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业运动在中国：激励实业发展的源头

尽管劝业会本意是提倡国货，但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我国之实业所以日就败坏之故”。“天产多而造少”“人造之物又以徒供装饰无关实用者为多”，造成“土货所以日弊，洋货所以日盛”。

尽管一战爆发，让西方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放松，国货有了一些生存空间。南洋劝业会之后，张謇治下的大生也发展比较迅速。然而，“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1922年后，状元实业家的事业从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之后没几年，天津劝业场创办，1929年西湖博览会召开，然而在军阀混战、中国政府不能保护自己民族市场时，一切都不言而喻。但是，面对侵略和倾销，斯人虽逝，血性长留。

直到今天，武汉乃至整个湖北都还感激这位“张南皮”。这位和张謇一样倡导经世致用，曾在《劝学篇》中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一重要主张的中国人，除了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荆楚大地，直到垂垂老矣才离鄂赴京，更重要的是，他在湖广总督一任上，给武汉乃至整个湖广都打下了自己深厚的工业烙印。他的丰功伟绩中，有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九省通衢” 之城，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的、比日本最早的钢铁厂“八幡制铁所”早七年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也正因为“湖北有铁有煤，铁厂枪炮厂应为一体”，让张之洞在与李鸿章的“竞争”中，将枪炮厂最终落地在武汉，而非李鸿章所着意的天津或通州。也正是这个日后被改名“湖北兵工厂”的地方，生产出了国内军工产品的名牌：汉阳造。

除了这些冶金工业、兵器工业和无烟火药工业，张之洞的意义还体现在“布纱丝麻”四局上，这四局的创办，让武汉乃至湖北的轻工业也因此一跃而起。

此时的张之洞无疑看到了洋货的入侵，对中国财力的“侵蚀”。也就在奏请清政府的奏折中，张之洞写道：“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洋纱……广阔较之土布，一匹可抵数匹之用；纺纱、染纱，悉用机器，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工省价廉，销售日广。”尤其是他创办汉阳铁厂旁的汉口，在1861年被正式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之后，西方的商品如决堤洪水，汹涌而来，除了洋布、洋纱，还有各种机制品，小至缝衣针，大至铁轨机器，种类繁多，打破了武汉过去以农产品、手工业品作为交换对象的传统商业格局。所以他必须要开这个织布局，在他的理念里，这些布衣不只是消费品，而且还是兴国开疆的途径。事实也证明他的努力不曾白费，自从有了这个织布局之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10万多匹。

也就在他于1890年设立的湖北织布官局的门口，张之洞亲自题写了这样一副楹联：布衣兴国，蓝缕开疆。尽管在1907年，张之洞离鄂赴京，但他为荆楚大地种下的实业之花，一直香飘千载，经久不息。1909年，武汉召开了一场“劝业奖进会”—这是中国世博会的发展之源—它无疑是给同年去世的张之洞一个最好的纪念。当然，让他更高兴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大江南北一片风起的劝业浪潮。

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许多贡献。
教育上，创办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

北京劝业场

在召开这次“劝业奖进会”之前，“劝业”也成了这个老大帝国被抽几鞭子之后，不得不向前而行的一步路。在这其中，京师难免要做点榜样。1898年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它也为那个时代打下了实业图强的精神基石，也第一次为老百姓们寄托了“劝业”的希望。所谓劝业，就是“劝人勉力、振兴实业、提倡国货”。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北京劝业场设立。其场地租用6家大小不等的院落，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形状。经过招租，劝业场进驻了140余家铺户，集百货、餐饮、娱乐于一体，吃、穿、用俱全，是京城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商业建筑。某种意义上，这座一开始被称为“京师劝工陈列所”的地方，开创了中国文化商业展示的先河。可惜的是，在建成后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其先后遭遇三次火灾。今天，我们在前门大栅栏廊房头条看到的一座巴洛克式的小楼，正是1923年由近代中国第一批留洋的建筑师沈理源设计重建。

成都商业劝工会

远在西南的成都，是“劝业”接力的前几棒之一。成都商业劝工会在青羊宫、二仙庵先举办了6届。成都商业劝工会融春游、花会、商贸于一体，“合全省之工商，谋最优之进步”。1907年，由四川省劝业道周孝怀倡导、成都商务总会樊起鸿筹办，并由成都著名营造商江建廷设计施工的成都劝业场更是破土动工，两年后，也就是1909年建成。

时任四川省劝业道的周孝怀曾留学日本，与梁启超等过从甚密。他洞明世界形势，以此开启民智。在集股会上，周孝怀面对各商帮商董以及热心实业的知名人士慷慨陈词：“工商业必须尚竞争，与外省竞，外国竞，有竞争才有进步。一年一度的劝业会，还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常设的劝业工场。”

