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塾到普及教育：教育下乡计划

人的意识、思维、观念不是先天具有，而是后天习得的。由此就产生了教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从而将其培育成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作为塑造人的活动，教育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方式。

传统中国的国家上层与社会底层是相互隔离的，重要原因是教育系统造成的文字官僚与文盲百姓的隔离。传统乡土社会从事农田耕作的农民不需要经过专门教育获得专门的书面知识。他们在狭小的生产和生活范围内，只需要通过口口相传的经验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他们生活在一个简单的社会环境里，主要通过简单的、相互熟悉的语言进行交往，而不需要书面文字知识，也无须经过专门的教育。因此，对于广大一般平民百姓而言，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社会”。费孝通先生对此有过专门的阐述。他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表示，不能简单地说乡下人“愚不可及”。“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境，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中国的文字产生及传递文字知识的教育主要源于国家统治。因为，国家是一个范围远远超越于村庄的复杂的社会共同体。国家要对一个个互不相干的村落进行有效治理，必须使用文字。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它可以突破口语受到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创造和传递知识信息。国家通过一级级官僚发布命令，治理天下，必须借助明确的书面文字，而不能是只有乡亲熟人才能听懂会意的口语。因此，费孝通先生说“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特别是中国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且载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含义，没有专门的教育训练是很难掌握的。费正清和赖肖尔先生评价道：“汉字与比较简易的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有某些弊端，显然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汉字。”“这套复杂的文字与那些在文化上比较简易的文字相比增加了识字的难度，这样也就使只有相当少有时间用于长期苦读的人才能进入上层阶级生活。”“因此，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需要花费实实在在的大力气才能加以克服——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西方作家也素来认为中国的考试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使聪明的农民有机会出人头地。但事实上这种情况似乎是比较少见的。为考试入选所必需的多年寒窗苦读，是普通农民不能逾越的障碍。”中国文字对于农民来说是外在于生活且十分困难的，而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则是十分必需的。因为“汉字”除了字体优美和有活力外，“另一个大优点是它很容易就克服了方言的差异或是其他更多的语言障碍。所有识字的中国人尽管他们说着互不相通的‘方言’，但都能读同样的书，都把标准的汉语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这一点至少有部分原因应从其文字中找到解释。”

正因为中国文字具有复杂性和国家整合的功能，国家的统治者历来重视专门的教育，这就是兴办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以培养国家治理的人才。这类教育机构称为“官学”，即官府兴办并用于培养国家治理专门人才的机构。“学在官府”,“官守学业”。传统国家的教育并不是面对社会大众的，官方主办的教育不下乡。一则农民生活不需要，二则农民如果知道太多，反而不利于统治。统治者往往利用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句话实行愚民政策。

