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日引发国货运动

不得不说，正是民心所向，以及各大团体的自救自助，让更多国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这不仅向外界宣誓“中国力量”的存在，也改变了那个时代不平衡的竞争。挟坚船利炮而来的洋货，最终有了不得不面对的对手。

1908年3月19日，当中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边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时，岸上围观的国人痛哭失声。消息传出，举国汹汹，引为大耻。

粤商自治会当日即开始焚烧日货，并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应者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香港民众甚至围攻日货仓库、捣毁日货商店。”^[1]

在这种同仇敌忾的背后，既是多年来对强权欺凌的无奈，也是对这一次倒打一耙的愤慨。事件的缘由其实很清晰，此前的2月，日本轮船二辰丸为澳门广和店华商谭璧理偷运枪支弹药，将神户辰马商行的步枪2000枝、子弹4万发自日本私运往澳门。结果，该轮船在澳门路环岛附近大沙沥海面被清朝广东水师巡视船四艘截获，愤怒的中国水兵甚至将船上的日本国旗扯下。这让日本很不高兴，要求清政府必须归还船只、谢罪道歉、赔偿损失与严惩祸首，其驻华公使林权助甚至在2月14日向清朝发出抗议照会。而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随后也照会清廷外交部，指该船被拿，有违葡国所领沿海权，中国政府越境截捕“显系违约”，侵犯了葡萄牙的主权。

在多方高压之下，中国面对日方一口气提出的5项要求：放回二辰丸；放船时，清朝兵舰鸣炮示歉；被扣军火由清朝购买，货价21400日元；处置相关官员；赔偿损失……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

但人民却不干了。他们选择用抵货运动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华盛顿邮报》看来，自明治维新之后变得很有优越感的日本人，偏偏强词夺理，威胁中国政府，中国因为没有能力进行一次战争，只好屈服，但中国的商人们却能够做到外交官和军人们所不能做到的，他们将用经济战给日本重创。

事实也证明，这场从1908年4月到12月，共持续9个月的抵制日货运动，让日本受损严重：日本对华（包括香港）出口额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下滑1330万美元，相当于日本1907年出口总额的6%以上。即使考虑到这一年中国整体进口额下降，日本的对华出口降幅，仍是其他国家对华出口平均降幅的4.5倍之多。而在政治方面，除了日本最后放弃索赔要求外，事件旋涡中的澳葡当局，也相当紧张，不得不从严管制军火走私，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

这让美国人甚至感到有些幸灾乐祸，因为他们也曾“享受”过这样的对待，但是他们为自己的过分行为迅速向中国人道歉和解释，因此妥善解决了该事。但显然，这种“自夸”依旧带着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事实上，就连抵货运动这种方式，也是因为美国人才被“发明”出来。它们既然种下了因，就不得不接受中国人“馈赠”的苦果。

1905，抵制美货

对中国来说，美国是这个世界的后起之秀。这个在1776年才宣告独立的北美国家，到19世纪末已然成为西方列强的一分子。它的成功，有美国人民自己奋斗的原因，当然也少不了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的“支持”—在相当长时间内，来自旧中国的贫穷华工为美国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他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做着最累的工作，不是挖金矿就是修铁路，一度被誉为“最有价值的移民”。然而，时过境迁，他们很快就被当成夺走当地人工作机会的对象。

1882年，美国通过了自身历史上第一个歧视和排斥特定民族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这一法案，以及相关的立法严格限制华人赴美，更有种种今天听来匪夷所思的规定：华人不得拥有房产、不得入籍、不得与异族通婚，等等。”^[2]

1903年，排华愈演愈烈，即便是赴美的学生、商人、旅游者等法案所规定的豁免人员，也同样被强令脱衣、量体、拍照。这不仅损及在美华人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也损及中国的国家权益。然而，在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眼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中国工人本就不应该与他们自己的工人竞争，“廉价的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这位总统傲慢地说。

