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取的忠死之谏：臣子应如何进谏？

臣下对君主一番忠心，然而如果君主一意孤行，拒绝不听且给于进谏者以迫害，那就没有必要冒死进谏而做无谓的牺牲。

依照一些理论，臣子们以为可以毫无顾忌将谏议送上朝堂，效忠君主。然而中国既无保障谏议的制度，权力至上的君王对臣下谏议，可以奉为至宝，亦可打入冷宫，甚至还可将善为恶。因此，进谏后果不甚美妙，进谏者需要冒很大风险。这就使进谏者分化成各种不同态度。概括言之，可分为三种。

所谓忠死之谏，即基本态度是：进谏者或出于为国，或出于忠君，或为道义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政治家常把这种臣子视为作臣子的楷模。《管子•形势解》云：“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荀子把为国而不怕杀头，敢于矫君之非的臣僚称为“诤臣”、“辅臣”、“拂臣”。《墨子•七患》讲到，国无拂君命大臣，是国之大患之一。《吕氏春秋》说：“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火，视死如归。”先秦有众多之人提倡对君主要敢于“谔谔”，反对并卑视“诺诺”。

尽管人们褒扬忠死之谏，但真正能做到忠谏则屈指可数。就先秦而言，能够称得上忠死直谏之臣，也只有夏桀时的关龙逢，殷纣时的比干，吴王夫差时的伍子胥。所以《吕氏春秋》云：“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所谓“数”，即必然性。 ”

一般人采取谏而不争的折衷主义的态度。其特点是：君主听谏就谏，不听就算，根本犯不上为进谏而舍命。先秦政治家与思想家持此种态度者不乏其人，如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孔子认真执行这个原则。

孟子为进谏讲过一些激进之言，但落实到行动上也如孔子。他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www.xing528.com)

在进谏与纳谏关系上，君主居于主导地位，臣不管怎样积极，除极个别例子外，臣不能改变君主的决断。进谏本是有利于君主进行统治的行为，但伴随进谏者不是福，而是祸。这正如《管子•宙合》所说：“强言以为谬而功泽不加”。故聪明者“退身”以待清明。正因如此，造成进谏者的折衷主义态度。战国时燕人蔡泽曾说：“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晋惑乱。是有忠臣孝子，国家灭乱，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戮辱，怜其臣子。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在蔡泽看来，臣子不必以死进谏，不必以死为忠，因为事情决定权并不在臣子手中，臣子将应说之言陈谏于君，即算尽了为臣子的责任。

古代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与折衷主义态度紧相联系的另一种态度，这就是“激流勇退”。此种“激流勇退”理论认为：为臣应清醒认识自己权位与君主权力之间的矛盾，当臣子达到一定权位后，仍要进谏，就可能引起君主怀疑，此时，为臣者即应很愧引退或缄口不语。范蠡是把握君主专制时代君臣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的著名人物。他说过一句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他看来，为臣者充其量不过是君主“良弓”与“走狗”。他根据多年观察，认为越王勾践其人“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所以他在灭吴之后立即隐退，从而保全性命。范蠡对越王之分析，在专制时代有其普遍意义。

顺而后谏是进谏的第三种态度，也可称之为顺谏。其特点是：在向君主进谏时，要善于寻找机会，察颜观色，忖度君主的心理，委婉曲折将意见表达出来。其火候是，既表达自己意见，又不至于触犯龙颜。《韩非子》中有两篇文章，一日《说难》，一曰《难言》，可谓淋漓尽致叙述臣子难以言状的隐密心理。《吕氏春秋•顺说》篇亦提倡顺谏，文中说：“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吕氏春秋•自知》篇还讲述一个故事：有一次魏文侯宴饮，让群臣评论自己，多数人阿谀奉承，讨主子欢心。唯独任座指斥魏文侯是“不肖君”，魏文侯听后很不高兴。任座出去以后，翟黄当即进言：“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听罢转怒为喜。《战国策》所载触龙说赵太后故事。为大家所熟知，其方式亦是先顺而后谏。

纵观历史所有进谏者，人们不难发现。以死争谏者是极少数的，多数属于第二、第三类，就进谏者本人表现看，以死争谏者精神固然可佳，但我们也不想贬斥玩折衷手法和顺谏之臣。因为造成这种现象根本原因不在臣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