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工业化探索：状元办厂

在张謇的以身作则之下，让中国很多士人认识到，经商不可耻，无须再局促于科举一途。“各地的监生、举人有感于地方贫瘠，纷纷办厂自强。”一些实业家更是为此所激励。

张謇的成功，让人发现在盛宣怀等人“官办”之外，来自商办的力量同样巨大。这也让中国的城市，乃至国货的生长，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42岁那年，张謇下海了，此时距离他刚刚“大魁天下”才一年。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其震撼效应难以形容。

或许是多年来的游学经历，让他看透了这个社会的荒谬。

此时的老大帝国早已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不堪重负，但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不以为意，骄横依旧。1894年甲午海战之际，慈禧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文武百官出城迎驾，匍匐路旁。因逢暴雨，个个衣帽尽湿，年过八十的张之洞堂兄张之万更是久跪不能起身。然而，慈禧乘轿经过时，竟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张謇正在这一群人之中，目睹此景，心死如灰。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张謇主张 “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毛泽东评价他：（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与此同时，《马关条约》的签订，让中国多了一道枷锁的同时，还给中国带来了更深重的危机：在《马关条约》中，除了“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也就是放弃对朝鲜的管辖权，还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而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此前，西方要求割地或者开放口岸，大多位于沿海，现在日本却将自己的魔爪沿着长江伸进了中国的内陆。而且，任由日本人在内地设厂，危害更甚于洋货倾销给国货带来的伤害—在日记里，张謇痛心疾首“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尤其要发展棉纺织业和冶铁工业（即“棉铁主义”），才能抵御列强侵略。

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大生，取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日后的张謇，以“大”为情怀，创办的企业中有不少以“大”为名，如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大聪电话、大生南仓库、大储一栈等。

创办“大生纱厂”的经历，对张謇来说，就是负重前行，对国货来说，就是艰难“出圈”史。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实际上却很窘迫。

张謇选择建厂在南通。那个时候，上海的“西风”还没有吹拂到这里。它是封闭的、瘦小的，在江苏还属于比较落后的地区。但它位于长江的入海口，扼守门户。随着长江泥沙的冲积，出海口也越来越向东延伸。南通就是一座不断成长的城市，只待张謇为自己点上第一把火。张謇的创业资金只有2000两白银，没有大官巨贾的支持。所以，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订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他打算以两个月为期，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成认购。

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及存根

“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为此，他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交瘁。后来，还是张之洞给张謇想了个办法，将自己为湖北南纱局订购的堆放在上海杨树浦江边的4.08万枚纱锭“官机”作价50万两股金加入张謇的纱厂，还促成张謇与盛宣怀的合作——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但让人无奈的是，盛却因为各种考量放了他的鸽子。这也导致张謇身为名气很大的状元，还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流眼泪。

但即使如此，甚至以状元的身份去求人，忍受各种侮辱和讥讽，和从前入不了眼的人为伍，说些从前不会说的事，常感“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但认定目标的张謇，还是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且拿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www.xing528.com)

直到1899年夏天，一座拥有2.04万枚纱锭的近代化纱厂在南通唐家闸建成。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多年之后，有人认为张謇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身上具有三样内核：一是“信仰工业文明，推动工业化的发展”。他的建厂，显然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立足于工业化。除了因祸得福得到了“官机”，他还引进了不少英国器械，这也是中国最早引进的一批外国纺织设备。

二是“信仰城市文明”，他对南通城市的设计也非常具有前瞻性，采用一城三镇的独特设计。其中，他将唐家闸作为主厂区的同时，将天生港作为港口区，然后再把狼山作为私宅、花园和风景区。城镇之间，是郊区的田园和住宅。这种模式因此被誉为“田园城市” 模式，城市与乡镇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使得城市远离污染，乡镇自由发展。

一如英国规划理论家霍华德（E.How ard）在《明天：一条引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中提出的类似规划理念，重点在于化解城市发展的工业化与居住环境的环保之间的矛盾，以此建立一条隔离带。这样的布局、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构思全是由张謇及其助手自行规划、自行设计的。

三是“信仰企业文明，推崇企业家精神”。张謇并不是以赚钱为自己办实业的出发点，而是为了创建一个新世界。在创办大生的同时，他还在南通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在办实业之余，张謇还搞教育，辟垦牧，兴水利，筑交通，开医院……可以看出，张謇的所作所为都是追求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的可持续发展，他不想消灭农村和农民，而是带着公司同农户一起实现现代化，最终通过“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促进当地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资源，而企业资源又最终反哺当地和这个国家。

今天，当我们走进南通当地的张謇纪念馆，会看到一块正方形的石制屏风，上面撰刻着张謇的语录：“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朽。”

在张謇的推动之下，中国的纺织业除了拥有属于自己的国货品牌—魁星，而且还在该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无疑，这个品牌就像是为张謇“量身定制”，不是状元，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魁星”。

与此同时，南通乃至整个江苏也因此受益。在拥有了新的生产方式之后，南通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之地，一跃成为全国先进城市，而江苏也自此在中国棉纺织业界占有重要的位置，堪与当时的英国棉业中心之兰开夏郡（Lancashire）比拟。

“1918年该省之纺锤占全国所有纺锤80.32%，即以后他省纺织业逐渐发展，但不能摇动江苏省在中国棉纺织业界之领袖地位，以百分数表之，1924年以来，江苏之纺锤占全国所有之百分比：1924年为66.11，1927年为66.30，1930年为66.42。而江苏又主要集中在上海、通崇海和无锡。1922年，张謇创办并经营的大生纺织集团的一厂、二厂、三厂的纱锭总数占全国纱锭总数的6.91%。‘大生纱厂的成立和发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帝国主义的市场和原料供应，起到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作用。’” ^[1]

还有两点尤其重要，一是在张謇的以身作则之下，让中国很多士人认识到，经商不可耻，无须再局促于科举一途。“各地的监生、举人有感于地方贫瘠，纷纷办厂自强。当时临近滨海的川沙县便有读书人设了花米行、机器轧棉厂等。”而一些实业家更是为此所激励：“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一个南通，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后来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感佩，此后他建设重庆北碚，亦可说是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

张謇的成功，让人发现在盛宣怀等人“官办”之外，来自商办的力量同样巨大。这也让中国的城市，乃至国货的生长，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注释】

[1]王敦琴：《张謇一生成败得失论》，《历史档案》，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