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路与小路，通向首都的多条途径

在恩格斯看来，“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作为地域性的国家，其规模有大有小。公共权力在地域国家空间的构成和影响力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认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从国家的形成看，城市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作为国家统治者居住地的首都则是政治中心。在相当长时间里，广大农民生活于分散的边缘地带。如恩格斯所说：“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能与外界接触，才有新的欲望；农民群众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造成该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业生产特点和交通。

作为地域性国家的中国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早期的国家规模不大，以人口相对集中的城为中心。城被称为“国”，城以外称之为“野”，存在“国”与“野”的分别。郊野属于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经历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至秦始皇，多个诸侯国统一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帝国。地域规模的急剧扩大，促使国家在中央权力集聚的首都以外的各个地区设立郡县，代为行使中央权力，由此将国家权力传递到各个地方。而国家权力的传递需要交通。包括委派官员、征收赋役、调配军力等，都需要通过交通来完成。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除了实行“书同文”，就是“车同轨”。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修建道路，二是统一规定道路的尺度。公元前220年起，秦王朝陆续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三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燕、齐地区。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地区。还有一条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而修筑的、从咸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全长1800余里。驰道宽50步，车轨宽6尺。此外，还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通过拆除壁垒、修建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使我国今日长城以南、以西的地区，除西藏、青海、新疆之外，都包括在这庞大的交通网络内，便利了交通往来，有利于将国家权力传递到各个地方。

但是，由国家修筑的道路及其驿站主要是“官道”，即主要担任与国家事务相关的运输和传递。“公文的流转由驿站进行。这些驿站远达帝国四方，但仅限于运送公文、公物（如公款）和因公出差人员之用。”广大农村尚没有进入国家交通网络体系中。

一则在于国家正式权力组织只是延伸到县这一层次，国家没有能力将道路延伸到国家领土范围内的每个角落。除了“皇权不下县”以外，“皇权不到边”。由于地理原因，大量边疆地区修建道路相当艰难。如吉登斯所说：“中国是那种军队的作用既在于击退入侵者或扩充国家的领土、又在于维持内部治安的少数大型传统国家之一。然而，中国一如其他地方，垄断国家机器的这种暴力工具的愿望，永远只能部分地得以实现。”其重要限制性原因之一就是“运输和传播手段”。韦伯也将交通技术条件视为国家难以渗透到乡村的重要原因：“同一切处于不发达的交通技术条件下的世袭制国家组织一样，中国的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也十分有限。”

二则在于历史上的农村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村社会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生存，没有形成与外部世界广泛的经常性的联系，处于封闭状态。农村人口的交通主要是小范围的乡间小道。乡间小道尽管与大路“官道”相连接，但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很少，甚至一生都未经过大道。由于交通原因，国家统治在广大农村处于鞭长莫及状态。如费孝通所说，“广阔的大陆交通网络很差，权力只是名义上集中，而不是事实上集中”。这也限制了国家力量对农村社会的支配，同时也是国家经常陷入分裂分治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进入近代以后，交通技术迅速进步。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传统的陆路、水路之外，便捷迅速的铁路兴起。铁路有助于将以往分散的社会联为一个整体，也有助于政治统治。早在19世纪，马克思谈及英国殖民者进入印度时就认为，“农村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农村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农村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不列颠人把农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也开始修建铁路，交通条件得以改善，并产生对原有经济基础的改变。如恩格斯所说：“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但是，近代中国积弱积贫，交通条件的改善进展缓慢。与此同时，近代中国的铁路修建更多局限于路权的争夺，未能重视铁路在国家整合中的功能。广大农村的交通条件大大落后于城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由于交通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可以首先形成“红色割据”，在偏远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谋发展。

1949年以后，国家获得了空前的统一。支撑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就是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一则是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铁路和公路里程迅速增加。为修建铁路，国家成建制地将原来的部分军队转为铁道部队，通过专门的部队加快铁路建设。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成为世界高速铁路最多的国家。公路里程也迅速增长，高速公路更是急剧发展。二则偏远地区的交通条件改善最为明显。以往西藏与内地相互隔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队进入西藏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筑公路，将偏远的西藏与国家联结在一起。

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大改变了传统农村的封闭状态，为国家力量进入农村并整合分散的农村社会提供了条件，大大拉近了穷乡僻壤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库尔班是新疆于田县维吾尔族的一个贫苦农民。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库尔班决心“骑着毛驴”去见领袖毛泽东。1958年，他如愿以偿，到北京见着了毛泽东，但已不是“骑着毛驴”到北京的了。这个故事一度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