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从生丝大战到生死大战

胡雪岩的失败，是依附于旧体制的传统工商业的失败，也是旧中国整体的失败。这一切都有待更先进的有识之士，以艰苦卓绝的毅力和践行，来厘清方向和破局。

1882年春，胡雪岩正在四处广发定金采购蚕丝，他一定想不到，自己收购的蚕丝，将成为勒住自己脖子的缰绳。

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顶商人。他不仅会投资经营，而且会投资人—从当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到晚清的中兴名臣左宗棠，他都下足了功夫。这无疑帮助了他。在以从杭州便开始经营的钱庄为本业之后，他的业务范围扩展至当铺、房地产，也触及盐业、茶业、布业、航运、粮食买卖和中药行，甚至军火等事业，当然也有丝绸业。只是，胡雪岩再努力，他在丝绸上也发不了太大的财。因为他遇到了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对手—背后是西方势力的外国洋行，它们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在中国开始落地生根，甚至反客为主。以前它们需要中国的物产，还得通过中国的代理人，但现在它们直接把洋行开在了各地的租界，甚至联合起来掌控中国物产出口的定价权。

生丝也不例外。

胡雪岩一直试图冲破这种垄断。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所以，他打算通过控制货源，来提高自己与洋行之间的议价权。他动员起自己庞大金融帝国中的每一个铜板，前前后后将上千万两白银投入这场中国国货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决战中。

当时左宗棠正坐镇两江，明里暗里施以援手，不仅命上海道台关闭驻沪外商丝厂，而且晓谕茧产地，增抽外商厘金以限制供应。甚至，就连他的商业对头，也是左宗棠官场对头李鸿章门下的盛宣怀，也在暗中帮助他进行收购—似乎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一度逼得外国洋行虚火上升，就连和“国企”上海机器织布局逐利的美商华地玛（W illiam Shepard Wetmore），也只能知难而退，寻求与中方合资。

但命运在这时来了个大转折。

随着生丝大量囤积，胡雪岩的压力越来越大。这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比如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还有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处于日益脆弱的危险之中。而此时的左宗棠偏偏从两江总督的任上再次被召入军机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盛宣怀此时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但这一次，他递过来的刀，没有刺向洋行，反而捅在了胡雪岩的身上。

盛宣怀曾在中国商业史上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但他与胡雪岩的关系实属交恶。

现在机会来了。因为电报归自己控制，所以盛宣怀能轻而易举地“窃听”掌握胡雪岩的商业秘密情报。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干起了收购生丝的生意，一边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这样一来，当初求着胡雪岩将生丝卖给自己的洋行们（日本的新机株式会社为吃进胡雪岩的生丝，甚至开出了市价外加1000万两佣金的总价，但胡雪岩却没有见好就收），变得也没那么着急了。除了进丝渠道的缺口没有被堵住，对胡雪岩更致命的问题，又出现了。之前，胡雪岩在傍上左宗棠之后，曾为他各项征战办理借款，其中包括从汇丰银行借的数百万两银子，以各省协饷作担保，每半年还一次。尽管每次本息都高达数十万，但只要协饷一到，上海道台派人将钱送来，就不会没钱给。

这一次，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先拖个20天再说。这一拖，就把胡雪岩拖得够呛。没办法，胡雪岩只得动用自己阜康票号的银子，用来救急。只是，当数十万两银子陆续离开阜康票号时，盛宣怀开始了第二步动作，他托人到票号提款挤兑，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倒闭在即。这一下，阜康就热闹了，越来越多的人误听误信，上门挤兑。此时的欧洲蚕丝丰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胡雪岩此时再想割肉抛丝，也无处可抛。当然洋行也愿意收，但现在轮到人家定规矩：先货后款，半年后再结账。这无疑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不过，给予胡雪岩庞大商业帝国最致命一击的，还是来自汇丰银行的大买办席正甫。他利用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力，斩断了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尽管席正甫和盛宣怀同是江苏人，但他和胡雪岩并没有竞争关系，相反胡雪岩也是他的重要客户，所以关系一直保持得不错；但这一次，他必须站在盛宣怀一边：因为汇丰银行背后的“老板”，正是这些外国洋行们。(www.xing528.com)

也许胡雪岩到死也没想到，洋行之所以能牢牢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也是因为他们通过汇丰银行，把控了上海乃至全中国的金融权力。

走投无路的胡雪岩，除了廉价卖掉自己积存的生丝，最终还得将自己的地契和房产也给押了出去。至于旗下的产业，阜康票号因挤兑彻底倒了，耗资近百万建起的胡氏豪宅和胡庆余堂，前者仅以1万元的价格抵给他人，后者变卖还债。1885年11月，胡雪岩忧愤之中离开了人世。胡雪岩的失败，无疑昭示着传统国货数千年来的荣光，就此沦陷。如果说盛胡之间的矛盾折射出的是中国官僚体制下惯有的内耗，但席正甫加入战局，则更加鲜明反映出国货在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越发强势的国际资本和国际势力，让他们已经很难挣到话语权，哪怕像胡雪岩这样的大商人，最终也丢盔卸甲不堪一击。

而在这些国际资本和国际势力背后，除了坚船利炮，还有更为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和金融手段。比起中国“肥水不流外人田”、由财东承担无限责任的票号、钱庄，银行的开放与股份制，让它体量更大更灵活，也更适应工业化生产和消费的竞争和需要。

大概也是看到了银行“降维打击”的可怕，盛宣怀尽管成了胜者，他还是在给皇帝上的第一道奏折《条陈自强大计折》中，除了提出练兵、理财和育人是中国的三条自强之路，还给出了一些可以具体实施的方案。后来他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也算得上是亡羊补牢吧。

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举措还有不绝的“回声”。

“30年代以后，一些金融界人士更从总结国货运动发展的经验中引出银行界应该有更积极投入的结论。他们提出：‘吾国之国货运动，由来已久，仁人志士，呼号不绝。然其成效，或限于一时，或限于一地，其不能行之远而宏其效者，岂策动者之力有所不逮？’经过思考，他们认为国货运动之所以策动力不足，就在于‘产销金融各方，未能打成一片，各行其是，力量分散’。”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下，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邀集上海部分实业界人士在1932年3月间开始举行“星五聚餐会”，借聚餐之便，交流情况，联络感情，共同商讨关于提倡国货、促进产销的政策。“经过不断地交换意见，国货界人士一致认为：提倡国货，必须有生产、销售和金融三方力量地通力合作，建立较健全的国货推销网。”^[1]于是，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得以在1932年成立。

某种意义上，国货要想走出被动、挨打的局面，除了自身要努力改良之外，还需要相应的现代化工业以及金融支撑，而这是关乎着国家进步的结构性问题。

胡雪岩的失败，是依附于旧体制的传统工商业的失败，也是旧中国整体的失败。这一切都有待更先进的有识之士，以艰苦卓绝的毅力和践行，来厘清方向和破局。

【注释】

[1]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