1904年《排华法案》即将期满，当中国政府照会美国政府，声明一俟法案到期立即废止，美国政府却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企图以法案的原有内容为基础续订新约。面对逆境, 美国华侨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 且日益高涨。他们决心团结起来，开展一场群众性的运动来反抗美国政府。正如驻美公使、广东人梁诚所说, “我再也不忍看到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 面对不断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公与侮辱, 除了哭泣, 还是哭泣了”。

美国华侨之外，上海商人也站了出来。1905年5月10日，作为上海商人群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组织—此时还称为上海商务总会的上海总商会召开了特别大会，对美国续订《排华法案》问题进行讨论。正是这次特别大会，让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抵制美货，走向了前台。

与此同时，倡议抵制美货的第二任总理曾铸也成了发起抵制的鼻祖。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曾铸明确倡议：以两个月为限，如到期美国不答应将苛例删改而强迫我国续订新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然而，这一倡议并没有得到美方的回应。7月20日下午，上海总商会召集各帮商董开会，决定正式实行抵制美货。

“会上当场有铁业、火油业、木业、机器业、洋广五金业、洋布 业、面粉业等销售洋货重点行业的代表率先签字，不订购美货。同时以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通电全国35个重要通商口岸的商会，宣告抵制美货正式开始。

“上海各界对商会的倡议纷起响应，除了已签字的几个行业外，印刷、钟表、航运、煤炭、报关等70多个行业相继宣布参加抵制美货，表示不购、不售、不代办美货；沪学会、文明拒约会、四明同乡会、环球中国学生会、公忠演说会、童子抵制会、女子拒约会，以及 在沪的各省会馆、各业公所、各学堂等等众多的社会团体，都相继积 极投入抵制美货的行列。

1905年，《汇报》刊登信息:上海商务总会于十八日集议不用美货事

“在上海的许多外地商业代理机构和商人组织，如北京的银行、 铜铁行、洋布行、钱庄、洋纱庄的代表，以及天津帮、广州帮、宁波帮、徽州帮等的代表，都纷纷表示支持和参加抵制美货。”

群起响应的有广东商务总会。广东是大多数美国华侨的故乡。他们先是联合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组织起拒约会，不久又改名为“广东筹抵苛待华工总公所”，领导和联络全省各地区商人的抵制美货运动。于是，广州街头到处可见抵制美货的宣传条幅和集会。

在汉口，汉口商务总会在接到上海商务总会的通电后，立即行动起来，多次召开大会，群情激昂，一致决议：原先代办美货者一律停办，原先不销售美货者一律不购用美货。^[3]

天津商人也加入进来。1895年创办于北门外竹竿巷(后来迁址估衣街)的老字号天津瑞蚨祥，1911年在估衣街归贾胡同南口开设的盛聚福帽庄(后改名盛锡福)，纷纷加入。到20世纪30年代，盛锡福还提出“努力本国工业，发展中华国货”的口号。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广东、天津、北京、江苏、福建、杭州、汉口等省市的商、工、学各界都闻风而动, 美国、香港、东南亚和日本的华侨也加入进来, 迅速形成一场控诉美国暴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性中国人的爱国运动。美国政府开始坐不住了，予清政府以强大的外交压力。最终，软弱的清政府只好妥协了事。

但它依旧“教育”了美国。美国在震惊的同时，不得不对中国提出的修改《排华法案》要求加以考虑。比如承认以前“以苛酷手段而行禁工之律者为不公”，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作“和平商议”，改善赴美中国商人、学生、官员和其他游历人员的待遇。^[4]

而《排华法案》这一恶法要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中成为盟国后才被废除。

无疑，这是一场虎头蛇尾的抵货运动，一个没有实力的国家，连表达愤怒都缺乏其他有效手段，而只能运用非暴力的经济行为抵抗外来者，从其效果来看，也从来没有达到过发起者的初衷。不过，正如西方的侵略将一盘散沙的中国“重新团结”起来，这次的抵货运动也让世人见证了中国人团结的力量，同时让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抵货得到了宣泄。日后，在面对日本压迫和侵略面前，中国人也开始频繁动用抵货这个手段。