成都商业劝工会内安装有电灯、自来水，这也让当年只有18岁的四川人郭沫若“眼前一亮”：“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铁笛一声飞过也，大家争看电灯红。”劝工会还一改成都商家买卖喊价还价的旧习，实行明码实价。

成都劝业场

正是这样的劝业场，让四川省产品更加脱颖而出。其中为人所知的有：鹿蒿玻璃厂的五彩描金玻璃器皿、樊孔周办的因利利织布厂的各色机织花花布、马正泰和马天裕的水丝涴花巴缎与百子图被面、裕国春的宫粉香胰、松竹轩的刺绣绢扇、荣久身的新衣皮袍、鼎升荣的官帽、熙德隆的靴鞋、桂昌祥的须绦、仁义和的梳篦……

但让人意外的是，尽管以提倡国货为目的，劝业场开业以来，作为开业时权宜之计的洋货广货反而比本地商品的销量更多。无奈之下，商会认为必须消除贸易壁垒，更改场名，才能名副其实。因此一年后，其正式改名商业场。今天成都最为知名的春熙路，正是位于原商业场所在区域。

武汉劝业奖进会

相比北京、成都更多类似于商业陈列，1909年在武汉举行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更像是竞赛，也更为官方所认可。在时任直隶总督端方所派代表钱宝书的贺词中，就直白地提出：武汉劝业奖进会为“我华万国博览会之起点”。

某种意义上，它的召开得益于湖北主政者的前后同心。在张之洞之后出任湖广总督的是陈夔龙，尽管名气稍逊，但也是晚清最为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在任期间，虽然态度守旧，坚守“祖宗成法”，不喜变法和留学生，但是在对工农商的认识上，也有自己的先见之明，“农以生殖，工以分配，商以交易集农工之成”。所以，在1908年8月督鄂之后，他也力求将武汉建成商战要区。次年春，他便部署湖北劝业道和官钱局总办筹设劝业博览会。“由于是首次开办，范围有限，以‘奖励生产’为号召。”劝业会会场在选址时考虑到办会成本，只好借用先前所修建的武昌平湖门乙、丙两栈（实为西式大型商铺建筑），稍加改造而成，其占地约1000平方丈（约1.1万平方米）。两栈之间以廊桥相连，南北长160丈，南起皇化馆，北至菜场，南北两端各建有一个牌楼，作为会场大门，门外修建有马路，可直达黄鹄矶。 ^[1]

在召开之前，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劝进会，并廓清谣言，奖进会“将会事宣传列为第一要务”，还编印白话宣讲书《铁匠赛会》，“指引赴会途径，阐明赛会有利于工商的道理，指点了赛会争胜的方法”。奖进会还札饬湖北各厅州县，择优采办，以期各地方官不再稍存观望，而将各地出品届时购齐送会。

此外，为鼓励商民与会，陈夔龙电奏该会一切与赛商品，概免税厘，以励商情而振兴实业……可以说，陈夔龙多手并举，最终让劝进会成为了一次“胜利的大会”。

奖进会前后45天，会上将湖北各县和武汉三镇之名牌和畅销工农业产品、工艺品、文教用品和矿产品分成制造品和天然品两部五类陈列展销，开设有天产部、工艺部、美术部、教育部以及古物部类，同时还分设直隶、湖南、上海、宁波四馆及汉阳钢铁厂、枪炮厂和实习工厂等七个特别展览室。“合计全场出品者一千多人，物品八千多种，参观人数达二十多万，成为中国首次较有声色的大型地方性商品博览会。”(www.xing528.com)

该会最终共颁发一等奖10名：鼎兴公司的无线电机、洪顺公司的轧花机、磁业公司瓷器、彩霞公司绣画、美粹学社绣字、应昌有限公司黄白丝、肇兴公司新式绸缎、兴商公司茶瓶、彝兴公司茶叶和于钦轩刻牙，另有二等奖16名、三等奖26名。 ^[2]

尽管该劝业会“空间狭隘、‘贻讥简陋’，无法尽展新式博览会的风采”^[3]，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工商意识的觉醒，吸引了更多力量投入现代工业建设，同时也宣传了博览会，让这个从国外舶来的“开风气而劝工商”的形式，在中国成为一种时尚。

而武汉、湖广也因此在与北洋、南洋的比拼中，走在了前列。正如陈夔龙所宣称的那样：“苟能力求进步，凌驾诸帮，则斯会之设，造端虽微，收效甚大，中国富强之基，可翘足以待。”

与兴商系出同门（羊楼洞产区）的长盛川颇受一时宠爱

南洋劝业会

湖广有张之洞、陈夔龙，两江有端方、张人骏。

端方是清廷派出赴欧美和日本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尽管日后在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中掉了脑袋，但此时的端方还是相对开明的官僚，也是新式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在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任上时，他向清廷奏请举办“专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主意”的南洋劝业会。应者云集，其中就包括张謇。

