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下乡：阶级、政党和国家意识的重要性

人是有意识的社会动物。人的行为活动受其意识支配。一个社会要实现有效治理，重要条件就是得到人心的归顺。古代中国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国家不仅仅借用暴力机器及以其为后盾的行政力量统治社会，同时也利用各种“软实力”的影响方式征服人心，获得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从而对社会进行整合。

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善于将“兵战”与“心战”相结合的国家。特别是随着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建立，以“教化”征服人心、治理社会便成为重要手段。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主要依靠强制性暴力统治，王朝很快覆亡。秦之后的汉，开始重视对“民心”的影响，不仅在国家层面确立了儒家的至尊地位，将其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且将基层政权与教化民众结合起来。如汉朝在乡村设置的“三老”职位，便主管教化。汉之后的朝代各级命官都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特别是实行科举制以后，通过科举考试将国家意识转化为乡土意识。传统国家依靠“乡绅治乡”，重要原因就是通过乡绅可以实现国家意识与民众意识的对接。如在家尽孝，在国尽忠。这种文化的一体性是实现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当然，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能力十分有限。一是“家国一体”，国家意识和乡村意识同构，国家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教化”，以建立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二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主要的是税收关系，乡村社会高度自治，政府管理主要是税收和司法。三是国家也没有能力对一个个高度自治而分散的乡村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监控”。正因为如此，与传统中国文化一体化过程相伴随的，是文化结构的二元性，即国家意识形态与乡村意识形态的二元分离。乡村社会有自己的意识，且这种意识并不总是与国家意识相一致。如传统乡村社会活跃着民间宗教。每到农民反抗王朝之时，民间宗教就扮演着整合分散的反抗力量的重要作用。

与传统国家的农民反抗不同，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场结构性革命，即革命不仅要破坏旧的秩序，更要创造新的制度。这种革命性改造，首先要改变的是人心。在亨廷顿看来，“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20世纪是中国通过革命对乡村社会进行翻天覆地改造并建立现代国家的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宣传下乡”是重要方式。

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以激进的革命方式进行，同时又依靠少数精英的宣传发动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进行推翻专制王朝统治的革命时，就将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革命需要先知先觉者运用新的意识去启蒙、教育、动员，影响和带动后两类人。推翻数千年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便是由孙中山等先知先觉者发动的。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对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使得在一个有着浓厚皇权意识的国度里，“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而且将革命的理念传播到底层乡土社会。在国民革命中，经过改造后的国民党专门成立了宣传机构，并针对农民进行宣传动员。伴随国民革命，新的观念、新的词汇进入乡村社会之中。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生动地描绘出这样的情景：“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但总的来看，辛亥革命及其后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还没有将革命宣传带到乡土社会。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宣传才进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并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乡村意识。(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重视意识的作用。马克思在研究欧洲无产阶级时，使用了“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概念，认为自在阶级只是经济地位决定的自发进行斗争的阶级，自为阶级则是具有阶级的自我意识和觉悟能够进行自觉斗争的阶级。由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便担负着将无产阶级由自发阶级提升为自觉阶级的使命。列宁直接领导和发动了革命。在他看来，工人阶级自己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只能从外面加以“灌输”。其灌输者便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都具有组织和宣传的两大功能。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对广大农民的宣传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当中国共产党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之后，更加重视对广大农村人口的组织和宣传，“宣传下乡”由此启动。

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目的是进行广泛的农村动员，将广大而分散的农民组织到自己的旗帜下。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因此“宣传下乡”的重要功能是对分散的农民进行组织整合，将农民由一个自在的阶级提升为自为的阶级，从而使之成为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革命阶级。农民的经济地位低下，是旧秩序天然和本能的反对者。但是，由于生产方式上的分散性，农民是一个特别缺乏阶级自我意识的阶级，因此又具有天然的保守性。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评价也适合于中国农民。在马克思看来：“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以研究革命、阶级和阶级意识而著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对比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意识形态，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从不可能意识到（即使借助“归属”意识也不可能意识到）‘历史中人们行动的动机背后存在的真正的推动力’。它们被隐蔽在动机的背后，实际上是历史的一种盲目力量。”在中国，宗族和宗法关系的存在，更是弱化了农民的阶级自我意识。阶级利益冲突和对立为温情脉脉的宗族乡亲人情伦理关系所稀释。此即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尤不习于阶级观点（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马克思也曾论述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重要目的是启发和强化农民的阶级自我、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意识。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共产党月刊》1921年第3号就发表《告中国农民书》，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有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了。而要使他们获得阶级觉悟，就要对他们宣传。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他认为：“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开天辟地地将阶级意识带入乡村社会，把乡村社会成员划分为一个个边界清晰的阶级，并通过宣传，提升和强化其阶级意识。如土地革命时期乡村经常可见的“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标语。尤其是专门提出“打破地方观念，打破姓氏观念”“不分姓氏地方，只分穷人富人”等口号。

“宣传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目的是将分散的广大农民组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宣传下乡”的过程也是植入和强化农民的政党意识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农民之所以不能成为一个阶级，就在于他们无法建立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传统农民的反抗都具有强烈的自发性。虽然农民领袖利用宗教等进行动员，但并没有形成一个代表农民利益、具有革命替代性的政治组织。他们仍然要依靠传统类型的统治权威来保护自己。尽管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过类似于政党的组织，但这类组织都未进入乡村社会，特别是农民中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则前所未有地将政党意识带入乡村社会。首先是通过宣传，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纲领灌输给农民，让农民觉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形成跟着共产党走的意识。其次是将那些具有阶级觉悟的农民发展为共产党的成员，使之在政党组织内进一步接受党的教育，强化党的意识。中国共产党从性质上讲是无产阶级政党，但在相当长时间，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农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农民，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其党的意识逐步替代农民意识。

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动农民取得国家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国家意识成为“宣传下乡”的重要内容。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农民虽然是国家成员，但没有也不可能参与国家公共政治生活。作为皇帝的子民，他们只有缴纳皇粮国税的义务。国家对于农民来说只是一个外在的附着物，而没有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中。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传统的中国人只有家族意识而没有国族意识。就生产方式而言，农民与传统社会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具有强烈的自我生产和自我消费观念的农民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小私有”和“小生产”意识，是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必须与其决裂的“传统观念”。因此，还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政权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新国家面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思想。教育农民就是要改造农民的“小私有”和“小生产”意识，强化国家和大集体意识。因此，在革命中形成的“宣传下乡”在革命后延续下来，只是其内容主要在于强化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强化国家、集体先于个体的意识，如宣传“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宣传“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政治国家的意识开始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之中。

阶级、政党和国家均是整体性概念。从生产方式来讲，农民是个体生产者，天生具有个体意识。但在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过程中，农民的个体意识被弱化和改造。在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性改造的条件下，“宣传下乡”成功地将亿万分散的农民个体整合到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整体体系中，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重组和改造，把分散分离的乡村社会与政党国家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