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扫盲：汉字简化的分析介绍

文字是人类交往的工具，也是民众与国家联系的渠道。国家意志要通过文字的方式向社会传达。在吉登斯看来：“书写提供了一种对信息进行编整的工具，这能用于扩大国家机器对物体和个人的行政控制范围。”“书写能使社会关系达致口承文化所无法实现的更为广大的时—空范域。”社会民众也要通过文字了解国家意志。而在中国，文字除是社会交往工具以外，更具有一种国家制度的特性。

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文字。但是能够认识文字并与国家交往的人并不多。一则在于长期历史上的农业社会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经验就可以使生产生活延续下去。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依靠的是面对面的直接交往，文字并不是生活必需。二则在于中国的文字需要通过学校读书才能系统掌握。而一般民众是缺乏条件和能力获得系统读书机会的。费正清通过对中国文字的分析比较，认为：“汉文成为几乎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它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社会工具。”由于书写和学习需要专人教导，因此，“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拦其上进的拦路虎，需要花费实实在在的大力气才能加以克服——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为考试入选所必需的多年寒窗苦读，是普通农民不能逾越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在相当长时间里，绝大多数农民处于文盲状态。仅仅认得的几个字也只是满足简单的生产生活需要。如费孝通所说：“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

民众的文盲状态显然不利于国家意志在社会中推行，农民无法借助文字直接了解国家的意图。吉登斯认为：“就农业国家的特性来说，行政力量的话语论说相对有限，它基本上达不到民众那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只能依靠极少数识字的乡绅治理，绝大多数普通农民是外在于政治生活的。这也是农村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重要原因。晏阳初先生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问题归为“贫、弱、愚、私”,“愚”就是广大农民不识字。进入20世纪以后，有识之士愈来愈意识到，要唤起广大国民的觉醒，当从让普通民众识字开始。如费正清指出的：“由于中国的书写文体，一向是上层阶级借以独享中国文化成果并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工具之一，文体改革以及改革后可能办到的普及识字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

中华民国建立后，政府开始兴办新式学校，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兴办学校，让文字下乡，并开始显现初步的政治成效。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了湖南农村的状况：“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提出实行义务教育，推广民众教育及识字运动。但这一运动大多流于形式，未能广泛深入到农村社会。

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作为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以政治宣传动员广大民众作为自己的政治法宝。而要让目不识丁的农民群众知晓党的主张和政策，必须让农民识字。1940年代，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借助人民政权的力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扫盲活动”。边区政府指出，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提出“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的任务。边区政府推行的识字运动，其对象主要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群众，历时数年，形式多样，并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大增强了农民的政治意识。当时有一出反映普通群众识字的戏剧《夫妻识字》影响广泛。这出戏中的话语表达了农民识字的动因。如“庄稼人为什么要识字，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旧社会咱不识字，糊里糊涂受人欺。如今咱们翻了身，睁眼的瞎子怎能行，学习文化最当紧”。农民得以识字为参与边区政府的政治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鉴于全国人口80%还是文盲的情况，执政党在全国范围推行扫盲运动。1950年，党和政府召开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开展扫盲教育。1952年5月24日，国家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扫盲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由于当时的文盲主要是普通民众，因此扫盲运动是执政党领导的，主要面向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运动。为了达到目的，扫盲运动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配合国家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各级政府从本村、本乡的实际出发，经过和群众商量，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当时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这一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字下乡”要与群众需要相结合的问题。在费孝通看来，“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扫盲运动与农村合作化运动结合在一起，使得农民不识字就无法适应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从而有了内在的动力。此外，妇女占农村人口的一半，但长期以来远离知识与文化，绝大多数处于文盲状态，因此成为扫盲运动的重点对象，成效也最为显著。(www.xing528.com)

为了让更多普通民众容易识字和使用，国家实施了“汉字简化”政策。汉字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主要为少数人使用。近代以来，参照外国文字，有人认为汉字有“三多五难”:“三多”是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多；“五难”是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汉字难写难读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识字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鲁迅甚至表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临终前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访问时指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

1922年，钱玄同等人第一次提出具体的汉字简化方案。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将改革汉字作为重要工作，并与社会主义发展联系起来。195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文字改革机构。经过多次讨论，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汉字简化就是通过减省笔画，把简笔字和俗体字作规范文字使用的汉字改革方式。直到1980年代，国家多次出台汉字简化文字。其间也产生了诸多争论。文字简化的效果尽管难以评估，但简化后的文字对于方便普通民众认识文字和掌握文字，迅速扫除和消除文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总人口多，经济文化不发达，在扫除旧文盲的同时，还会产生新的文盲。因此，扫除文盲成为国家长期坚持的国策，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全国文盲比率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

1950年代后的扫盲主要是通过义务教育的方式进行的。其载体是学校。为了达到全民义务教育的目的，各个村都兴办了学校。但在相当长时间，农村兴办的学校财政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即民办学校。由于财力有限和农民负担加重，学校教育与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有所脱节，相当部分学生中途辍学，他们成长起来后文化层次相对较低。

“农民识字”不仅为农民与国家建立联系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是识字过程也是国家意识建构过程。在传统社会，文化教育呈多元化，在农村大量的是私人举办的私塾，还有其他类型的民办学校、教会学校等。而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扫盲运动，自始至终都渗透着强烈的政治意识。特别是1949年以后，学校主要由政府兴办，即使是农村民办学校，也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只是财政供给有所不同。从教材，到课堂，到老师，整个教育过程都渗透了政治和国家意识。学生在识字过程中接受了国家话语，学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念。扫盲和义务教育实际是培养符合国家目标的“政治人”的过程。农民终于从长期外于政治和国家的百姓成为具有政治和国家意识的民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能够广泛渗透乡村社会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