对“日”说不

也就在1908年第一次抵制日货之后，“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抵制日货，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及其他大城市，皆甚激烈”。1919年，围绕着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归属，中国又掀起了最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包括海参崴、新加坡、巴塔维亚、旧金山，也一致行动。拒日货、日钞、日船，报拒登日本广告，抵制几成暴动”^[5]。但日本人依旧记吃不记打。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两 千余人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名群众聚集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全市掀起了罢工罢学浪潮。

面对“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上海总商会会 长虞洽卿也站了出来，“率领商会积极参加反帝斗争之中”。“20万工人罢工以后，最重要的是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总工会代表李 立三登门与虞洽卿协商，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相互支持，坚决进行反帝斗争’。虞洽卿以总商会名义公开登报，呼吁募捐支持上海反帝斗争。他还领头捐出巨款，上海各界纷纷捐款，各地工商界人士、华侨以及国际工人组织的捐款源源而来。”

虞洽卿还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凭借合法的上海总商会的地位，积极参与案件的谈判和调解，并提出了相对温和也是“一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富有针对性的斗争策略”的十三条要求。

6月26日，全上海的商店宣告中止罢市，这不免使得上海的反帝运动开始低落。不过，“开市后虞洽卿又继续发动商界募款援工，通销五 卅运动前的存栈货物，提倡国货、推动抵制英日货，使我国的日用化 学、卷烟、纺织等业的产品得以畅销，将英日某些同类商品如调味品、 化妆品、日用百货等逐出市场，从而维护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

“据《大公报》报道：在虞洽卿领导国货运动中查出‘味之素大 王’龚芳来贩卖日货而被罚款5万元，龚芳来拒不缴纳，态度恶劣，虞 洽卿领导的上海反日会将其店内日货全部收没，并押其游街。”^[6]日 后，更多的“龚芳来”被拉了出来，甚至就连在上海被视为零售业革命先锋的先施、永安这两家公司也不例外。

先施公司在《申报》刊登广告，宣称自己“首重国货”，已停止 采购日货，并将尽快卖空已有存货，“既属买入，则血汗所关，不得不忍辱须臾”。但国货维持会以及由上海学生在“九一八”之后成立 的“救国十人团”对几家百货公司不依不饶。先施、永安都不得不停 止出售日货，“宁愿牺牲血本，以示与众共弃之决心”。在轰轰烈烈 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永安不仅用盛锡福帽子、三星蚊香、雄鸡牌毛巾 等国货品牌大量替代日货，商场里还不停播放抗日歌曲。1934年永安 公司国货进货额为16.5%，到1936年则高达65%。

在这种一致抵制的境遇下，难免也有人被误伤。在天津，中原公司是劝业场之外最知名的商业场所。但因为其位于日租界，随着人们抵制日货，公司销售业绩不振。公司部分楼层又被日本商人、日军宪 兵队强占，中原公司不得不转到法租界梨栈绿牌电车道(今滨江道) 开分号经营。天津解放后的1949年7月7日，公司重新开业并更名为百货大楼，才慢慢恢复元气。

在青岛，阳本印染厂生产的花布，在运往西安时因为被怀疑是日货而遭抵制，弄清是国货后立即热销。为了彰显立场，青岛市火柴业将红色“青岛华商火柴商标”与白色“青岛日本火柴商标”统一对照刊印，使民众识别国货，购买国货。同样，冀鲁制造针厂的钢针商标上，无不标有“MADE IN CHINA”的醒目字样。

不过，相比这种运动式的抵制，国货自身的表现才是至关重要。日后，黄楚九下决心投巨资研制龙虎人丹来对抗日本“翘胡子仁丹”时，向外界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只考虑赢利，我不会选择这类药。但我就是想和日本人斗一斗，老百姓需要这种日用小药品，如果我们没有，他们还得去买日本人的，抵制日货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也正是在这种意识下，包括龙虎人丹在内的国货，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抵制中成长

