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解散与合并

公共食堂开办之初，对于长期历史上温饱都难以稳定维持的农民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公共食堂与供应制联系起来，并在实际过程中演化为“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的“大锅饭”以后，其吸引力就更大了。以往农民虽然一家一户吃“小锅饭”，但在小锅里不时会出现缺米甚至无米下炊的状态。有了公共食堂这一“大锅饭”，人们不用再为一日三餐发愁，不仅“吃饭不要钱”，而且可以“放开肚皮吃”。这对于千百年来经常在饥饿线上徘徊的贫苦农民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好事。他们因此而激动，更是由衷地感谢执政党和政府。中共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一位乡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有的干部汇报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尤其是那些生活困难和做饭不方便的人，对于能够吃“大锅饭”可谓情有独钟。尽管开始有人持怀疑态度，但看到公共食堂确实能够保证供应，加之各种宣传动员，对“大锅饭”也持顺应态度。而一些地方领导人受激情所左右，除了提倡“吃饭不要钱”以外，还鼓励“放开肚皮吃饭”，使那些长期为饥饿所困的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美好梦幻。所以，如人民公社一样，公共食堂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全国普遍兴办，与农民的顺应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反映了温饱不能满足的底层人们对改变生活状态的热切期盼。

然而，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延续都是有条件的。马克思认为：“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消费的前提条件是有消费物品。供给制的前提条件是有供给物品。实行公共食堂，让所有人都能够吃上“大锅饭”，与执政者在战争期间的供给制经验有关系。但是，战争期间的供给制只局限于军队，且军队的供给也需要生产者提供。而公共食堂是在全国范围普遍兴办，生产者直接享用“大锅饭”，由此要求的条件更高。其基本条件就是能够源源不断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但恰恰是这一条件并没有充分的保证。公共食堂的兴办与“大跃进”期间各地争相开展粮食“放卫星”活动，从而造成粮食过剩的假象相关。

“放卫星”造成的粮食过剩泡沫很快就显现出原形。实际的粮食产量增长并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够持续不断地在公共食堂吃饱。这一状况首先在部分地方出现，并造成农村社会成员对公共食堂的离心倾向。但相当部分领导人并不认为公共食堂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试图用各种措施维持公共食堂。随着粮食紧张，公共食堂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中央为解决包括公共食堂在内的一系列农村问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提出：“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吃饭基本上不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但是，这一努力由于其他历史因素的干扰而一度遇到曲折。1959年9月22日的《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强调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新生事物，反对者必将被抛弃。率先兴办公共食堂的河南更是要求坚持公共食堂并将其提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1959年10月9日的《河南日报》发表题为《公共食堂好得很》的社论，特别指出，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反对公共食堂，实际上就是反对人民公社。正是在政治压力下，公共食堂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只是粮食短缺危机愈发严重，公共食堂难以为继，才迅速大批自动解散。(www.xing528.com)

公共食堂尽管对于长期面临饥饿威胁的农民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从农民生活经验看，公共食堂并不方便群众生活，“大锅饭”不如“小锅饭”自由。如在河南修武县，一些农民有顾虑：“一是认为入了食堂不方便，大家吃啥自己也得吃啥，以后吃不上小锅饭。二是担心入食堂后‘吃马虎’，算不清账，自己吃亏。三是觉得大家在一起吃饭合不来”，等等。沁阳群众的担心是：怕不自由，怕吃不好，余粮户怕吃亏，会过日子的担心浪费。河南新乡的一份报告反映，对于办公共食堂，贫农、下中农和青年人积极拥护；富裕中农则是试试看，如果不好就散摊，他们怕降低生活水平，怕不自由；老年人怕人多事多不好办，担心婚丧嫁娶、人来客往怎么办，怕天阴下雨刮风吃饭不方便；妇女担心食堂办不长，怕垮台；劳力多的怕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能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担心平时不好好劳动的懒汉一嘴插到大锅里一样吃；较懒的人有呼大堆的思想，总说“吃着，说着，总不会叫饿着”；勤俭持家的农户怕入食堂后把粮食拿出来，食堂办不好把粮食也搭上了；有的干部怕办食堂粮食超过指标，并且觉得办食堂麻烦。公共食堂兴办不久，与供给制相关的公共食堂的弊端日益明显，河北省一个队的全体党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强烈的要求，认为：“吃饭不要钱，实际把人钳；社员劲不大，下地像拉纤；干活不干活，一天三顿饭；劳多闹吃亏，劳少也不上算；全年饭费几十万，秋后想分红难上难。继续这样办，那就太危险；大家提建议，砸掉铁饭碗。”应该说，以上顾虑、担忧和反映是农村的真实想法，也反映了农民基于现实生活的特性。只是这种看法在公共食堂成为政治问题时，不仅没有引起重视，反而会受到批评，被认为是小农意识。国家化的公共食堂力图抑制和消解长期历史形成的消费生活的农民性。

但是，消费生活的农民性是以物质基础为前提条件的。由于粮食严重短缺并造成灾难性后果，以公共食堂为载体的“大锅饭”难以为继。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调查中表示：“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三年，一直不明白。”毛泽东也意识到食堂兴办后的问题，他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党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执政党在广泛调查基础上，调整了政策。196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这一规定实际上将农民消费权归还给农民，特别是将口粮等消费品的消费权归还到户。经历过与食堂相伴随的饥饿痛苦煎熬的农民对公共食堂难以再有热情。政策一有所松动，作为“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迅速解散，农民的日常消费仍然回归到家户个体的“小锅饭”，家庭仍然成为消费单位。作为消费单位，必然会产生家户个体意识。国家通过公共食堂的消费解决私有意识问题的尝试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的。这或许也是造成人民公社体制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所在。尽管公共食堂是新生事物，但在这一事物产生和延续的条件还没有达到的前提下，是很难替代原有的生活方式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