在传统国家，“教育不下乡”并不是乡村无教育。因为，传统国家兴办的官学只是训练专门的治理人才，并不承担识字等基础教育的功能。这一功能主要为遍布乡土社会的“私塾”承担。私塾是由私人举办的学校，主要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延绵2000余年。私塾也是一种教育机构，只是它远远没有“官学”严格。一是它没有国家财政支持，费用主要是学生自己和其他民间人士及机构支付。二则它没有固定的学制，学习时间可长可短。三是它没有入学的门槛，一般人的子弟都可以入学。正因为如此，私塾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一则是农业生产和生活不需要太多的知识，一般农家子弟只要认识几个字就可以了，不需要接受更多教育。二则接受更多的教育需要更多的投入，而这种投入主要是用于获取国家功名，进入上层社会，“学而优则仕”。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是没有条件投入更多财力和时间的，且会冒考试不上的风险。美国学者摩尔对此评价说：“在理论上，官僚阶层对一切人开放，哪怕是地位卑贱的农民。只要智慧超群而又雄心勃勃，都能做官。但由于缺少普遍的大众教育体制，学生进行长期艰苦的学习就必须要以家族的富裕为后盾。”三则女性因为不主事，被排斥在接受教育大门之外。所以，在传统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属于不识字的“文盲”。如胡庆钧所说：“对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文字是具有神秘性的。”中国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中国农民的病根归于“贫弱愚私”,“愚”就是文盲。文盲不是不会说话，主要是不识字。“文字”未能进入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的“文字下乡”和普及教育是伴随着现代国家建构而进行的。19世纪中叶，在工业文明支撑下的西方世界入侵中国，中国遭受亡国灭种的威胁。一些仁人志士认为，其重要原因是民众愚昧。他们没有文字，不能识字，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更不知天下大势，因此是“睁眼瞎”，无法睁眼看世界，更难以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为了挽救民族，必须开启民智，兴办教育。如梁启超提出“新民说”，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要造就新民，必须举办教育，特别是改造传统教育体系。从晚清开始，中国开始了“文字下乡”和普及教育的过程。一是建立专门的教育机构。政府在地方主办学校，即所谓“公立学校”“国立学校”，教育面向普通大众。二是实行“新学”。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三是有正规的社会教育体制。1906年清政府颁布《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府厅州县就辖境内划分学区”,“每区设劝学员一人，任一学区内劝学之责”，垂直隶属于州县劝学所。“这是中国近代在建立区乡行政方面的最早官方创制。”之后，伴随“行政下乡”，教育机构成为重要行政机构。(https://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字下乡”和普及教育过程是极其缓慢的，特别是没有深入到乡土社会中。正式学校主要兴办于县城以上的城市。乡村百姓受教育程度仍然很低。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教农民识字和扫除“文盲”。毛泽东在1927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伴随农民运动，农民办的十四件大事之一就是办农民学校。1934年1月第二次全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提出：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由此在苏区推行全民识字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识字者亦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为此，边区政府开展了“冬学运动”，开展广泛的识字教育。

中国大规模的普及教育是在1949年以后。一是学校体系延伸到农村。尽管在相当长时间里农村学校属于“民办教育”，但只是经费渠道不同，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教育体系均属于国家教育。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国家通过义务教育相关法律，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一项普遍遵守的法律确定下来。进入21世纪以后，又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就意味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人口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可能。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21世纪后，重点加强和发展农村教育，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进入到巩固提高和全面普及新阶段。2008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5%，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5%；青壮年文盲率降低到3.58%以下。

“教育下乡”和普及教育对于国家整合分散的乡土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农民子弟有了知识，能够通过文字认识国家，从而将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有利于形成国家认同。有了知识还可能改变命运。以往只有少数大户人家子弟通过学习考试进入上层社会，如今一般人家的子弟也可以通过学习改变世代延续的命运。当一个人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向上流动时，他更多的是对国家体制的认同而不是反叛。近代的革命领袖洪秀全、孙中山等都是因为正式体制无法接纳他们而形成对国家体制的反叛意识的。

中国的“教育下乡”和普及教育也存在着一些农民并不认同的方面。一是“教育下乡”和普及教育是国家主导下发生的，并不是乡土社会变迁的需要，甚至某些方面与乡土社会是脱节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尽管费先生的话有些绝对，但它从乡土社会需要本身来讲还是有其道理的。中国的“教育下乡”和普及教育是国家行为，且这种国家行为主要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而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大大慢于城市，这使得现代“新学”教育与乡土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本身往往是脱节的。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他就发现农民并不喜欢“洋学堂”。“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在普及教育过程中如何调整国家化与乡土性的关系显然还是有待解决的难题。二是“教育下乡”和普及教育过程是城乡非均衡发展的。特别是农村长期属于自己出资办教育，农民出资培养的人才却都属于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乡土优秀人才大量流失，造成乡土人才空心化。这种非均衡发展造成的教育不公平感会伤害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其重要方式就是有知识的农民想的是如何“跳出农门”，而不是投身于国家倡导的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