如果没有龙虎人丹横空出世，“翘胡子仁丹”在中国市场上的日子，过得一定很舒坦。

这是一味中成药，据说有消暑开窍的作用，类似于藿香正气水，对当时要冒着酷暑下田或者赶路的农、商来说，具有一定的需求。所以自1905年生产之后，日本仁丹公司便大量向中国市场倾销仁丹。老舍描写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京各阶层市民的生活及思想感悟的《老张的哲学》中就有这么一句:“八爷！有仁丹没有？给我几粒！新添的牙气，饭后总得吃仁丹！”

民国时期的火柴广告，广告上写“国产第一”

天津鼓楼，楼上写满了关于国货的标语，其中最上方是：北马路售品所专售各种国货，下方是仁丹广告。

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有人说日本仁丹为日本侵略提供服务。

面对这一局面，一位上海的大商人不禁拍案而起。他就是黄楚九。黄楚九出身中医世家，有着宁波帮精明、冒险的特质，他不仅在 上海的中西药经营上领先一步，还创办了“楼外楼”和“新世界”，以及日夜银行，带动了上海新兴娱乐业的发生、发展。据统计，黄楚 九事业如日中天时，其独资或参股的商号、公司有近百家之多，因此 也有人戏言，黄楚九除不经营棺材铺外，各行各业没有他不搅合的。 他也因此被称为上海滩上的“大投机家”。

但这次“投机”，则是一腔爱国热情。1911年，鉴于日货“翘胡子仁丹”销路甚好，他即自办龙虎公司，以诸葛行军散古配方，生产“龙虎人丹”—之所以称人丹而不是仁丹，以示与日货区别的同时，还寓意以人为本。此外，以龙虎为商标图案，显得更胜翘胡子气势一筹。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毕竟这种药品是一种季节性 强、市场利润很低的药品，搞不好会成为包袱。而且，日本仁丹众人皆知，我们怎么能和它竞争市场?

亏损一度成为龙虎人丹的常态。但是，为了争得一口气，黄楚九宁愿拿自家的中法药房产品“艾罗补脑汁”的销售盈利补贴人丹的亏损，也要硬扛。

他多管齐下，“（生产该人丹的）中华制药公司不但在各种报刊上大做龙虎人丹广告，还在车站、码头和铁路沿线，凡是有‘翘胡子仁丹’的地方，都竖上一块‘龙虎人丹’广告牌。黄楚九还组成宣传队，分赴各地城镇，边宣传、边推销人丹。甚至在中法药房的来往信函和使用的包装纸上都印上‘中国国民请服用中国人丹，家居旅行毋 忘中国人丹’的宣传语句”。此外，黄楚九还大打价格战。“当时，30粒装人丹每包门市零售价是5分，60粒装每包门市零售价是一角，比日本仁丹价钱略低，在市场竞争最激烈时，中华制药公司甚至把批零差价的折扣降到了2折，以吸引更多经销商乐于销售国产人丹。”^[7]

竞争如此惨烈，但谁都不愿后退。好在黄楚九有那个财力，龙虎 人丹终于在苦斗中，迎来了全国各地爱国运动日益高涨，它的销量不仅没有萎缩，反而逐年上升，这也让中华制药公司一反过去年年亏损的局面。日后，其改称中华制药厂并延续至今。而龙虎人丹更因为在海内外华人中的影响，而成为中国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商品之一。(www.xing528.com)

和黄楚九一样迎难而上的，还有刘鸿生。这个在1908年出道、进入英商所办的上海开平矿务局当推销员的舟山人，在有了人生第一桶金之后，把目光放到了火柴业上—那个时候，中国火柴市场畅销的主要是瑞典的凤凰牌和日本的猴子牌，尤其是财大气粗的凤凰。

