的基础上达到的高度社会性，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

2.公有制经济制度是一个阶段性发展的过程

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后，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最初任务不是消灭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而是逐步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物质条件。

在总结了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认识到了这一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消灭一切阶级对立，消灭一切旧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总结了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于过渡时期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7]在后来的一系列论述中，他们对于过渡时期的政策和纲领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丰富和发展了过渡时期的理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将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并且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这表明马克思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

一般说来，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生产力基础是生产的社会化，但是，生产的社会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不仅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而且还具有性质上的不同。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根据生产力的不同性质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发展阶段。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理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出发提出的，这一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阶段具有区别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本质特征，使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更加切实可行的行动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良运动无法解决社会根本矛盾(www.xing528.com)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统治者也试图通过各种变革来协调其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始于1870年长达50年的西方资本主义改良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的自我完善。主要是通过社会立法和民主改革两个方面，在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会权利、谈判工资、最低工资、妇女优惠、禁止童工、劳动时间、选举权利、假日权利、言论自由、罢工游行结社权利、义务教育、工人当选议员、获取经济补贴权利等许多方面进行制度化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在1945—1975年通过重新构建经济和社会模式，经过“黄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欧洲社会模式（European Social Model，ESM），从广义上来看，这一改良过程是政府通过各种法律制度的制定以及推行，保证社会就业水平，积极采用福利立法、转移支付等手段有条件地干预市场机制。

关于欧洲社会模式存在着众多不同的定义，丹尼尔·沃恩·怀特海（Daniel Vaughan-Whitehead）曾经列举了ESM的不下于15种要素。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ESM“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价值、成就和抱负的组合”，尽管在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的子模式，但是基本表现为在发达的、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由相对高水平的税收提供资金来源，建立了一种健全的福利体制，为全体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同时限制或阻止其他形式的不平等。

从欧洲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典型的欧洲社会模式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将有效的市场机制与国家、企业以及劳动者多方福利协商机制进行了高效率的结合。其特点是较高的税收水平、普遍的福利水平、全面的社会保险水平、工会能力及工人权利的保障水平等。政府的角色由“看不见的手”变成市场经济的手动挡，其目的就是保证市场作为有效分配资源的主要机制更加有效，避免资本在市场调节中因为过度逐利的无约束发展而产生失灵现象。这种政府、个人、市场之间形成的新的均衡方式逐渐成为战后欧洲国家经济社会的最主要模式，并且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扩大与深入，尤其是在欧盟以其开创性的“多样性统一”实现东扩与南扩，作为“自成一体的”政体与主权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完全不同的一种政治体系模式，它是一个“唯一的主权国家和人民的联盟”，可以称得上是“超国家的”^[9]。

在资本主义改良的历史过程中，美国的改良路径也极具代表性。在完成工业革命中，美国政治腐败、垄断资本家贿买政府官员、市场出现严重的无序竞争和混乱、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盗窃国家资源、肆意砍伐森林、妇女儿童权利受害、老弱病残困苦不堪、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城市中犯罪增加、贫民窟增加、黑人地位低下……种种社会现象成为美国文明的耻辱，贪污已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它毒化了整个社会政治肌体。针对这一大堆问题以及大量的丑恶现象，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美国兴起一个声势浩大、有声有色的“黑幕揭发运动”（The Muckraking Movement）。参加运动的主要是新闻记者、律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报纸杂志，从社会上的各种阴暗角落里揭露出许多丑不可闻的上述社会丑恶现象，特别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各种犯罪行径，对社会立法和政治进步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与“黑幕揭发运动”几乎并行的是“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其基本内容基本仿照欧洲社会的立法，比如禁止16岁以下童工，禁止妇女夜班，规定最低工资，工伤赔偿等。“进步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反垄断和保护自然资源。1903年2月，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美国国会授权成立商业劳工部，调查各企业的财务状况，为反托拉斯的起诉提供材料。至于1930年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则是对民主改革的进一步完善：国家层面上采用凯恩斯主义干预企业经济活动；采取失业救济；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为工会集体议价提供法律保障；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社会保险体系；实施养老金制度等等。

由此可见，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变革和改良，这些措施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的范围内来进行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协调和扬弃，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这一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这是因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10]

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也从社会发展实践上告诉我们：

第一，世界是运动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在变化，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一成不变是错误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资本主义的走向出现了两条可行的发展路径：革命和改良。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的改良不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而是强势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同步开展，所以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其最大意义就是把恶性资本主义改良成了良性资本主义，对世界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资本主义的改良是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在资本主义早期，不仅仅经济力量不够，而且文化、政治因素都还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改良的条件。但是伴随大量新行业、新专业、新工种、新分工的出现，也同时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层关系。于是，整个资本主义改良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推动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进而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过程，这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的现实证明过程。

第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模式中，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还是以德法为样板的莱茵模式，都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滞胀”危机的影子，“资本主义+高福利”不是实现社会效率与公平兼得的灵丹妙药。这一社会现实说明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发展模式并存的时代，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模式样板。任何一种制度和任何一种发展模式只能由基本国情来决定，它的发展与演化要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任何一种制度和模式即便经过一定时期的实践检验成熟后，也需要与时俱进和不断完善。实践证明机制变革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掌握变革的时机、方法和步骤。而这也成为决定一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