早年，张謇曾前后8次到大阪博览会参观，被人山人海的参观者所震惊，更为日本于明治维新以来在科技、工业及整体文明程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叹。这让他对举办博览会的意义加深了认识，和自己躬行一样，它也是振兴我国实业的重要途径。得益于张謇，还有张振勋（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始人）、虞洽卿这样的民间力量的支持，以及政府的背书，1910年6月5日（宣统二年四月廿八日），南洋劝业会在江宁（今南京）揭幕。宣统二年农工商部颁给南洋劝业会褒奖大型镀金奖章。正面书“宣统二年褒奖 农工商部颁给南洋劝业会褒奖”，背面为南洋劝业会展览场馆及纪念塔图。

宣统二年农工商部颁给南洋劝业会的大型镀金奖章。正面书“宣统二年褒奖 农工商部颁给南洋劝业会褒奖”，背面为南洋劝业会展览场馆及纪念塔图。

比起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更具气势。“名虽冠以南洋，实则推行全国。”除蒙古、西藏、新疆外，东北、直隶、湖北、陕西、湖南、四川、河南、山东、云贵、安徽、江西都纷纷设馆，南洋群岛的爪哇、雅加达、新加坡、苏腊巴亚等也都前来参展。展品百万余件，历时近半年，参观人数达30多万人次，总成交额数千万银元。

南洋劝业会，虽名义上是地方博览会，但与全国博览会无异。比起借地办展的武汉，这次的劝业会用地面积广，而且重新选址来整体规划、设计展会会场，所以更具有现代博览会的影子。今天，位于南京丁家桥的劝业场社区，便是当年劝业场的“主会场”。在这次劝业会上，张謇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棉铁工业化的主张。此外，他还发起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成立研究会的目的，在于不能为开会而开会，而要通过这次劝业会，来探讨“夫工质优劣之何在、改良方法之何如”，从而有益国货的提升。最终，研究会组织专家799人，对所有参展物品进行了审查评选，最终选出了5269名获奖者。其中包括华新水泥的前身，1909年才投产的大冶湖北水泥厂。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武汉和南京这两次劝业会发现，板结的“士农工商”到了晚清，终于出现了排序松动的局面，商务和实业成了老大帝国应对世界挑战之举。以前被视为边缘的商人，逐渐成了帝国复兴不得不仰仗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在劝业成风的当时，国货开始喷薄而出，走向了更广大的市场，并勇敢地迎接洋货的挑战。当然问题还是存在，从两者获奖物品可以看出，此时的国货多以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为主，表明当时两地乃至全国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下。

南洋劝业会上获奖如此之多，但一等奖中“以农产品中之丝、茶、工艺品之染织类居多，矿产、陶瓷、教育品、美术品次之，机械、武备、棉纱、面粉、水产、畜牧各占一二，机械工业品不仅寥若晨星，而且与外国同类产品相去甚远，不足以‘炫耀于人而为商战之利器’”^[4]。

尽管劝业会本意是提倡国货，但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我国之实业所以日就败坏之故”。“天产多而造少”“人造之物又以徒供装饰无关实用者为多”，造成“土货所以日弊，洋货所以日盛”。

尽管一战爆发，让西方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放松，国货有了一些生存空间。南洋劝业会之后，张謇治下的大生也发展比较迅速。然而，“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1922年后，状元实业家的事业从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日本势力趁势全面进入中国东北，把持了东北市场。也就在这一年，大生所产机纱的下游主要客户——以东北为销场的关庄布，销量大减。随着关庄布被挤出市场，张謇的大生各纱厂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1925年，大生资本集团由于资不抵债，只好提出清资偿债。次年，张謇郁郁而终。之后没几年，天津劝业场在民族资本家高星桥的努力下正式创办，1929年西湖博览会在西湖边举办，然而在军阀混战、中国政府不能保护自己民族市场时，一切都不言而喻。但是，面对侵略和倾销，斯人虽逝，血性长留。

1928年秋，浙江省政府为纪念统一、奖励实业、振兴文化，决定筹办西湖博览会。1929年6月6日，西湖博览会开幕。
第一届西博会有8个场馆，分别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和工业馆，展出商品达14.76万件。会场设有临时邮局，凡加盖“民国十八年西湖博览会开会纪念”戳记的明信片，可免贴邮票，投递国内各地。
从开幕到闭幕历时137天，参观人数总计达2000余万，盛况空前。西湖博览会与历史上著名的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1900年“巴黎博览会”和1927年“费城博览会”并称为国际性庆典。

【注释】

[1]王琳：《试论武汉会展经济发展概况》，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2]王琳：《试论武汉会展经济发展概况》，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3]马敏：《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

[4]张学继：《浅谈清末南洋劝业会》，《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