为了改变中国市场由“洋火”独领风骚的局面，刘鸿生创办了鸿生火柴厂，并在“办实业靠人才，人才就是财富”的理念下，一举脱颖而出:该厂生产的宝塔牌火柴，很快就因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摆脱国产火柴容易自燃且有毒性的弊端，而深受欢迎。在严控质量、对成本精打细算的同时，刘鸿生还在火柴盒上刊登美丽牌香烟广告以收进广告费，迅速打开了自己的销路。在猴子牌火柴因抵制日货而退出中国之后，又迅速占据了空出的市场，没有将它转手送给凤凰。

黄楚九在中国创下了多个第一：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制药企业—龙虎公司（中华制药公司）；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楼外楼；中国第一家综合娱乐场—新世界；远东第一大游乐场—大世界；中国第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娱乐企业报—《大世界报》；中国第一个医药“托拉斯”—拥有21个医药工商企业的黄氏医药“集团”……

事实上，就连凤凰，也在双方的价格战中屡屡失手。因为面对压价，刘鸿生极富前瞻性地提出“联华制夷”之策。先是与荧昌火柴厂联合发起成立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选举张謇担任会长。之后，他又呼吁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当凤凰收买日商火柴厂企图东山再起时，刘鸿生多方奔走说服中华、荧昌两个火柴厂与鸿生火柴厂合并，于1930年7月组成实力更加雄厚的大中华火柴公司，由刘鸿生担 任总经理。“由于树大根深，抱团出击，当年产量和销售量就达到全国火柴产销量的22%，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制造商，连一向傲气的瑞 典火柴商都感到头疼了。苏州《独立报》以通栏标题宣告:‘凤凰’不敌‘宝塔’，刘鸿生登上‘中国火柴大王’宝座。”^[8]

“九一八”之后，日本火柴又死灰复燃，并公开走私漏税，刘鸿生奔走联合同业华商一致对外，并出面与日商代表取得协议，呈请国民党政府批准，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从而控制了全国火柴产销数量。

这种场景也在水泥业中同样上演。

当年的上海，由于建筑热，建筑材料需求剧增。当时的市场，刘鸿生的“象”牌水泥，与天津启新洋灰厂生产的“马”牌水泥，日本小野田生产的“龙”牌水泥三足鼎立。刘鸿生采用德国技术与设备，聘请德国专家马礼泰担任工程师，采取联华制夷的策略，“象马”共同战“龙”。最终，趁着抵制日货，逼着“龙”牌退出市场。

1933年，刘鸿生在给大儿子刘念仁的书信中说:“你信末劝我抵制日货，我对此事已实行好久了。你看我所办的企业，哪一样不以抵制舶来品为目标呢?最重要的两样(水泥与火柴)尤其与日货冲突得利害。”

这种抵制日货，不仅要在市场上击败对方，还包括取消和对方的任何合作。刘鸿生在回信中便透露:“火柴的原料以前多用日货，我们的采办专员顾丽江先生在几年前就一概改买西洋货了。目下正在研究如何改用国货，有许多小厂专用日本原料，成本轻得许多，我们为爱国的缘故，也只好忍痛去熬。”幸运的是，还有更多的人或团体，站在了像黄楚九、刘鸿生这样的企业家背后。

挺国货为国家

也就在国货于夹缝以及“对敌斗争”中成长的同时，诞生在公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的五昌里，前身为上海商业会议会所的上海总商会的推出，在折射出商人力量的崛起的同时，也成为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维护国货、争取国权的重要“后盾”。它成立之后的第一次高光，就是在1921年11月1日，举办了国货陈列所。

和上海总商会成立时间相差无几的，还有一个由江浙地区的8个同乡会各派出4个代表在上海所成立的一个小型非正式组织—中华国货维持会，它“希望向社会传递一种观念，即保护国内制造商的经济利益和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密切相关”。^[9]

为此，中华国货维持会定期举行宣讲会，会员轮流参加演讲，并邀社会各界名流到会演讲，还请游艺界进行表演，征集国货样品分赠来宾。即使第一次开会听讲者仅4人，但讲演者依旧精神不懈。自1912年至1922年，该宣讲会共举行演讲135次，1923年起不再宣讲。

