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观察和分析,我们对以下比较样式的认识是强烈的。
1.苏联在解体过程中出现的掠夺性亿万富翁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了可比较的样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34]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之后,资产阶级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在苏联解体前,兴风作浪,颠倒是非,抹黑共产党的领袖,攻击社会主义,污蔑人民群众,鼓吹精英统治,宣扬资本独裁的合理性……苏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私利主义者、冒险家和阴谋家、特权阶层的各色人物,宣扬资产阶级学说,麻痹劳动群众,做着升官发财的迷梦。列宁说过:“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亲自出马还好。”[35]因而,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培养接班人的思想就显得特别珍贵。马克思说:“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36]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要有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的思想具有特殊意义。
2.近年来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使人们对战争与和平有了直观的可比较样式。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战争和动乱导致大批平民伤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现数百万的难民潮,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掠夺财富、扰乱世界秩序、维持霸权、获取最大利益的结果。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国内建设,奔走号呼国际和平,使人们对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认识深刻。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世界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理由使人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顽固坚持资本本性的那一代人的霸凌主义战争将被彻底埋葬。当前,既不要拒绝与资本主义国家正常交往,又要破除和平幻想主义。
3.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成就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可比较样式。前人劳动价值积累和科技文化积累使人类社会发展至生产自动化阶段,使财富大幅增加,为劳动者的解放创造条件,彰显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者的解放和消灭强制性分工的远见卓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阻碍,寡头对财富掠夺的花天酒地与穷苦人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的食不裹腹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人们强烈感受到,私有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可避免,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主张私有制永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主张铲除不平等根基和土壤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现实中,已经分出了良莠高下,也使人们逐步认清了资本主义如何进行自我扬弃。因此,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思想就有了突出的时代意义。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唯我独尊私利至上的霸凌主义给人们提供了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的可比较样式。思想文化积累使人们对人性和人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自由契约观发展到利益互惠观,从个人私利观发展到集体公益观,预示着人类更加平等、民主、自由、公正、公平时代的到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实现民富国强和共产主义初心的升华。人类在进步,文明在发展。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全球性传播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影响日益加深的时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因素大规模扩展的时代,也是高科技引领的自动化生产节省大量必要劳动时间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时代。通过人民民主的力量扬弃资本主义,是新时代的新特点。合作共赢,是新时代的新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牢记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7]的教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不能以不可知论指导实践而抛弃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教条式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38]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努力发展生产力。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结合中国实际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标识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和高地占据,已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成为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通过你、我、他的共同努力,可以预计,在未来20年至50年,社会主义高潮的再起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1][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2][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3][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04页。
[4][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5][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3-91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1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15-61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6-407页。
[12]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31页。
[13][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9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9页。
[15]参阅赵曜主编:《科学社会主义论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5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9页。(www.xing528.com)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页。
[19]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20]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
[21]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
[22]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1页。
[23]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1页。
[24]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25]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11页。
[26]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11页。
[27]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28]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29][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8页。
[30][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2页
[31][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2-93页
[32][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17-118页。
[33][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414页。
[35]《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2页。
[37]《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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