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短暂而珍贵

1933“国货年”、1934“妇女国货年”、1935“学生国货年”、 1936“市民国货年”、1937“公务员国货年”，这五个不同名称的国货年运动，将20世纪初发展而来的国货运动推向高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货年”都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不能不让人对国货发出一声叹息。

而上海也渐渐作别其开埠以来难得的“黄金时代”，只有在痛苦中耐心等待，下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机遇。

就在犹太人盯上外滩之时，有7名来自广东香山的男人出现在了当时上海的“跑马路”上。

“他们左手拎着一个坛子，右手提着一个麻袋，每人都挑了一个通向外滩的路口守着，把坛子摆在面前，面无表情地盯着来往的行人，每走过去5个路人，就从麻袋里掏出一颗黄豆，扔进坛子里。”领头者正是广州先施公司经理黄焕南，他受老板马应彪的委派，来沪考察地段，筹建上海第一家百货。

通过“黄豆选址大法”，黄焕南选定了一处靠近外滩的地段，“这里北通火车站，南邻富人区，车水马龙，客流如潮……经过三年的建设，五层高的先施大楼拔地而起。这座由德和洋行设计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融合了巴洛克和广式骑楼风格，成为南京路上最耀眼的明星” 。^[1]

先施百货大楼

1917年10月20日先施百货开张，这是中国第一家自建百货大楼。

先施开业一年后，马应彪的同乡和老对手郭氏兄弟，在南京路的南侧开了另一家百货公司—永安，与先施百货隔路相望。中国的第一场现代零售战争在这条马路上正式爆发:先施走巴洛克风格，永安就首创大玻璃橱窗;先施5层，永安就多加2层……

1926年，先施旧臣黄焕南和刘锡基自立门户，创立了南京路第三家百货商场新新百货。1936年，曾经与马应彪一起经营先施的蔡昌创办的大新百货，又相继加入战局。这些新型百货公司“不但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商业企业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法，也把近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文化率先进行规范化应用”^[2]，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重塑中国消费文化的同时，也为国货提供了重要的产品流通渠道。

它们还通过自身的“裂变”，培养了不少国货人才。除了黄焕南、刘锡基、蔡昌之外，还有因能说会道、头脑活络而受马应彪赏识，专门负责先施百货化妆品销售工作的顾植民。在几年的熏陶和训练之后，1931年他婉拒了马应彪的挽留，在崇德路上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正是日后被大众熟知的化妆品品牌百雀羚。

然而，其生幸亦不幸。百雀羚还没欢快地唱出歌儿，上海就陷入战火的侵袭之中。而等待先施的，还有一颗重磅炸弹。1937年8月13日，随着日本对上海发动攻击，“八一三”淞沪抗战正式爆发。此时距离“七七事变”只过去了一个月，也是继1932年“一·二八 事变”之后，日本对上海发动的第二次攻击。之所以对上海如此迫不及待，不仅是为了在国际上创造日本皇军战无不胜的神话，并进而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在谈判中占据主动，还为了破坏当时的中国工业进程。

在东方卫视播放的题为“历史上的今天:上海先施公司被日机轰炸”的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1937年8月23日这一天，由于获取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等人即将在东亚旅社召开军事会议的情报，日军全然不顾无辜民众，悍然派出了飞机在闹市区上空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命中了先施公司的三楼阳台，大楼部分楼面被炸毁。又有资料提及，除了先施之外，永安及邻近各商店也都大受损伤，管理红绿灯及指挥交通之巡捕及两公司顾客，与来往之中外人士，被炸死伤者达700以上。

不得不说，这两次战火，都深刻地影响了上海以及国货的未来走向，尤其是1937年的这一次，更让繁荣的上海进入孤岛时期。除了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但这种局面还是没有停留太久，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更是和西方列强撕破脸皮，此后，整个上海都成了日本人为所欲为的天下。

在与英国夏士莲的竞争中没有倒下，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年营业额500万元左右、最高达600万之多的广生行，在抗战开始之后，很难查到它的数据，只知道它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走上了下坡路”。^[3]

倒是它的国货同行百雀羚，因为刚刚推出没多久，目标太小，没有遭到太多打击，“日后誉满全国的‘百雀羚冷霜’产品就在这个时期正式推出。这款防冻防裂、滋润皮肤的护肤香脂，因其取自天然的原料，在硝烟弥漫的化妆品市场一炮打响！”^[4]

在这一让人哭笑不得的境遇中，上海总商会与其他国货组织的声音也渐渐寂寥，甚至像上海总商会，还陷入了某种“杯葛（boycott的音译，集体抵制之意）”之中。(www.xing528.com)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氏开始从站稳脚跟到大权独揽，尤其是重新修订了《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商会的性质开始有所变化。

在北京时期，商会是由所在地区不同籍贯和不同行业的商人共同组成的新式社会团体，是“众商业之代表人”。它“使商人开始摆脱 以往个人和行帮的落后形象，取得了社团‘法人’的地位，形成一支统一和独立的社会力量，其气度与能量大为改观”^[5]，某种意义上，它超然体制之外。然而，南京政府的独裁，必然注定着商会要回归至体制之内，尽管经济自给的本质特征仍然得到保留，但发展空间已然受到局限。

问题是，当国民政府将商会“收编”，但它本身却始终无法成为国货运动的指挥中枢，“他们既没有发展重工业，也没有支持轻工业，更没有有效地利用和管理民众的热情”。何况，时事的发展，来自日本的狼子野心，成了亟待解决的辣手问题。

此外的不安，同样多多。即使抵制日货还在潜流暗涌，但是早期的抵制，主要集中在棉纱织品、日用百货等轻工业产品，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采矿生产。这一时期，由于日本资本对中国的大规模直接输出相对较少，所以抵制容易发生且易于达到目的，但是，在一战之后，日本不仅加大了对中国的输入，而且抢占了英德在上海市场的机会，尤其在棉纺织业领域，更是取代了英国的领先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日本在上海棉纺工业中，有11.2万枚纱锭，而英商有13.8万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日资纱锭已达31.3万枚，而英资纱锭仅有24.4万枚，日资势力已超过英资势力28.3%。1925年，日资纱锭更达93.9万枚，英资纱锭却只有20.5万枚。”

在对华投资上，日本也来势凶猛，“到1920年，日本在华投资额已从战前的18660万美元上升到35190万美元，增长了将近1倍，从而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对华投资国家”。^[6]

而国货运动中，有些也不尽如人意。虽然1933“国货年”、 1934“妇女国货年”、1935“学生国货年”、1936“市民国货年”、 1937“公务员国货年”，这五个不同名称的国货年运动，将20世纪初发展而来的国货运动推向高潮，但是，1934年的“妇女国货节”、 1935年的“学生国货年”和1936年的“市民国货年”，都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这不能不让人对国货发出一声叹息。而上海也渐渐作别其开埠以来难得的“黄金时代”，只有在痛苦中耐心等待下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机遇。国货运动再一次的兴起，已然是中国走过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之后了。

【注释】

[1]戴老板:《上海，为什么是上海》，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2018年11月8日

[2]徐鼎新：《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国货广告促销及其文化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02期

[3]黄媛：《化妆品今昔》，《上海轻工业》，2012年第3期

[4]付迩：《顾植民:“百雀羚”的创始人》，《嘉定报》，2015年1月27日

[5]朱英：《近代商会：商人最重要的社团组织》，《光明日报》，2018年1月。

[6]孙玉琴：《列强在华投资的不平衡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卷》，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