不过，中华国货维持会也有矛盾的地方，那就是其内部虽然有不少从事实业的会员担任重要会务工作，但领导权由商业人士长期主控，这导致该会不能充分反映工业资产阶级、特别是机制国货企业主的要求。于是机制国货企业主酝酿组成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

中华国货维持会作《劝用国货》歌曲。歌词写：江西夏布好，蒙古羔羊毛，浙绸苏缎亮又牢。薛针锦绣巧，豫鲁府绸超，雨前龙井滋味好……

根据《上海地方志》，1927年6月15日，机联会在福州路一家春西茶馆举行成立大会。有72家国货工厂代表参加，选举三友实业社、五洲大药房等21家工厂代表为执行委员，并选举三友实业社等7家为 常务执行委员。选先达丝毛织厂、铸丰搪瓷厂等3家为监察委员。并通过了成立宣言和会章以及向政府请愿保护工商业的十大事项。成立宣言以“谋求实业发达，国货进步，挽回外溢利权，增进社会公益”为宗旨，以推进国货运动。

值得关注的是，该会是开放性团体，除努力促进各大城市成立机联会外，欢迎外埠机制国货工厂入会。在烟台、南京、常州、江阴、 苏州、太仓、嘉定、杭州、嘉兴和宁波等处都有会员工厂。

机联会的出现，让国货的生产开始拥有了清晰的主张。第一，它反对苛捐杂税，要求政府制定国货奖励办法，以抵补国货工厂在中外产品竞争中的过重负担;第二，积极筹建和发展基础原料工业，从根本上完善国货生产，鉴于硫酸、盐酸、硝酸是工业原料之母，即提议筹设三酸漂粉厂;第三，维持国货工业界的利益与外国侵略势力抗争。针对租界当局压迫界内华商工厂、企图攫取对华商工厂的检查权、强令华商企业搬迁等行径，组织有关国货工厂向政府各有关部门交涉，并采取有效措施粉碎租界当局的阴谋。

此外，它还要求政府制定倾销税法，以挫败外货在华市场上的非法倾销;揭露假冒伪劣商品，以净化市场环境;推行企业科学管理，宣传工商法律常识，举办工厂事务研究会，组织演讲会和观摩会，为国货企业进行工艺技术辅导，为国货界组织各种人才培训活动……

也就在这一年之后，上海总商会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1928年4月，国民政府以“策进工商，提倡国货”为宗旨，决定由刚从农商部分设的工商部，联袂上海市总商会筹办全国性国货展览会，由张定璠、赵晋卿、虞洽卿等60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同时，得益于华商内地电灯公司、新普育堂、上海租界首位公董之一陆伯鸿的场地支持，1928年11月1日，第一届“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上海的新普育堂隆重开幕。

中国国货公司发行的股票

中国国货公司的广告：中国人买中国货到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中国国货公司

在这些组织和团体中，还有一个亮眼的角色—它正是在产销金融集中办大事这种理念下，由张公权和部分国货界人士于1932年8月 牵头成立的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协会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国货宣传: “协会在上海设立国货介绍总所，在国内的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分所，又在各地举办国货展览会、组织国货流动推销团、设立国货样本陈列室，并推动各地开办国货公司。”

它的成立恰逢“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上海国货界爱国人士为 纪念这一难忘的国耻时刻，由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会员工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中华第一针织厂、三友实业社、中 华珐琅厂、胜德织造厂、一心牙刷厂、华福制帽厂等九家企业联合组建了‘九厂临时国货商场’，以九家企业每家各出两种国货商品，共计十八种商品来寓意‘九一八’。”

