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国家声音：信息传递的关键

国家治理需要发号施令，执政者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将政令信息传递给对象，从而实现政治目的。信息是国家权力的载体。国家通过信息将权力抵达各个地方，让治理对象听到国家的声音。信息传递是国家整合社会的重要条件。

在传统社会，信息传递主要依靠人工方式，其传递对象和速率十分有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建驰道的重要功能就是将政令传达到四面八方。但是，由于条件有限，国家政权不可能将驰道伸向各个角落，特别是广阔分散的农村。相对作为统治堡垒的城市而言，农村处于国家信息封闭的“孤岛”状态。与此同时，农村的生产生活主要依靠自身，农村社会事务主要由农村内在的力量处理。农村人口通过面对面的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递他们要了解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限于农民生活的狭小范围内。这正是农村社会外在于国家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信息传递手段增多。尤其是报纸、书刊的出现，使愈来愈多的民众可以接受政治信息。国家开始通过信息传递整合社会。但其能力还相当有限。对于广大农村而言，国家政令仍然处于不通畅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伴随着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国家委派工作队进村入户，同时也将国家政策法令带到农村。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将农村社会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即政权组织与经济社会组织合一的组织，并服从国家自上而下的指令。为了让每个农民听到国家声音，国家大力发展有线广播事业。村庄设立广播站，有高音喇叭；家户设立广播箱，可直接接受广播站的信息。由家户的广播箱，到县乡村的广播站，再与国家无线电广播相连接，使得普通农民能够直接听到来自中央的声音。国家通过广播将亿万分散的农民整合为一体，到一定时刻所有农民都能够听到同一个国家声音。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可以说是一个“广播社会”。在道路交通不发达和报刊发行有限的条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广播联结千家万户，对农村社会进行整合。何钧力以一个村的案例描述了广播和高音喇叭的政治影响，认为：“高音喇叭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一个强象征，其搭建意味着国家权力更加深入乡村社会生活，国家的存在感愈发增强。”它既“协助权力中心构建了一个庞大辽阔的国家疆域，可以让遥远闭塞的边疆时刻与中心保持紧密联系”，又“利用感染力强、受众面广、没有文字障碍等优势，将所有能听到声音的人集合起来，完成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强化普通民众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感”。(www.xing528.com)

随着人民公社的废除，广播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有所弱化。但更为先进的传播工具——电视迅速进入农村。“村村通”工程，除了道路以外，也包括有线电视网。电视因为其可视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大受农民欢迎，改变了农民的生活世界。农村由“广播社会”进入“电视社会”。收看电视成为农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通过电视，农民可以每天看到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形象，可以每天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大大拉近了农民与国家的距离。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传播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收音机和电视，带给了印刷术一个世纪以前不可多得的盟友。”由于每天必看的电视的普及，国家不再是外在于生活之外，而是内在于生活之中。

电视的普及对于国家整合与农民认同的影响是复杂多元的。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可以通过电视直接传播给广大农民，让农民更直接地听到国家声音。自“政策下乡”以来，国家主要是通过各级干部层层传递政府的声音。在这过程中，政策信息难免被截留，甚至扭曲变样。许多地方和基层干部认为国家政策装在他们的口袋里，他们想掏出多少就是多少，想掏出什么就是什么。电视普及后，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中央政策通过电视直接传达到农民那里，地方和基层干部依靠垄断政策信息进行治理的难度增大。如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开辟了《焦点访谈》栏目，经常披露地方和基层干部违反中央政策加重农民负担的事件，使农民能够更多地了解和掌握中央政策。与此同时，农民还利用所掌握的政策和法律对他们认为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行为进行抵制，甚至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