这种做法无疑很适时宜，一是能告诫国人不忘国耻，二因为廉卖，所以深得市民的欢迎，活动取得巨大成功。正是看见爱国力量能 有如此巨大的购买力和爱国热情，以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为 代表的中华国货产销协会部分国货人士决定筹建国货公司，使之成为永久性的国货销售机构——继邬志豪等人在九厂临时国货商场原址上登记开设了上海国货公司之后，方液仙等人亦以中国国货公司之名，于1933年2月在南京路原大陆商场(今东海大楼)登记开业。

其中，方液仙出任董事长兼经理，李康年任副经理，主持公司日常事务。公司特设南北两大部，经营各类物品共四十余大类，还特辟九九商场一个，以日用物品种数一扎，概售九角九分，公司也号称是 “全国最伟大最完整的国货总库”。^[10]

和以往的国货售卖不同的是，由于有中国银行等“国产金融”巨头的主导，“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所推崇的‘产、销、金融三方合作推广国货’的模式，商场里的所 有商品都由国货企业以寄售的方式供给商场，国货企业在商品尚未被 卖出去之前可以凭借上海国货公司的证明向中国银行借贷货价百分之 七十的贷款，待商品卖出去后贷款由货款偿还。这样的产销模式极大 地促进了国货的销售。” ^[11]

很简单，对于企业来说，有了固定可靠的销路，流动资金也得到了保障;对商场来说，有了稳定的货源、充足的资金;而对银行来说，它可以通过大量的短期贷款业务赚取一定的利润。可以说，这一举三得。

也正因此，信心大涨的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决定将这种模式推广全国，以打开国货的销路，最终，它将原来的国货介绍所改组为中国国货公司、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亦即国货联办处。这无疑推动了国货公司在各地相继成立。

但是，由于中国国货公司一开始主要依赖于中国银行，造成金融资金方面来源过于单一，抗风险能力差，结果在宋子文上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将张公权调走之后，备感掣肘的国货联办处只能自筹相当股本，建立企业实体—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这倒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管历经抗战时期内迁大西南、内战时期经济大混乱，联营公司依旧坚持不懈复兴国货事业。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它这一使命才宣告结束。

不过，将这些由20世纪初发展而来的国货运动推向高潮的，是30年代之后的国货年运动。所谓国货年，也就是以年为单位，每年定一个国货主题，来吸引国人注意和消费。它无疑呼应了社会上掀起的“中国人应用中国货”的潮流和主旨。

1933年，是为“国货年”的开端，“组织者通过改进生产、注重宣传等方式，唤醒了部分民众对国货的信仰和决心”;第二年主题为“妇女国货年”，希望这个世界的半边天，也是消费主力的女性们能做好表率;第三年转入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宣传，是为“学生国货年”; 1936年被定为“市民国货年”，“因华北时局动荡、走私严重，对南洋地区进行国货宣传和市场开拓的国货运动开展起来”;1937年则被定为“公务员国货年”，“这一年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增加，提出了‘第一流国货’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国货年运动的发展”。

不得不说，正是民心所向，以及各大团体的自救自助，让更多国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这不仅向外界宣示 “中国力量”的存在，也改变了那个时代不平衡的竞争。挟坚船利炮而来的洋货，最终有了不得不面对的对手。

【注释】

[1]雪饵：《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抵制日货：弱国的抗争手段》，《经济观察报》，2015年3月

[2]方晓：《美国加州通过议案要为排华史道歉》，《东方早报》，2009年7月13日

[3]虞和平:《商会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虞和平 :《商会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吕建云：《论中国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06期

[6]楼鹏飞:《宁波帮领袖 虞洽卿与中共早期领袖 的关系》，2 0 2 0年《“宁 波商帮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宁波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宁波商帮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等，2020年12月

[7]里人：《此人丹非彼仁丹》，《国宝时空》，2018年8月

[8]孙骏毅:《民国火柴大 王刘鸿生》，《文史天地》，2009年11期

[9]张弓：《国货运动为何失败》，弓财经（ID：public-focus），2020年3月29日

[10]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 98

[11]黎宸：《20世纪3 0年代 国货运动中的中国国货公司》，《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